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屯回忆录 在线阅读

政治禁书 许家屯回忆录 在线阅读 许家屯回忆录 前言 -------------------------------------------------------------------------------- 　　　 我一向对写回忆录兴趣不大，总感觉到自己满意而又可供别人欣赏的事不多。对有些熟人写的回忆录，自夸自大，"虚报冒领"他人成就为自己有的行为，更为反感。可是，现在变了，要写回忆录了。 鬼使神差，临退休之年，碰到所谓"六·四"事件，被卷入地方官原可置身事外的宫廷之争。一个五十多年忠诚的共产主义的信徒，"旅游"到资本主义美国"休息"。这对中国共产党，对我自己，都是极大的讽刺！本来想到想不到、更极不愿见到的事，竟成为现实……。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退休后，曾关心地对我说："我已安全降落。你呢？"他可能已经预感到什么，促我早日觉悟。现在看来，我的悟性太低。 不少朋友，一再鼓励我把在香港任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六年七个多月的经历写出来，"不发表也可以，作为历史资料存起来"。反复考虑了近一年，到九一年四月，我才下定决心，写！（但先写了关于试论和平演进那篇文章。） 决心写的原因有二：一、留点资料，作为历史见证，供人参考；二、暂时由江泽民、李鹏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开除了我的党籍，一时间回不了大陆，为稻梁谋，换点稿费。 我所顾虑的是： 手头没有资料，全凭记忆。对于自己经历的事情，还可以说得比较具体；但北京中央方面的文件引证，则全无可能。既然是为了提供参考资料，自然要力求准确。但在我的现实情况下，有时很难做到。好在我是作为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相信尚有一定历史价值。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我翻阅了大量的香港报刊、杂志、书籍的有关内容，借此刺激回忆和增强准确度，总算整理出了往事的头绪，增加了信心。 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开会不做笔记，平生没有写日记。凭脑子，记"精神"，是优点，也是缺点。对于时间、地点，我一向大而化之，以为不具"精神"因素，不储入记忆元件。现在要用了，可就"抓瞎"了。我只能做到力求准确，但错讹之处很难避免。为此，若有研究者或读者发现错讹，并不吝赐教，我将万分感激——不，是十二万分的真诚感激！ 回忆录围绕中国收回香港问题的当代时间、人物，是正在进行和发展的极为敏感的话题，感兴趣的人会很多。其中内容关系到多个国家——主要是中英两国——和地区的利害，事件层叠，充满矛盾，冲突不断，有关各方见仁见智，各执一辞。作为曾经处于这一历史漩涡中心的当事人，我在回忆错综复杂的香港问题时，必然要涉及种种利害、矛盾、冲突，同时也极易引来各式各样的评论乃至抨击。而对于我的回忆录不管来自哪方面的批评，我都欢迎。"闻者足戒"，这一点，毛泽东没有说错。 为求真实，我已将荣辱置之度外，既不轻易改变原来的立场，也不会为任何压力或迎合某种观点而故作曲笔，相信历史自有公论。惟文中对某些中共党内及香港社会人士或有不便之处，则故隐其名。再一点要说明的是，当时我所主管的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范围虽然也包括澳门，但一来我们授权给澳门分工委相当大的自主权，一般事务港澳工委很少过问；二来为集中精力写好香港问题，故回忆录中对有关澳门部分略过不表。这两点还望读者鉴谅。 回忆录的立足点是中国共产党收回香港的方针、政策：到一九九七年如期收回，收回后在香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从共产党执行此方针、政策的基本情况看，有矛盾，有反复，但基本一致。全文围绕三条线索展开：中英两国的合作与斗争；香港各阶层的反应与中国领导层的对策；针对香港问题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和分歧。 香港有人评论我是"党性坚定、思想开放的共产党人"，是褒，也是贬。在他们看来，许某人似乎集矛盾于一身。不过，现在写回忆，还只能是这个立场，当然也稍有变化。我已不是江泽民、李鹏掌握的共产党党员了，也不是所谓"党外布尔什维克"——列宁式的党，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已为历史实践所扬弃（我认为，即使是邓小平，关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有了变化）。我是一个党外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我愿和中国共产党内外的志同道合者，共同摸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的模式 。 我对香港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应该承认，现在仍待开拓。重新认识香港以及当代资本主义，以为借鉴，是我自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以新华分社社长身分踏入香港后不久，即萌生的想法，在港六年多一直为此努力。自我感觉：有收获，很不够。由此才产生退休后在深圳继续研究的设想，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果。如今鼓起勇气写回忆录，亦有贯彻初衷之意。 我在回忆录中对香港前途仍保持一贯的乐观态度。今后会不会发生变化，当视未来北京领导层是能适应形式发展的弄潮手，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盲动者而定。如是后者，小倒退、中倒退、大倒退，都有可能。但我坚信，倒退不仅港人不容，全中国人民亦不容！故而总体来说，我对香港前途还是乐观的。文中对我退休后香港形势的发展，也做了粗浅的评述。一方面是难以忘情，另一方面也是聊表赤子之心，希望有助于香港的平稳过渡，常保经济繁荣，民生幸福，民主进步。 　 第一章 受命中南海 -------------------------------------------------------------------------------- 　　　 1 一九八三年四月的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把我从京西宾馆召到中南海勤政殿，正式通知我：中央决定，派我去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在此之前，我已被中央内定离开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当时正在北京协助中央组织江苏省新的领导班子。新的任命，出乎我的意料。 为香港回归中国，中英两国正在进行谈判，对此我虽有所闻，但所致甚少。新的职务，对外名义上是"香港新华分社社长"，实际上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才是"正业"，是中国政府驻香港的"总管"。而在此中英外交谈判紧张、微妙的阶段调我去香港，显然是中央对我的信任和重用。不过，我大半生一直在内地工作，搞外交纯属门外汉。加之时年已六十有七，老来还要"重新打鼓另开张"，难度不可谓不大。 看到我踌躇不定，迟迟没有表态，急性子的胡耀邦快人快语，不断催我接受。他说："中央决定收回香港，在香港实行'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试验。改革开放，中央要借重香港、澳门，需要一个有魄力的人，你在江苏搞经济有经验，有创造性，新的工作适合你。"又说，"港澳工委在你去后，提升为省级单位，不久将发正式文件。"他还告诉我，"你去香港是我提议的，常委一致赞成。报告小平同志后，他也同意。" 突然而来的任命，令我想起参加共产党的初衷，就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西方列强的凌辱，建设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其中自然也包括收回香港，洗雪国耻。再者，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共产党的铁则，也是我多年养成的党性，从未讨价还价。而离开江苏时的某些不愉快之事，又使我憋了一口气，可以去开创一个新的天地。我下决心接受新的挑战，说道："感谢中央的新人，我去！"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特殊使命——由共产党人去维护香港资本主义制度至少五十年不变，并保证香港继续繁荣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听到我的话，胡耀邦高兴地笑了。 新的任命，同样出乎国内一些人的意料。江苏几个反对我继续在江苏工作的老人，有人慨叹："真没想到，许家屯因祸得福。"其实，我自治离江苏非祸，去香港非福。而江苏省还有些干部不了解香港新华分社负有特殊使命，将其同江苏省真正搞新闻的新华分社（省厅级）等同起来，甚至说："许家屯为何去做新闻工作？为何降级了？"他们以为我犯了什么错误，改行降级使用了。 香港方面的不少人也感到意外，反应却大不相同。首先，他们意外的是这次香港新华分社社长的"规格"超过了前任，居然由一位中国中央委员、省的第一号人物（我当过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出任，很不寻常。 意外之二：新上任者，竟是一个从无外交经验，出身内地的"土八路"。原来，香港盛传原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的王匡调回后，将由中国驻英国大使柯华接任。在中英正进行香港回归祖国问题的谈判时，以柯华使英的经历，出任此职，显得较合情理。据我所知，这种传闻亦非空穴来风。北京某些老人确有此建议，负责侨务及港澳工作的廖承志也曾表示"可以考虑"，惟中南海始终没有表态，胡耀邦等似另有想法。 意外之三：二十多年来，香港新华分社历任社长，都是广东人：就连副社长及其他负责人，也多为广东人。而新上任者，同广东毫无关系，是一个地道的"外乡佬"！这里讲一段插曲，或许能解答这一改变我人生命运的意外任命。 一九八三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全家在上海休息、过节。春节后，全家到苏州。我从南京赶往苏州，陪同邓小平游览苏州园林、郊区名胜古迹，参观人民公社。那几天，邓小平全家都玩得很愉快。我们同乘一辆面包车。一路上邓小平谈笑风生，经常抱起邓楠的女儿——他的小外孙女逗笑，也不时听我说明沿途的景物。很少涉及工作。 邓小平下榻南园宾馆。南园宾馆原先是蒋介石的前妻（大概是陈洁如）的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苏州市政府将几座国民党官员的住宅——当时称作"逆产"一一没收，合并改建为招待外宾和高级领导人的宾馆。林彪看中了这个地方，在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又专门拨款为他在此新建别墅一座，让他长期居住。这座别墅，可供林彪足不出户享受日光浴，他的老婆叶群在室内游泳。邓小平全家，这次来就住在这座别墅内。 我是地方官，中央负责人来地方，尽管是休息，我也要汇报地方情况，请求指示。我找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请他安排时间。王瑞林先是"挡驾"，说："老人家来休息的，免了罢。"随后又来电话："老人家同意和你谈谈。不要超过二十分钟。"给的时间太短了。我问："谈些什么好！"王瑞林回答："讲些带新意的事，老人家有兴趣。" 中国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全国都在讨论执行邓小平提出、中国中央通过的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本世纪末，全国工农业产值翻两番，国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的目标。党内许多人充满信心，劲头十足；但对此缺乏信心，担心浮夸再现，重犯"大跃进"错误的也不在少数。 我从一九五六年起即担任江苏省的领导工作，起先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曾是全国最年轻的省级领导人之一。"文革"时期被打成"走资派"，中断了四年。一九七零年复出担任副职。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翌年出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到一九八三年，已在江苏省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二十七年。 当时，我从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了江苏省卅多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认为江苏省已经开始摸索出一条不同于全国其他很多省市的高速发展的路子。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到六年的时间，江苏省的经济成长就在原有基础上翻了一番：在中央新的决定的鼓舞下，估计不需五年，可以再翻一番。因此，江苏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不必等到本世纪末，可以提前达成这一目标。但省内几个反对我的老人，指责我"日子才好过几天，又搞浮夸"，"只顾自己，向上虚报邀功，不想想全省的日子怎么过"。把我说成是个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对我压力很重。 向邓小平汇报时，我就以江苏省围绕能否提前达到"小康"水平的分歧和争论为主要内容，从我为何认为可以做到这一点谈起，具体阐述了我的根据。 邓小平听汇报不需要人记录，室内只有我和他两人。以前我跟邓没有直接接触过，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谈话，我印象中，他水平高，是一个原则性强，一丝不苟的领导人，他说话不多，言简意赅，我对他很尊敬，心情有些紧张。 记得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北京一次全国性的农业生产会议上，华国锋、邓小平和李先念等领导人坐在主席台上，我和其他几个省委书记也安排坐在台上，会议结束后，身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首先离座步下主席台，邓小平和李先念这时也站起来，两人谦让，谁也不肯走在第二位，当时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排名在李先念之后，看来李先念尊重邓小平党内的资历，让邓小平先走，双方谦让了一会，邓小平很严肃地对李先念说："按原则，你应先走。"李先念很尴尬地只好先离开。这件事更加深了我对邓小平一丝不苟的印象。 汇报一开始，我就发现邓小平对我的话题很有兴趣，他不但专注地听，中间还不断地提问。王瑞林约定的二十分钟过去了，我看见王瑞林在门口转了两趟，见邓小平和我谈兴正侬，就走开了。 我首先告诉邓小平，江苏省的情况有别于许多省。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党政，宣布"全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然而，江苏省在七六年前的那几年，工业产值年增长率均在二位数，农业成长也在百分之五、六左右。我根据现实，在全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江苏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要有一个新的跃进。结果招致省委持反对意见的几个老人批评："不与中央保持一致"，"不搞治理整顿还要盲目冒进"。但我们坚持高速发展的方针，到一九七九年，江苏省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上海、辽宁，跃居全国第一位。其后也一直保持这种发展势头，调拨给国家的粮、油、猪肉等连续几年高居第一、二位，成为支援全国的重点省。 听到这里，邓小平问："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呢？" 我分析说，这恐怕同"文化大革命"中军管期间许世友——当时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做了两件好事有关。一是把江苏省造反派两个主要派别的坏头头压下去了，使江苏省比起其他地方乱的时间比较短，范围比较小，程度也较轻；二是较早"解放"了大批地方干部，从省、市到县、公社，掌握生产的，大多是原来有经验的干部，不像有些地方出现军人"瞎指挥"的现象，基本上没有走很大弯路。 我并说："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时，确实认真地分析以前犯的错误，'解放'后，根据这些认识，主观上尽量避免重犯，同样有这样经历的地方干部不在少数，我看也是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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