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禁网新闻: 李大立：百年前中国的议会政治在这里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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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10月23日讯】 2011年对全体中国人都是一个很特别、很有意义的年份，因为一百年前的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三百多年的满清异族统治，同时一举结朿了中国二千多年封建制度，正如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庞大的中华帝国第一次走到了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第一次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严峻抉择。这就意味着，也是第一次迎来了走西方宪政民主议会政治，和世界民主潮流接轨，从而振兴中华，国富民强的大好机会，可是万分可惜啊，虽然有幸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是这棵共和幼苗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爱护和培育，反而受到各种打着“革命”旗号的封建势力的摧残，未能如其他民主国家一样茁壮成长，以至早早夭折了。漫长的一百年来，中国经历了帝制复辟和反覆辟、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国共内战，共产革命、社会主义大试验、“改革开放”……始终未能挣脱独裁专制社会的桎梏，十几亿大陆同胞至今仍然活在独裁专制统治之下。

故此，2011年海峡两岸三地、全球的华人同胞无不怀着既庄重又无限痛惜的心情以各种方式纪念着这场一百年前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的大变动。笔者作为一个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会员，一个居港的自由撰稿人，也受邀参加了香港自由社团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筹备工作和各项纪念活动，在香港得政府资助以“纪念辛亥革命暨中华民国一百周年”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回忆性新作《往事如烟》同时在香港及海外媒体上发表了几篇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文章，不想引起了“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王国举先生的注意，几经周折联络上我，要求提供先祖父容伯挺的个人资料及遗物，并邀请去广州参观该搏物馆特办之“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文物展览”。于是笔者趁2012年春节回乡探亲之便联络上了王先生，王先生是中原河南省藉人士，在广州读大学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对广东作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深感兴趣，有心尽毕生之力从事辛亥革命之历史研究，他告诉我说，2011年逢辛亥百年，全国兴起“民国热”，因为广东是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留有许多历史史迹，引起了国人的巨大兴趣，全国各地来广东参观访问者众。笔者作为一个盼望祖国民主化的中国人，同时也作为一个广东人、祖辈曾参加这场革命并为之献身的后辈，心中真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欣慰：我感觉到正如《上海滩》/(还是《黄飞鸿》)粤语插曲所唱：“昏睡百年，国人渐己醒……”。这意味着广大民众己经开始从六十年共产党铺天盖地的洗脑式红色宣教中醒悟过来了，从只知有共产革命，不知辛亥革命，到摒弃共产专制向往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民主共和，这是中国一个巨大的变化，民心所向的巨大转变！但是，遗憾的是王先生告诉我，参观访问者大多趋向广州郊区的黄埔军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旧址，平均每天涌进过万人；而另一辛亥革命重要史迹“广东省咨议局”旧址(现“广州革命历史博物馆”) 参观者却寥寥。我猜想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拜共产党六十年红色宣教所赐，国共两党为数众多的高级将领如林彪等都出自黄埔军校、国民党蒋介石和共产党周恩来曾任校长和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在近代中国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共产党无论怎样敌视国民党和蒋介石都绕不过黄埔军校，故经历了六十年中共迭次政治运动其旧址仍得以保留，国人慕名而来；原因之二则是笔者最担心也最不愿意见到的是否因为共产党长期向民众灌输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崇尚武力的结果。

百年前之1905年，摇摇欲坠的清廷向全国人民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次年，颁布九年预备立宪诏——这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开端——与此同时，模仿西方立宪制国家地方议会，开始在各省筹设咨议局。作为中国清政府为预备立宪而设立的地方咨议机关。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10月19日上谕筹设。次年7月22日颁布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后，各省着手选举。

　虽然这是数千年来一个濒临灭亡的外族政权在中国首次自上而下的学习西方国家议会政治的尝试，但相对于一百年后执政六十多年空喊“民主”却连乡村级的民主选举和民意机构都没有的中共现政权，无疑己是开放、进步多了。清末制定了关于省级议事机构咨议局的组织权限和活动原则的法规。该法规公布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1908年7月22日)，共12章62条。详细地规定了咨议局的宗旨、选举人与被选举人的资格、咨议局的组织和职权。以及规定各省督抚同咨议局的关系。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摄政王载沣(1883～1951)命各省根据《咨议局章程》设立咨议局。至1909年9月，全国除新疆外各省都设立了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并于10月14日同时召开第一次常年会。1910年10月3日又召开第二次常年会。1909年2月，两广总督张人骏着手成立广东咨议局筹备处，他聘请邓华熙、张振勋、丘逢甲等22人为“议绅”，又向留日学生金蒲崇、金蒲芬等人筹得资金，选址大东门外，兴建广东咨议局大楼。咨议局坐北朝南，正面开阔地带有一石拱桥连接入口前草坪直达位于大东路（今中山三路）的大门，成为出入该楼房的通道。石桥两侧各有大小相同的石砌荷花池，置有石扶栏。由主楼——草坪——荷花池、石拱桥——大通道——大门形成中轴线，整个建筑群体配置颇具气势，中西方建筑风格融为一体，既有罗马式圆形柱廊建筑风格，又不乏中国园林建筑的小桥流水。

　据辛亥革命研究专家考证，清未各省兴建的咨议局建筑，现仅存广东、湖南、湖北三座。与广东省咨议局差不多同时兴建的各省如湖南、湖北(俗称“武昌红楼”今“辛亥革命首义纪念馆”) 中，以广东省咨议局大楼最西化(最具西方议会建筑风格) 且日后之政治活动最多。该建筑主楼为圆形的两层高的砖木结构楼房，属西方古罗马式议会建筑风格，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主楼为前圆后方的两层楼。门前有4级台阶，拾级而上，面对的是一个弧形联拱式的门廊，正中有4根仿哥林思式柱子，直顶天花，气势磅礴。上下两层的结构相同。正门入内是一个弧形的大厅，厅内立有8根大柱，空间开阔，内有弧形的回廊。大厅中央的天花为半球形圆拱屋顶，拱顶根部开设一圈玻璃百页窗以利光线透入。大厅的左右两侧均有耳房，二层设旁听席向外界开放，一百年前，己达世界先进水平。为什么会选址于此？个中原因历史并无记载。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说，据他的推测，首先这里是当时的市郊，有大块空地可以兴建办公大楼；其次，这里距离当时广州的行政中心越秀路一带也比较近，办理行政上的事宜也会较为方便。

此后清末民初乃至国民政府时代，咨议局大楼都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列举如下：　

宣统二年（1909），广东咨议局成立，第一任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卢乃潼，咨议员陈炯明等72人，多属守旧派。

　　咨议局成立至1911年12月22日结束，共存在两年两个月，提出并议决各项议案127件，包括法规、财政、经济、教育等方面，对广东发展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

　　1911年广州爆发“三?二九”起义失败，牺牲的革命党人陈尸在咨议局前，后由革命党人潘达微殓葬于黄花岗，当时新闻报纸曾以“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人碑”为题作过报导。

　　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东各界在咨议局集会，庄严宣布广东脱离清政府独立，成立都督府，推选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此后咨议局先后改为省议会和非常国会。1911年12月，通过选举成立临时省议会，议员名额120名，并颁布了《临时省议会选举法》，临时省议会的办公地设在广东咨议局旧址。

　　1913年，临时省议会改组成正式议会。

　　1917年8月25日，随孙中山先生南下的议员以国会非常会议名义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开会，制定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统率海陆军并行使行政权，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

　　1918年10月，非常国会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召开会议，以第一任大总统任期届满为由，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设总裁制。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离粤赴沪。非常国会选出岑春□、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林葆怿、伍廷芳、唐绍仪七人为总裁。

　　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开会，出席议员222人。会上由议员丁像谦动议，废除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授予北伐全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5年10月至1927年1月间，广东咨议局旧址被用作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毛泽东在这里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和主办《政治周报》，国共两党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周恩来、刘少奇、何香凝、谭延闿等曾在此工作或活动。

　　1926年初，由李富春主持的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在广东咨议局旧址的附属建筑物内开办。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召开，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国民党的右派份子进行了制裁，并选举了36名中央执行委员和24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等17人。

　　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召开，这次大会选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届执委35名、候补执委17名，选举苏兆征为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

　　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在广东咨议局旧址的附属建筑物内开办妇女运动讲习所。

　　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在此召开。

　　1927年，国民党中央北迁后，广东咨议局旧址成为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所在地。

　　　　国共两党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为了适应革命形式发展的需要，1925年 11月，国共合作大本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越秀南路惠州会馆迁到这里办公。国共两党代表参加的最高政治决策机关政治委员会也在这幢房子后座的原粤军总司令部楼上办公。当年，国共合作的许多重要政策、法令、指示就在这里制定，对革命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不少会议也在这里举行。国共两党大批革命活动家毛泽东、林祖涵、谭平山、吴玉章、邓颖超、李富春、沈雁冰、萧楚女以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都曾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

　　这里也是工农群众集会的重要场所。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东省农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单位亦经常在这里举行会议。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就联合在此召开。共产党工人运动领导人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以及全国各地代表一同在此参加会议，为中国工人运动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省区代表在此举行了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等问题。

　　1927年1月，国民党中央北迁后，这里一直成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所在地。

但据王先生介绍，该馆先后作为国民政府非常国会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及省党部所在地，毕竟与共产革命缺乏直接关连，故共产党掌政后，屡屡遭遇被拆卸的危机，幸得一班辛亥遗属和民主党派力争，先后闹到共产党的“南天王”叶剑英、陶铸处，结果加进许多与该旧址不相干的1927年共产党“广州起义”的内容，将其改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才得以保留下来，1958年在主楼建立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2006年5月，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此可见，共产党即使是对待历史文物，也必以其“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一党私利为先，国家民族的利益则完全置之不顾。该馆旧址明明是清未宪政改革和辛亥革命的产物，而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与共产革命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一切”一党独裁的目标风马牛不相及，硬要将其扯在一起，实在给人一种尴尬和呕心的感觉，笔者设想，只有将来有一天政府能将其还原成真正的“广东辛亥革命博物馆”，清除一切与广东咨议局和辛亥革命无关的内容，该政府才够得上称为民主政府，中国才算实现淞χ屑幔幢阋缘峋叵党鋈胃倍疾文保虼擞肜瞎鹣档尼骸酢⒙?荣廷结下不解缘。袁氏死后，根源出任陕西省长。至民国六年反段护法战争发生，根源且实际掌握了驻粤滇军，与“非常国会”内政学系议员相表里，表面拥护孙中山，而实际与两广实力派的地方军阀陆荣廷、陈炳焜合作，割据华南，与北京的段祺瑞和研究系相抗。李根源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虽然生了一脸麻子，然自诩为 ‘智珠粒粒’，却也与事实相符。

不过根源虽然是政学系的实际领袖，却甚少正式露面，所以在当时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则以‘南关五十号 ’的杨永泰为马首是瞻。杨永泰（畅卿）为广东茂名人，生于光绪六年（一八八○），小李根源四岁。以广东佬而毕业于北京汇文大学法科而从政。也是北京参议员时代的元老。畅卿是一位案牍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质疑问策，杨氏能于谈笑之间立拟上、中、下三策以对，无不妥切。他在广东既享地利，又怀钜金，因此坐了政学系的二把交椅。

以这样两位纵横家，与拥兵十余万，占两省地盘的地方军阀相结纳，因而孙中山在广州祗顶了个‘大元帅’空衔而一筹莫展。但是中山的英雄本色，硬要搞他毫无本钱的‘护法运动’和‘非常国会’，便逐渐引起政学系和桂系驱孙之心了。民国七年四月广州“军政府”终于在政学系暗地里策划划之下改组。孙中山被拉下“大元帅”的宝座，而代之以“七总裁”。桂系首领岑春□却被选为“主席总裁”。孙中山护法不成祗好到上海去著书了。

民国八年夏季，杨畅卿又利用桂系和广东本地人的矛盾，而因缘取得广东省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时政学系在华南真炙手可热。但是他们也知道搞政治，还须到北京去，广州终非久恋之乡。所以他们在广州一切做法，都是志在向北京作观望，以便卷土重来。不幸此时还有一批拥孙的议员，真有志以广东为正统，要在非常国会内通过一部在北京便已开始拟定的宪法。政学系认为此风不可长。在畅卿一度策划之后，政学系小试牛刀，来个“总缺席”，宪法会议便顿时流产了。这实是政学系以集体行动正式公开杯葛政敌的第一次。

当民国十二年十月曹锟贿选时，政学系遂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个投曹锟票的“猪仔”之中，政学系的领袖们皆不与焉。所以不论政学系的功过如何，这一点还是值得史学家赞扬的。不过“猪仔”们的灵魂，虽只值五千元一头，但是当议员还有不做猪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学系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须而公开反对，这都表示政学系这批领袖们，虽都是善于纵横捭阖的政客，但是他们也还有相当操守，和相当独立的主张，为人处世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又岂是一味骂军阀时代一无可取的后世“委员”和“代表”们所可企及！？

盖中山于民国十二年初驱逐陈炯明，重组大元帅府之后，广州已是与政学系有旧怨的清一色孙系人物。他们绝不许政学系人物来广州作祟。加以这时中山已实行“联俄容共”。年轻的一辈更把政学系看成北洋军阀的帮凶，是反革命分子。政学系领袖们因而又作了投奔无门的丧家之犬。直至国民党于民国十六年“清党”之后，他们遂又在国民党下，生起根来。

在国民党掌握大陆政权的后期，派系纷立的局面之下，“政学系”实是炙手可热的最有力量的派系之一。在这些小派系中，“政学系”的资格也是最老的，因为国民党当政时的派系，除它之外，其余全是一九二四年改组以后才产生的，而“政学系”却是一个“齿与党齐”的元老组织。但是他和另一个“元老组织”的西山派又有不同。虽然西山派的成员，都是“元老”，但西山派本身的组织却是一九二五年才出现的。再者西山派在一九二七年垮台之后，死灰也不再复燃，“新陈代谢”就更谈不到了。它(“政学系”)虽然始则有形，继则无形，但是它自始至终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政治团体。抗战胜利初期，其中野心领袖们（据一位深知内幕老前辈告诉笔者），曾酝酿组织新党掌握中央政权呢！

这一着虽未实现，而“政学系”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内其力量至少可与另一有力派系的‘CC’相颉顽。

可是CC系在许多方面却难与政学系相抗衡。盖CC系虽然干部遍天下，包办甚或把持了无数个政党小单位，但它却是个“有兵无将”的团体。它的散兵游勇，虽然到处树敌惹忌，但是“大官”实少得可怜，就是陈立夫先生自己祗在最后才做了几个月的立法院副院长。所以星象家如替CC系算个命，一定要说它缺乏‘正官正盈！

政学系可就不然了。数数它的领袖们，可说内有宰辅，外有封疆。据国民党的传统说法，政学系的成员没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个“有将无兵”的团体。他们祗与高级的正敌，决胜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或小职员的公共食堂内，对人家横眉竖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讨厌。所以政学系给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这一团体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禄的“治世能臣”的组织。事实上，自民初国会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厨房内阁”为止，它在国民党内的影响较之其他任何派系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将来史学家如一秉春秋之笔来论断国民党的史实，如认为该党功在国族，则政学系实在应该“配享太庙”；相反的如果认为国民党祸国殃民，罪在不赦，则政学系实在不能祗算是“胁从”！但是政学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也是个有趣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要研究“政学系”可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的历史、人物、组织、政治权术；它代表了什么利益；甚至它的“阶级性”都太复杂了。笔者也断不敢以“二手资料”冒昧来作一项“CaseStudy”，祗想就书本知识，来一探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国民党当政中所活动的大略而已。但愿我们沾“言论自由”的光，先为这个问题画个轮廓，好让其他专家或“个中人”来以事实填补罢！

我原来一直以为祖父在日本留学时己结识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成立的同盟会广东分会和国民党广东分部中担任要职，是反孙派趁孙中山先生离粤之时杀害﹜他，想不到结果竟是被“拥孙派”所杀！

故我认为中国历经数千年绵长的封建专制统治，整个国家社会完全被暴力和权力所征服，从来都是“杀人头”(武力征服一切) 而不是“数人头”(普选和议会政治)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完全没有半点西方政治那种和平协商和妥协包容的传统和习惯。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实在是太残酷和血腥了！也可说完全没有西方政治的文明；只有“中国特色”的野蛮和暴戾。特别是当时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刚刚解体，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新秩序还未能建立，一切都处在混乱之中。这时候，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仇杀行为，在全体中国人，即使是所谓“革命者”中的影响就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庄严的政治舞台居然成了杀戮战场，我的祖父不幸就成了这种封建仇杀的受害者。杀人者有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也深受其影响，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地用肉体消灭的办法对付不同意见者。正如张国焘先生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所说：“……这表现了中国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养，动辄以枪毙和暗杀手段对付反对者”。若国人不彻底改变这种“有枪便是草头王”、“枪杆子里出政权”崇尚武力的恶习和野蛮的政治生态，中国就永无民主宪政之日。

此外，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统治者从蒋介石的军政训政宪政到今天中共宣称“五不搞”，都一口咬定中国人口多、素质低不适宜实行民主宪政，其实不然，近百年前，中国己有一批拥护民主宪政的宪政派“政学系”他们己经在缺乏民主基础的中国勇敢地践行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了。如果当日中国人民能齐心合力促使各种政治力量各党各派大家放下武器，一起坐下来在议会大厅共商国是，以投票表决国家大事，以普选去体现民主，中国就将幸运地避免了其后一百年接踵而来的许多民族灾难，我们也早己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一样享受自由民主的快乐生活了。可惜，历史永远没有“假设”。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学聪明一些，从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少走一些弯路，早日实现宪政民主和议会政治呢？中华民族最大的历史悲哀莫过于找不到自己发展的方向，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尊崇黄埔军校“创建了革命的武装”，殊不知从黄埔军校创立的那一天开始，中国人就被不怀好意的外国势力引向了一条万劫不复的“使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枪杆子里出政权”、不讲道理只斗拳头的暴力道路，从此，中国的政治乃至其他一切都只讲暴力不讲道理，以至和世界的民主潮流越行越远。

回顾历史，纪念百年辛亥革命，最令笔者遗憾的是国共两党迄今仍以其“革命史观”去看待辛亥革命、民国史以及完全否定其中的“政学系”政治活动，中共官方将其定性为“反动政客”；国民党则称之为“北洋军阀帮凶”。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史观完全属“政治治史”非“客观论史”。若站在世界历史向民主方向发展的观念看：今天台湾的政治也说明了：百年前宋教仁、黄兴等先辈所主张的议会政治确是一条正确的民主宪政之路，他们创建的“政学会”确是中国历史上顺乎世界潮流的民主政治组织，其中的许多人包括我祖父在内，虽然都是些官僚政客，但无可否认他们确是中国最早一批对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有正确认识的政治家(“政客”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是贬意词，可是在英文语境中却是与“政治家” 同一词为Politician，是个中性词，即以政治为职业的人，他们对世上各种政治制度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研究就不足为奇了，绝不可因为他们是“政客”就否定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当年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议会斗争“动口不动手”、实行欧美式民主宪政，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孜孜追求的普世价值和崇高目标，对此，“唐文”评论说：(请注意对“武断而肤浅”的共产党及其“阶级斗争”史观的批评)

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学系”原为民国初年，北京国会内议员们所组织的一个政团。这种政团实是民主国家国会形成期间所共有的现象。美国国会成立之初，政见不同的两位领袖杰弗逊、汉密尔顿二人便各自纠集党羽，在国会内形成两个政团，而开美国两党制之先河。政学系早年的领袖，亦均一时之选，在国会内集合同志，组织一政团，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大凡一个民主政团，必有其代表性。美国早期的杰弗逊集团所代表的是小农、小手工业者和负债阶级。他认为“中国的小农制”应被视为美国农村建设的目标。他们主张把“工厂放在欧洲”以免资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国农村社会来作恶。汉密尔顿则是代表新兴的工商业和债主阶级。他们憎恨所谓群众。所以汉密尔顿说“群众是野兽”。这是美国革命后所自然形成的两种社会力量，因而在国会内，形成了两个政团来代表他们。

试问我们所讨论这个“政学系”代表当时中国社会上什么一种利益呢？回答这一问题，祗有武断而肤浅的共产党人，才敢胡说。好学深思的社会科学家，就未便信口开河。因为一个政党如果代表某个阶级或某种社会力量，其方式祗有两种，一是某政党的成员是某阶级产生的；二是先有恶势力的组织，然后与某阶级勾结以取得援助。所以它的政策与作风是有其赓续性。吾人如检讨政学系，便发现他们并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当时最反动的“交通系”，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华革命党”，乃至南北各派军阀，都不代表任何社会力量，任何阶级，或任何帝国主义的利益。

大陆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说：　

“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人民只是给一张选票,给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谘议局议员和国会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

民初最有机会走上欧美式西方民主议会政治之途半途夭折，“政学系”走民主宪政议会政治道路的理想末能实现，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民意基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向何处发展最根本取决于人心所向及客观环境，虽然政治精英分子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可是整个国家缺乏民主基础，没有实行议会政治的条件，要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仍祗是空想。请看“唐文”对此的评论：

不过吾人可不要小视民初那些议员，尤其“政癯蹙褪且淮魏芎玫幕岷脱萘贰Ｇ肟创舐浇费芯克芯吭甭碛孪壬缎梁ジ锩嵌苑ü蟾锩某健匪担骸八?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

所以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

今天，中国人民的民主演练在台湾还在继续进行着，而且一次比一次成功，全民受到很大的锻炼，民主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在都说明了我们中国人绝非天生不配搞民主，绝非世世代代都要受专制奴役，百年前我们的先辈己经尝试过了践行过了，今后也一定会有真正实现和践行的机会。我们至今还被世界上最强有力最野蛮的独裁专制政权统治着，这是我们的不幸，但是将来也可能成为我们的骄傲和荣耀，因为我们有机会和这个最强大的专制政权较量，亲手去埋葬他们，不论对中国人民还是对世界人民都是最大的贡献，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最光辉的一笔！　

为此笔者呼吁海峡两岸以至海内外学者继续唐德刚先生、雷啸岑先生等对“政学系”的研究，给予正面的评价，摘掉其不实的“反动政客”(中共方面) ；“北洋军阀帮凶”(台湾方面) 的帽子，还原其“中国最早提倡并践行民主宪政及议会政治的政治组织”本来面目，让中国漫长艰难的民主之路有一个方向，让后来者有一个敬仰和效仿的榜样，全中国的民主宪政及议会政治才有实现梦想的一天。

参观完毕，王先生告诉我，为迎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2010年政府拨款整修“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去年的升级改造还大量增加广东咨议局旧址在百年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介绍，对曾经设在这里的重要机构和发生在这里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展示，让观众了解广东咨议局旧址的过去和辛亥革命民初的历史。

据介绍，从去年开始，来广东咨议局旧址参观的观众人数大增，从平时几十人、节假日100人左右，增加到现在平时500人以上、节假日不低于1000人次。在上千份留言中，不少人表示，广东咨议局旧址是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

这让我感觉到了人心不古，让我看到了中国民主化的希望，中国的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必将有实现的一天。基于地缘、经济和文化等原因，在百年前中国发生的首次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中，广东人曾作出过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百年后的今天，尽管处在“大一统”的中共专制管治下，广东的经济文化发展、在接受外来文化，西方文明影响方面、在中共不得不为之的“改革开放”中、在全国仍然处于领先的地位，笔者期望在即将来临的新的民主革命中，广东再立新功，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为彻底埋葬形形色色的专制政治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1)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

(2) 沈晓敏《民初袁世凯政府与各省议会关系述论》

(3) 王渔《林伯渠传》

(5)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辑区仲坚“滇桂军在粤互争权力发生战争”

(6)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辑区仲坚“‘政学系’在粤扩张势力的开始”

(7) 1923年5月30日加拿大《大汉公报》“枪决容伯挺详情”

(写于2012年8月1日－14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刊于2012年10月22日《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