《穿过特别通道》

禁文秘闻 《穿过特别通道》 ●编者按：曾获国际新闻自由奖的前文汇报驻东北记者姜维平，因揭露中共高官腐败被打入黑牢六年后，又被监控三年，终于二月获准出国，抵达温哥华与家人团聚。本文描述他奔向自由的曲折经历。 ● 姜维平（左）与妻子在多伦多会晤加拿大移民部长Jason Kenny，手持他赠送的一幅字「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己没，今日水犹寒。」。 今年二月四日，从北京乘飞机到达温哥华，再转机飞抵多伦多这趟的飞行，真正地终结了我在中国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囚禁以及秘密监控的困境。我将与阔别多年的妻子团聚，开始一个新的自由写作的生活。正如二月八日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长Jason Kenny先生会见我时， 我回应他的那样：我的获释，不是在二○○六年一月四日，而是在今天。我把一幅书法作品赠送给他留做纪念。那是唐朝诗人，同样曾因言获罪坐过牢的骆宾王的诗作：「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己没，今日水犹寒。」我认为这首诗真实而生动地表达了我的心情。 出狱后申请出国被拒 二○○六年一月三日，我在大陆获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当地公安局外管处申办护照。此前我想到百年前的苏报案与章太炎的义举极大地鼓舞了我，我感到这个当年轰动一时的文字狱，与今天我的遭遇大同小异。我天真地想像，只要我坚强地活下来，不要像邹容那样死在狱中，我就能终有一天像章太炎那样，在获释之后远走异国他乡。因为我的妻小巳在二○○四年春节过后通过技术移民方式迁居加拿大多伦多，难道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巨变后的中国， 还不如腐败专制的清朝政府宽容？然而，公安局外管处却以我刑满后仍被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为由，拒发护照。我颇为震惊与愤怒。刚巧，处长雷某过去是大连市公安局宣教处职员，与我有旧，他客气地请我到他办公室茶叙，他说，我们只是执行上级指令，并无意与你为难。上面有明确规定，谁也没办法改变。大连国安与法院巳派人到楼下的电脑机房，搞了报备，把你列为出境限控人员，他们把你的资料一旦输入电脑，即便你的文本齐全，朋友再多，也难以完成出照程序。他还透露，我以前在香港文汇报工作时，与公安局长白玉祥关系不错，与原宣教处长王洪涛，新闻科长苗洪亮等人也很熟，所以大家都知道我的案件是怎么回事，但他说小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们做为朋友的也爱莫能助呀！他还一再劝我千万别吵，耐心地等上三年再说。另一个姓傅的案件科民警也承诺，到了二○○九年一月三日，我当天就发照给你，你尽管放心。 就这样，我一咬牙横心，又一个人生活与苦等了整整三年。算起来，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坐牢五年零一个月，剥权又三年，我因为在香港杂志发表文章批评东北高官薄熙来、马向东、钱棣华等人，竟惨遭中共太子党的黑手迫害，不得不与妻小整整分别了八年。 这八年，是怎样一肚子苦水泛滥的八年啊！我真想如同京剧《智取威虎山》中苦大仇深的李永奇一样高喊一声：八年啦，别提他啦！ 然而，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同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小团聚，为了实现我重新拿起笔的美好愿望，我多年来潜心忍受，一直保持沉默。二○○七年始终在为我呼吁的蔡咏梅女士于电话里告诫我：这三年你什么都不要讲，要等，等出去再说。我当然深知这话的份量。我把这话牢牢地记在心上。 办理出国护照的折磨 二○○九年元旦过后，我从黑龙江省虎林市回到大连，立即按照正常途径，到公安局去申办护照，此前我已感觉到自已即将远离这片生我养我的神秘土地，我先后赶赴山东与虎林市，最后一次探望了八十多岁高龄的大姑和三姑，并与其他亲朋好友一一道别，我还拜访了所有在我失去自由的日子里对我有过恩情的人，特别是学生时代的老师李牧与王志新等，总之一切似乎都安排妥当，好像水到渠成。 然而，在公安局外管处一楼办证大厅，我又重新拍了照片，递交了资料，但一位操作电脑的民警忽然问我：你以前有过什么案底吗？我竟一时无言以对。他又以我所缴还的旧护照需要影印为由，请我稍等。我明白了，我的麻烦还不曾完结。十分钟后，三年前见过的那个胖白的姓傅的警察，把我再次请到四楼他所在的办公室，他说，你去找国保支队吧，他们说了算！我反驳他，三年前的承诺为什么不兑现，他说按规定国保人员必须来办理手续。我立即给国保打电话，后来两个国保警察来家答应立即去办理撤销报备的手续。次日我又一次去见姓傅的那个民警，他说还是不行，要找法院，他们应当也派人到此处办理撤报手续，等两个公章齐全才行。找到法院的人，支吾半天，闪烁其辞，不做正面答覆。一会说是电脑资料滞后，一会又说等请示领导再议，叫我站在走廊里等，这又激怒了我，我当着他们办公间所有人的面，疾声厉色地指责他：我巳经苦苦等待了八年，人生能有几个八年，我把头发都等白了，等光了！难道你们没有家庭孩子？你是被电脑操控，还是按法律文书办事？他一时语塞，无言以答。他又跑到楼上去见处长，当年的雷某已升迁调离，新到的领导我不认识，此时方寸已乱的我只想骂人大闹一场。 后赶回寓所立即给加拿大的太太汇报了事情经过，我知道这部电话一直处在二十四小时的监听之中，薄熙来前秘书车克民还是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他每天都会把听到的一切告知主子，以便决策。我气愤地对太太说，我马上要在香港开放杂志发出一封致胡温的公开信，要公布这八年对我政治迫害的内幕，总之从今后我不会再保持沉默。我还说东北有辽阔的边境，只要我想走就会有办法，谁都无法阻挡。我知道这些话对他们是最有利的警告。但是太太劝我泠静下来再从长计议。 此后不久，那个国保人员电话通知我，巳经赶到法院办成了相关手续，不会再有问题。他劝我立即乘出租车去办护照，似乎态度诚恳，语调急切。一路上我思绪如麻。当我匆忙赶回办证大厅时已是午后四点钟，虽然还有十几人在排队等候，但工作人员神情淡然即将下班。我灵机一动，求助当年太太所在公司的一个同事，他任职的旅行社正巧在附近办公，这样我无须排队，最终顺利地办完了手续。春节刚过即一月二十一日我终于收到了省厅自沈阳发来的护照。 我当即电话告知国保那个警察，并对他客气地示谢，他说了一些客气话。 然而，多年来由警察对我的监禁与凌辱，我对他们整体上早就失去信任。我深知护照在手，并不意味着自由，他们随时可以变卦。我必须趁热打铁，抓紧时间飞出牢笼。否则一旦有变，我便前功尽弃。更何况我已看出国安与国保之间，在对待我的问题上显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当年在薄氏指挥下枉法追诉我的那一班人，仍然存在，只是随薄的失势而有所收敛恶行罢了，他们恨不能置我于死地，杀我灭口。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而果断地出行。于是，我在春节期间频繁与友人聚餐与约谈，对每个人都说将在正月十五后赴京办理签证，以此扩大传言，通过其中的耳目，稳住有关方面。 在北京加国使馆获得特别签证 二月三日午后，我把手机充足电源后，有意放在家中，让它不断地向国安发出我还逗留在大连的电波信号，以迷惑他们。随后在十三时三十分我乘坐大连至北京的飞机，在一个多小时后飞抵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这时，只有我大学时代的一个老同学如约在出口接我，她在北京某大学做历史系教授，几个月前由一次同学聚会才恢复联系，我知道她的英语口语特别棒，这一点对我尤为重要。我和她一同在加拿大驻北京使馆旁的如家商务酒店找到落脚之处。她在大学与我同班，年长我几岁，做过学委班长，为人特别稳重，而且才华横溢。我为能够得到她的理解和帮助感到高兴。我不仅为她单独定了一个房间，并请她在酒店旁边的东北人家餐厅品味家乡菜，谈及往事，彼此都感慨万千，不胜欷歔。当晚，我请她与驻华使馆一个外交官通话。告诉他我已经预订了明天午后十七点三十五分从北京飞往多伦多的机票。老同学说，这样讲是请他立即给你签证。这一点与我不谋而合。显然，那位外交官对我能获得护照心存疑虑而又欣喜无比，并双方商定次日十一点钟在使馆见面。他还提醒我务必乘坐加航飞机。 当晚，我和这位老同学又到使馆区去现场观察，了解周边情况。她戏称这叫踩点。一个保安对我说，你明日十一点之前到达这里就可以了，因为大部份签证的人已另有安排，这里一天只约见四、五个人，很宽松的。预约单我没有，如果保安不允许我进入使馆，怎么办？我和老同学商量后，决定在次日十点左右，先期到达使馆，相机行事。 次日早饭后，我和老同学又一次在九点前到达使馆。却不料那里不见一个人影，只有一块告示板矗立在凛冽的寒风之中。我们只好悻悻而归。我在如家商务酒店附近的公用电话亭和太太通话，她督促我抓紧时间，立即求见，获得签证之后，马不停蹄的直奔机场，不可耽误片刻。无论如何要赶上当天的加航班机。就这样，我和老同学又一次提前一个小时到达使馆门前。她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和外交官通了电话。果然如愿。不一会儿，一个身穿漂亮毛衣的女孩跑出来，带我们通过安检，进入使馆办证大厅。那个女孩请我填写表格，老同学用银联卡代我支付了一千多元的签证费，我当即以现金付她。 十分钟后，她给我当翻译，我们被安排在十八号台，回答了一个年轻签证官的询问。令老同学惊讶的是，那个年轻潇洒的签证官告诉我，我得到了两年时间可以多次往返的商务签证，并可以在此期间工作与申请永久居留权。随后，签证官让我们再耐心等待半个小时。此后不久，与我们通话的外交官带着一位女译员和刚才那个年轻人一同向我正式颁发了签证。我得到了一份特别法律文书，我在加国不仅可以寻找工作，而且两年内可以往返于中加两国​​，并在加国各地旅行，也可以去美国等地访问，这一切令我的老同学意外惊喜。那时，我还不知道加拿大移民部长Jason Kenny在获知我得到中国政府颁发的护照后，出于人道主义精神，立即签署了一份特别文书，为我赴加开辟了一条特别通道。 焦虑万状的出关过程 走出使馆，我的心灵洞开了一扇喜悦之窗。虽然早春的京城依然点点雪迹，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人们都还怕冷般深藏着真实的思想，但一股乍暖还寒的春意荡漾在我的心头。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我立即在公用电话旁把这个喜讯告知太太，她已在电话机旁不知道守候了多少个日日夜夜。二○○三年新年过后她探监时最后的祝福意味深长犹在耳旁，她说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等待一家三囗团聚的一天！现在她说，你一刻也不要停留，以防有变，应立即通关。如果失败，不要怒形于色，立即回大连，再想办法，如果成功，马上告知航班行程，并嘱我买上电话磁卡。 我和她搭上出租车，很快抵达首都国际机场，并先在二楼餐厅简单用餐，席间发现邻座客人餐后匆忙离去竟遗忘了机票与登机牌等贵重物品，我赶快叫来服务员，要她把机票等精心保存下来，并通过广播寻找他们。十多分钟后，那人回来高兴地取走了失物，并连声称谢。于是老同学笑着说，你那么好人，今天一定会顺利过关的。 以前，我读过许多异议人士，因为种种原因被拒绝通关的报导，所以心中甚为不安。甚至想像着被截留。不仅花费一万多元购买的机票造成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而且自尊心遭受沉重的打击。我一边极力控制情绪，一边和老同学一同排队等候办理登机手续，托运行李。一个办事员检查我的护照时，疑惑地问，你去加拿大做什么？探亲，我回答。他反覆查看半天，问，探亲，怎么会是两年多次往返？这种签证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于是他叫来一个长得十分帅气的小伙子，接过我的护照凝神看了一会，问，你有家书吗？我出示一份能够证明我和太太婚姻关系的公证书，他这才点头通过。 十分钟后，我的行李发走了，我最担忧的关键时刻逼近了，我的心仿佛落入了冰点，如同二○○一年九月五日，我不得不站在大连中法的审判庭上，接受荒唐可笑的审判，我的命运将不由自主地发生历史性的转变。我即将和老同学挥手道别并迎面通关。 我对她说，五分钟后，我可能会回来，我可能暴跳如雷，出言不逊，也许我会发疯。她说，你那么好人，从大学到现在，每个熟悉你的人都知道，上帝会保佑你的。 于是，我双手合拢，举在胸前。她又说，你过关后给我一个电话，我立即电话告知那位外交官，对他表示感谢。随后，我昂头挺胸大步朝前走去，在安检台前，我选择了一个中年男子，审验我的证件。因为我觉得他天庭饱满面相和善。果然，他顺利地在我的证件上盖章。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笑着问：「又出差了？」仿佛与我是老相识。 我点点头。我的一身装束庄重深沉如同老板。随后，我大步流星的走到一个磁卡电话旁，和太太及老同学通了电话。太太还在焦急地守候，这回总算长长的舒了口气，她嗓音沙哑地说，这回总算可以睡觉了。是啊，自从二○○三年春节前，她到大连南关岭监狱去探监，含泪默默地与我以目道别，至今我与她已经整整六年没有见面。我真的难以想像，仅仅是因为爱，一个女人能够带着孩子，如此坚强地走过那么坎坷而充满荆棘的岁月，并依然不改初衷和执着......我又给老同学挂了电话，她说她还在机场，正在等待我最后的结果，现在，她会马上和外交官通话的。并嘱咐我说，你一定要在起飞前和老同学韩文东等人道别，不要叫他们在读到迟来的新闻时才知道你的行踪，那样你过去的同学和朋友将心里难过。我按照她的要求和几个老同学通了电话，并把即将出国之事，最后一次告诉我的大姑及其他亲友。 一切似乎都非常幸运，但在登机前的最后时刻，又发生了一幕紧张的场面：那个先前查看过我结婚证书的人，再一次面色严峻地走过来，要走我的护照，又凝神定气反覆看了几遍，并和登机牌一一对照，最终还是挥手放行了。我又一次把提到嗓子眼的心安然地放回胸中。 在飞机的舷梯口，我手提黑色的电脑包，飞快的朝前阔步奔去，恨不得身生双翼，一下子飞进加拿大。但在众多乘客中，只有我一个人又被一个年轻漂亮的金发女郎拦住，她微笑着请我稍等，并接过我的护照查看，仿佛在验明身份。然后她又仔细地盯住我的眼睛。她甜美的微笑，微翘的嘴角以及意味深长的表情，令我疑惑重重而又温馨无比。我想，或许她是一个加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她一直在暗中悄悄地护送我登机吧。我毫不怀疑，在中国政府拘捕了《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刘晓波之后，却令世人惊叹宽容的放走了记者姜维平。这大概就是中共一直在标榜的一手硬，一手软吧。我庆幸，在其显示硬的一面之时，我苦熬了五年零一个月的铁窗生涯，并得以全身。在其显示软的一手时，我则顺利出关。 忆十年前许行先生劝我政治避难 现在，我静静地坐在飞机的座席上，看着穿行的人流，安全带却系不住我波涛汹涌的思绪，我在期待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早些到来。我油然忆及十年前的加拿大之行，想到了香港开放杂志的金钟、蔡咏梅与远在温哥华的作家许行。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我是经过金钟先生的介绍认识许行的，在参加了世界华文媒体协会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之后，我得以一个人在温哥华逗留了五天。此间，我向著名评论家许行讲述了我的顾虑和经历，并告知我在香港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批评东北地方官员的文章，并受到监控。许先生语重心长地劝我留在该地。并热心地为我找到了一个住处，安排我和一位单身老伯为伴。在我徘徊犹豫之际，还专门请来他的太太劝阻我回国。然而，那时的我，还是一个自幼在中共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份子，我觉得身为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地区的首席代表、高级记者，如果不辞而别，滞加不归，不仅对不起文汇报领导，也愧对太太和女儿。我还天真地相信了太太所言，中国进步了，不会再搞文字狱，回国后即使事发，也不过辞职而已。 记得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点左右，头发花白的许行先生亲自把我送到机场，途中我心事重重，东张西望，走还是留下，两种选择撕扯我的心。许先生说：姜先生，回去可能坐牢啊，走错一步，那你就可能留下终生的遗恨。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许先生坐在后面的席位，但他的先见之明与理性之智却令我在以后十年的岁月中苦思静想了三千六百多个不眠之夜。那时，许先生说：「我带你去见陈卓愉，他是议员，可以帮助你！」 「怎么帮？」我愕然。 「政治避难。」我听后大惊失色。 在当时我的灵魂深处，这个词等同于叛国投敌，我永远不想背叛自己的祖国。于是我选择了回国，选择了坐牢，并一次次的与死神擦肩而过...... 所幸，现在我又一次的富有戏剧性地坐上了加航的班机，我再次面对生与死的选择，我脑海中又一次浮现出许行先生那张目光闪烁和眉头微皱的慈爱面容，十年一梦，恍然如昨，我知道再也不能犹豫徘徊...... 剩下的岁月已经不多，无情的铁窗生涯已消磨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十年......虽然在我以往的岁月里，命运无情地把我雕成悲剧性人物，但却以喜剧最终收场...... 猛然，我听到了飞机的引擎轰鸣响起，如同惊雷滚过首都机场的上空。我的心在激烈地颤抖，我又一次双手合拢，喃喃自语，又一次不停的默默的祈祷：再见吧，祖国！ 二○○九年二月十七日于多伦多 姜维平：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首席记者，因在香港刊物发表文章披露薄熙来等东北高官腐败问题，二○○○年十二月被大连国安局秘密绑架，于二○○一年五月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八年，随后减刑为六年，二○○六年一月四日出狱。曾获总部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的国际新闻自由奖，及加拿大笔会的人道奖。 ... more ... 统计信息 : 1 帖子 || 3 阅读次数 Post by admin 《穿过特别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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