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探访的一家建造于1997年的社区街道办养老院，设施陈旧，房间也比较拥挤。在历次的评比中，这家养老院均被民政局相关人员批评“老人活动空间小、绿化不够完美”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吕爽、特约撰稿章斯睿报道
“单人房五千，双人房四千，如果是三个人到五个人的房间呢是三千五百块。一个月尿片要五百吧，要看用什么牌子;陪诊费看你挑什么档次的，菲佣一百五，美国人三百??”这是电影《桃姐》里香港的养老故事。
把故事搬到上海，可能是另一个版本，但都有一本老人与养老院之间、养老院与社会之间难以轧平的账。
最大的开销是什么
上海虹口区一家社区养老院深藏于居民新村。养老院有三层楼，共有77张床位。1997年10月正式运营，建制属于事业单位，土地和房产属于社区政府，养老院不需要缴纳土地租赁费和房屋租赁费。
一直亏本是它最大的问题 。2006年后，养老院由街道公开招标给个人委托管理，免去了土地费用，每年交给街道10万元的房租费。
“这是我们最大的开销。”这家养老院不愿透露姓名的院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12年的3月，这里入住着68位老人。
养老院门口有一个狭窄的过道，右手边的宣传栏上张贴着“收费标准”。按照《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需三级护理的老人有28人，需二级护 理的老人有35人，需一级护理的老人有9人。对应不同的护理标准，收费标准也不同，一级护理为每月1700元，二级护理为每月1400元，三级为每月 1200元，但是无论什么标准，都有400元是固定用于伙食费的。
收费标准旁边挂着这家养老院的“每周菜谱”：早餐通常是一个包子或者饼加上一碗粥，午餐和晚餐基本上能保证一荤一素和一个汤，有时是面和馄饨。 2012年的3月，这个养老院在“吃喝”上总共花费28515.9元。而当月的伙食费收入为28013元(包括上月结余的813元)。
在“吃喝”上，这家养老院这个月亏损了502.9元。“这是在合理范围。”这家养老院的院长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上海市在老人伙食费上有明确规定：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均不能超过5%。
算上院长，养老院里现有管理人员10人，护理人员10人。“工资也是一个很大的开销。我也想给员工提高工资，给自己的工资提到一万，但是不现实啊，那样养老院必然会亏本。”院长说。除了不能随意提高的工资以外，人手也不能随意增加。
这家养老院2012年3月的工资支出合计35393.3元。
除去必须为老人购买的商业保险，以及各种必须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当月开支结余尚存193.5元。
本刊记者查阅了这家养老院2006年1月的账目：35位老人，共计收入39000元，伙食三餐21295.95元，管理费36029.08元，工资14795.4元，再加上其他费用共57325.03元，当月亏损18325.03元。
6年的时间，护理费用人均涨了500元/月;而生活成本也随之上涨，花生油的平均价格就从6年前的每公斤16元上涨到22元，增幅达到38%。
院长对《瞭望东方周刊》显得非常坦诚，“目前在社区政府的帮助下，做到基本持平就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从接管养老院后，就由个人自负盈亏，如果账目上 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在政府评分时将拿不到补助，甚至要面临被停业的可能。不少养老院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出现，就让会计做假账以期账面上实现收支平衡。”
不能自主定价，约束的不仅仅是政府所办的养老机构。“上海整个养老机构市场，有一半的参与者是政府办养老院，相当于一半的市场已经被定价了。另一半社会办养老院基本也就丧失了定价权。”上海市社会福利行业协会副会长胡丁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从2013年起上海市新增老龄人口中80%以上将为独生子女父母
在上海金色港湾老年公寓里，住着一位70岁高龄的卧床老奶奶。她只有一个女儿，已定居加拿大。每年只有缴费的时候，女儿一家才会漂洋过海回到上海，见 上老人一面。不会中文的洋人女婿至今只学会了两句中国 话：“你好，妈妈。”“拜拜，妈妈。”—这就是他这365天能给老人的所有慰藉。
“像这样不能自理、儿女又不在身边的老人越来越多。以后我们都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
上海浦东新区金色港湾老年公寓院长谢荣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今年她也60岁了。
上海是全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根据预测，上海“十二五”期间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期，老龄化比重平均每年增加近1.3个百分点，到“十二五”末，户籍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将达70万，而60~80岁的“低龄老人”则逾360万。
更加突出的问题是，“独生子女父母老龄化新趋势出现，家庭养老将变得更加困难。”
上海市老年学会秘书长孙鹏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上海市老龄科研中心等部门预测，从2013年起，上海市新增老龄人口中80%以上将为独生子女父母。
金色港湾老年公寓在上海浦东新区的溪兰路上，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有2.2公里，距最近的公交车站大同路和龙路站也有1公里的路程。
虽然交通颇有不便，但是很多老人还是从“老院”跟到了这里，“条件不错，价格也不贵，很多老人的子女都是这么评价我们的。”谢荣娣说。
作为上海第一家企业投资的养老机构，3年前，金色港湾从市中心的黄浦江畔搬到了比较偏远的高桥新城。
院内餐厅的绿白格子桌布有些泛黄，它们和还包着塑料膜的椅子一样，都是从“老院”带来的，会议室桌子上铺的红色平绒布也是以前“老院”的窗帘修改的。在谢荣娣看来，这些都是能节省的成本，“能节省的当然要节省”。
谢荣娣这几年的年夜饭都是在养老院吃的，因为每年都有一半的老人在护理员的陪伴下在这里跨年。在金色港湾养老公寓住着的老人里，有1/3住在护理区，需要专业护理的高龄老人占到了一半以上。
几乎每年都会有老人在金色港湾去世。护理员处理老人的擦身、换洗等后事工作，直至尸体离开养老院。这一套工序下来护理员一般只收400元。儿女们站在一边，甚至都不用搭手，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60~70岁的‘低龄老人’大部分身体较佳，这部分人群带来的养老问题目前还不多。但老人一旦步入80岁后，身体机能开始下降，失能、失智比例也会 大幅增加，则需要各方面的照顾，甚至需要长期看护和治疗。”上海市老年学会秘书长孙鹏镖说。他预计，10~20年后，上海的养老照护问题会更加凸显。
孙鹏镖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上海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是全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现在上海老年人的预期寿命是82.51岁， 远高于全国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尽管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实力、制度完善、服务体系，都还不足。”
发达国家遇到的所有关于老龄化的问题在上海都已经碰到了，这成了上海老龄化的最大特点。
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上海近年的生育率降到0.7~0.9，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水平”。截至2011年底，上海已经出现了需要每三名劳动力就要供养一名老人的情况。
进不去、住不起、不愿去
据《新京报》2012年3月报道，北京第一社会福利院目前有1100张床位，前面排了7000多人，“老人要住进来，至少得等10年”。
城区公立养老院一床难求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北京。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城区公办的住不进，城里民办的住不起，郊区民办的不愿去。”
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章淑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上海现在有10.2万张养老院床位，中心城区养老机构床位约3.6万张，占全市养老床位总量的36.4%。”
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稀缺，所以新建养老院多在郊区。
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是坐落在中心城区的政府办养老院之一，而上海市第二福利院、第三福利院、第四福利院分别位于崇明县、宝山区和松江区，远离市中心。
“第一福利院”目前有190张住养老人床位。房间里的家具看上去有九成新，每个老人的床边上有个床头柜。房间里有直拨电话，打进来不用转接，打出去用卡号。
房间的光线充足，门对面1.2米以上的墙全是窗户。房间配有空调以及电风扇。“我们这里基本都是住满的，因为毕竟条件好，交通方便，性价比也高。”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院长王定荣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想要申请住进第一社会福利院，理论上只需要“凡是本人自愿、符合入院条件(无传染病及精神病)，能适应集体生活，按时交付有关费用”即可。
这里等床位绝对不需排队十年那么夸张，但也是“出去一个老人才能再住进来一个老人”。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副院长朱小凤在带领记者走访住院老人时对《瞭望东方周刊》表明，“其实也无法估算排队周期，因为你不知道老人们什么时候会离开。”
一位内部人士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想进条件好、交通便利的公立养老院，也有找人拉关系走后门的情况。”激烈的竞争下，想要保证下一个住进去的是自己爹妈，有人会下一番“苦功”。
据《上海社会福利年报》数据统计，从养老机构床位地域分布看，中心城区33447张，占总数的33%，其中包括政府办、社会办。
除了交通方便便于子女探望以外，养老院的入住费用也是老人选择 的关注点。公办养老院毕竟有政策、资金支持，在价格上更加有优势。
以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为例，每位老人每月缴纳托管费500元、餐费480元，护理费由三级护理的150元到特级护理不等。与条件差不多的社会办养老院的费用相比，便宜600元到1000元不等。
目前，上海城镇企业月平均养老金约在2300元左右，“总体来说，老年人的支付能力较低，与机构的收费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章淑萍说。
工资低、留不住
除了床位，养老的另一个难题是护理员专业素质不够和人员流失率高。
44岁的小冉2007年从重庆来上海务工。她做老年人护理员已经5年了。三班倒的工作让她没有固定的时间陪伴已经来堑蔽易约旱穆杪琛?rdquo;
涨工资，势在必行。但是谁来负担这笔开销又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养老机构的经营目前大多只能达到收支相抵。
“在养老行业的市场上，有一半都是政府办的养老机构。整个养老产业没有完全市场化。即使生产要素都市场化了，但是制度设计没有市场化。”据胡丁捷介绍，很多养老机构会员向他反映的问题无非就是要求提高收费，“但是老年人的购买力就这么一点点，这就是矛盾。”
摸不到的市场
在中国，养老不仅仅是产业，更是事业。
政府办养老院不能自主定价是担心增加老百姓负担，但其收支两条线造成的亏损却要靠政府埋单。
“现在的用工成本比较高，从事为老年人服务工作的人员工资不提高的话，就会出现用工荒的问题，服务的质量、水平都会降低。同时，公办机构的收费价格是 由物价主管部门定价，十几年没有调价，使得收费价格与实际成本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周静波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周静波看来，民办养老院只是解决养老问题的一个点，更多的是需要政府与社会资源共建养老设施。在上海，市区两级公办养老机构在30家左右，只占全市养老机构的5%。民办机构目前在获得少量资助的情况下自主运行、自负盈亏。
即使是政府的补贴也不容易拿。上海市民政局对全市范围内的养老机构每年都会有两次检查，从硬件到服务等，都在检查范围内。
虹口区所有的30多家养老机构中，综合评分合格者将分别给予200元/月/人、130元/月/人和100元/月/人的奖励金额。这笔钱只能花在老人身上，多数被用来补贴伙食。
政府的这些补贴是为经营艰难的养老院“雪中送炭”。而本刊记者探访的一家建造于1997年的社区街道办养老院，设施陈旧，房间也比较拥挤。在历次的评比中，这家养老院均被民政局相关人员批评“老人活动空间小、绿化不够完美等”。
没钱扩建装修带来的结果是得不到更高的补贴，这家养老院就这样陷入了恶性循环;以2011年为例，养老院共拿到7万元的补助，平均每月只有5833.33元。
在上海，养老机构几乎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所谓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创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非营利决定了养老院是个“不挣钱的行当”。
据本刊记者了解，养老机构可以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也可以企业法人登记。“政府鼓励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目前土地、税收、金融等产业扶持政策尚在研究中。”上海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章淑萍解释。
“还是要让社会资本进来，政府根本承担不了这么巨大的养老压力。” 胡丁捷认为，中国的养老市场，消费需要引导，市场要培育，制度也需要设计。
来源：阿波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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