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禁网新闻: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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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焦国标副教授抱怨说，“60年来文学文献一片空白”。国标说的当然是中国国内的情况。而国外，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如宋永毅、丁抒等编辑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数据库》，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杨继绳的《墓碑》等等，都是了不起的贡献。

文学方面，现在也有了。这就是1957年受难者殷叔平先生的《秋望》！

这是一部长达170万字的巨著。这是一部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叔平先生的《秋望》，几经波折，终于在香港这个英国前殖民地出版了。

这是又一件让真诚的共产党员们蒙羞的事：不知老共产党员、老干部、老共军辛子陵先生又怎样为他“伟光正”的党难过呢。

2010年9月25日，辛子陵在欢迎被渭南警方绑架的《大迁徙》作者谢朝平被释回京的座谈会上说：

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协商会上，明确地說：“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时间过去了7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对抗《宪法》，对抗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强烈要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殖民地人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民主基地。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仆”批准。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

这里，我想纠正辛子陵先生的一个说法，“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真的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吗？当然不是，当时不但有民办的报纸、刊物，如《大公报》、《文汇报》、《观察》等等如点点繁星，遍布中国各地；更有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安定团结、破坏全国统一、叛国资敌的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公然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陪都重庆公开出版。

试问，现在国共又“合作”了，共产党敢让《中央日报》在北京复刊吗？

辛子陵先生又说：

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这个共产党太让它的忠心党员失望了，他们已经以这个自吹是什么“先进代表”的党为耻辱了。它既不如“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也不如被这些共产党员所打倒的国民党，更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多么可耻呀！

辛子陵们自认“有历史局限性”，他们念念不忘“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李锐诗句），虽然“廉颇老矣，一饭三遗矢”，仍然发起新的一波签名运动，辛子陵、李锐、胡绩伟诸老又给全国人民（被）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写了公开信：《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此信已经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反响。

辛子陵说，去年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是23万起，不仅是民心思变，而是已经是民变蜂起。维权运动主力一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三是复员转业军人，数量越来越大的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就是失业。当局把工农兵都往绝路上逼，连有几十年中共党龄的老干部也成了“维稳”（专政）对象。辛子陵先生问：你这个政权还依靠谁？

其实，这个问题不问可知，当然还是暴力和谎言。

中共一小撮分赃集团和历代必定覆灭的王朝一样，一定会在挣扎中走向死亡的—它也逃不出所谓“捣乱–失败–再捣乱–最后灭亡”之规律；只不过它现在财粗气大，可以不断的增加维稳经费和军费，靠豢养的大批警察、特务、网警、五毛党和军队，而还能苟延残喘一时而已。这也就是叔平的《秋望》和辛子陵的《放言救党论国是》、李鹏的《六四日记》、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等等一样，都要在香港出版的原因了。

《秋望》作者叔平先生，当过共军，是中共党员，写过歌颂共产党的小说、诗歌，是一个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跑的人，可是共产党却把他打成极右派分子。叔平先生有什么罪过呢？一，同意“党天下”说；二，反对“以党代政”；三，为流沙河、张贤亮、南京的“探求者”叶至善、陆文夫、高晓声及《延河》编辑部的余念（玉杲）、王愚等辩护；四，说了一些主张独立思考和民主自由的言论等。

这些在全世界人看来，都不过是常识的东西，却被毛泽东、共产党看成洪水猛兽，于是被开除中共党籍、“开除公职”、送去马栏劳教农场和上畛子劳改农场“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

《秋望》共三部，长达170万字，是一轴苦难的漫长画卷，它记叙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追求正义良知、民主自由的百年痛史，血泪斑斑，尸骸遍野，是毛泽东共产党统治下中国这个960万平方公里大监狱的缩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共产党黑暗、血腥、惨无人道的半个世纪统治下的血泪帐；囿于资金，现在同读者见面的只是第二、第三部，这两部主要是写作者从1957年起被折磨、被迫害的20多年血泪记忆。

《秋望》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不同的只是，苏联只有一个古拉格，中国却有千千万万个古拉格。

作者作為180–310万（其中55万于1979年被“纠正”）各种各样的右派分子中的一个，在中国西北的监狱里被关押了整整22年的囚徒，他的记录是真实的。作者文风质朴，像写日记一样，给历史和后代留下了血淋淋的记忆，也给将来审判作恶者准备了呈堂证据，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一小撮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这部纪实小说中，有一段描述耐人寻味：

就在5.1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邵管教代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郑重地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解放台湾的进攻战开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要剿灭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彻底解放台湾的决心付诸实施了！”几乎所有劳教人员，都不由自主地用自己的方式，振臂欢呼，指天划地，敲打身边一切可以敲打出声响的东西，是夜，我兴奋无比，彻夜激动亢奋！我甚至钦羡又崇敬地想象着我们正在海上浴血攻击，在漫天漫海的战火和枪林弹雨中，呐喊厮杀，瞬间负伤牺牲，仍一往无前的英雄群像，并深为自己未得亲自参与而羞惭……沸腾的思绪，喷涌的内心情感，使我情不由己，奋笔书写了一首欢呼台湾解放的诗。

自己都被当作反动分子关在监狱中，正遭受着种种非人的待遇，却还在表明自己也有爱党爱国的“进步”。人们不禁要问：就这样的都是反动派，那海峡对岸的岂不是更加反动透顶，死无葬身之地了。这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但这就是当时的荒谬现实。

右派分子遭受非人的待遇，饥饿、劳累、肮脏、酷刑、毫无人的尊严，但他们还是要活着，那怕连牲口也不如地活着。这不仅是180–310万各种各样的右派分子的悲哀，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当然，人们也可以这样问，这些人也是反动派？把这些好人当作反动派的毛、共产党一小撮是不是疯了？确实，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毛泽东、共产党的反人类的反动本质。

毛及其一伙，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和既得利益，同时攫取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利益，就要不断的制造恐怖和谎言。“团结95%”就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最大谎言，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以“团结95%”为借口，打击、杀害 5% 的“一小撮”。但是，一次又一次的5%，就使每一个人都有受到迫害、杀戮的危险。

例如，土改的积极分子可能是三、五反运动的大小的“老虎”，三、五反运动的积极分子，可能是肃反运动的反革命分子，肃反运动的打手有可能是整风运动的右派分子；1957年的左派可能是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历次运动的得益者，在文革中又通通变成走资派、叛徒、特务……所以，自中共上井冈山以来，死于中共屠刀和暴政之下的中共党员、中国人民估计达1亿之谱。

仅仅文革浩劫10年中，据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承认：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就达到2,000万，受到迫害的更达到1亿人。按共产党的习惯，这当然是被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革命是疯狂的绞肉机，每一个“革命者”都有被绞进去的可能，被害、被斗、被关，被饿死、被杀害。因为这个制度既然不能保证5%的安全，当然也保证不了95%的安全。从中共中央主席、总书记到普通老百姓，概莫能外。刘少奇（打倒王明、打倒高岗、打倒彭德怀、打倒彭真，最后打倒了他自己）、林彪、赵紫阳（手上至少有广东人的血）、彭德怀（批判教条主义和抓右派分子，绝不心慈手软）、罗瑞卿（镇压反革命的刽子手，最后自己成了反革命）、李震、刘传新（以上二人，在为毛泽东屠杀了许多仁人志士后，自己也悲惨的落得自杀的下场）、陶铸（仅仅在两广，就屠杀了数以万计的“土匪”、“地富分子”、地方主义分子，血债累累）、江青、潘汉年、陈绍基，等等，在他们享有特权的时候，是从不把别人当人看的。一旦沦为阶下囚，别人同样也不把他们当人。

毛泽东一死，他的老婆、侄儿马上成为罪犯，他也就成了全中国最伟大的反革命家属了。如果说这是报应的话，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只相信特权，而不相信制度。

中国人太不肯反思，不肯总结教训。你看，现在那些官员（从中央到地方）、警察、国保、特务、城管、拆迁队、文化稽查队、扫黄打非办，仍然穷凶极恶，与民为敌，实际是在自掘坟墓而不自知。

刘晓波的《08宪章》是给了中共一个下台阶（这就是所以部分人士要批评和咒骂刘晓波的原因），而中共居然把他投入监狱，实在是利令智昏。毛说：“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毛泽东选集》，第3卷，730页) 现在拿来当年攻击、诽谤国民政府的话来批评他和他的党，不是更恰当吗？这真是天大的讽刺—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

李自成围困北京城时，有人建议崇祯皇帝拿出宫中的金银财宝来劳军，但是皇帝舍不得，结果城破自杀。宁可死，也不肯把既得利益与别人分享，哪怕只是拿出一点点。例子代代都有—就是因为统治者太相信自己的权力，太相信镇压，太相信屠刀。

请中共领导人和一切既得利益分子好好想想这一类史不绝书的“教训”吧。

让别人活下去，是你们自己也能够活下去的最佳保证，请放过刘晓波，放过一切异议人士，平反包括反右派运动在内的一切冤案！把一切属于人民的权利还给中国人民。

为了留下记忆，留下证据，作者说，“我已将我的房改房向银行质押，贷了10万人民币。如果出书后我遭逮捕，我也不再需要住这个房子了；若不入狱，我就还贷。”

1979年，叔平先生大义凛然地拒绝了中共恢复他的中共党籍的决定，2010年，叔平先生又一次做出毁家出书的决定。对一个1936年出生、历经苦难的老人来说，这是他最后的斗争，这也是他最后的牺牲！

我向他老人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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