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新疆”是摘取政治犯器官的基地

2012年11月25日星期日

北京的“新疆”是摘取政治犯器官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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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11月24日讯】编者按﹕本文原文于2011年12月5日发表在《The Weekly Standard》上。作者伊森．古特曼（Ehtan Gutmann）﹐“捍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失去新中国：美国人在中国经商、渴望和背叛的故事》一书的作者。2012年9月12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 “中共摘取宗教和政治异见人士器官”听证会，伊森．古特曼作为证人之一﹐在国会上作证发言。以下是全文直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自新疆的见证

要搞明白今天在封闭的中国西北所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得追溯到十年以前，甚至更久。

1991年，一个多云的秋天，一辆改装成临时手术车的小型面包车，载着一个小型医疗队和一位刚开始在中山医学院工作的年轻内科大夫，行驶到广州南郊的一个山坡上。在推土机推平的空地上停下后，他们发现几辆类似的面包车，白色，干净，茶色车窗，车侧面印有显眼的红十字。警察要求医疗队为安全起见留在车里。确实，仅从车窗望去，看到一行行新挖或填过的坑，便可以猜到这个山坡做为行刑的场所已经有许多年了。

36个被处决的囚犯所对应的72个肾脏及角膜将被当地医院瓜分。每辆面包车里都有手脚利落的手术师，在15-30分钟内完成摘除工作。之后驶回医院，在六小时之内进行移植。没有什么特别或试验的因素，处决可能会伤及心脏。

随着过去十年中国医学的迅速发展，曾经被视为废料的器官现在也不会被浪费。虽然公众不太知道，但是医学院教学时，教授告诉学生，一些穷凶恶极的罪犯，志愿捐献器官作为最后的忏悔。

第一批枪声一落，车门迅速打开，两个在警服外套着白大褂的人将一具头和脚还在轻微抽搐的“尸体”抬上车。正如年轻大夫所料，枪打在右胸上。当第三号“尸体”被放下后，医生开始着手工作。

男，40岁上下，汉族。其他的器官估计会卖给利润丰厚的国际市场，但是据医生之前看过的资料，囚犯的肾脏将移植给一个组织配型合适的50岁中国男子。如果不做移植，那个人可能活不了多久。移植以后，他会奇迹般的从病床上起来，继续过大约25年正常的生活。到2016年的时候，随着中国抗组织排斥药物的发展，理论上可以换肝、肺和心，大概又可以给那个人买10到15年的时间。

第三号尸体没有特别的标志，只是颈部有一圈紫色的勒伤。医生认出这个标志。有的时候，警察会用金属丝勒紧囚犯的喉咙以免其在法庭上喧哗。医生琢磨，也许警察不想让这个囚犯发声是因为他是个疯狂的杀人犯、暴徒或神经错乱。中国的刑罚系统如同绞肉机，大批处决顽固的罪犯。是的，年轻的医生知道摘取器官不对。不论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能让囚犯安息才比较人道。不过，他的手术和产科医生的有什么不同呢？器官摘取如同重生，像抗生素或激素一样是重大的医学进步。他想，也许他们不想让他说话是因为他是政治犯。

19年后，在欧洲一个安全的地方，医生讲出了他的疑惑。他要求我对他的身份保密。中国医学权威承认绝大多数器官供体来自死囚犯。但是，即便在逃亡中，来自中国的大夫通常也不会说自己参与器官移植。因为一旦提起，就会涉及国际医学权威们试图回避的话题，不是中国快速增长的死刑处决率或对犯人器官的攫取，而是中国系统的灭绝宗教和政治犯。虽然医生担心自己的家人或前途，但他不怕让中国难看，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人。

过去两年我所接触的维族人，警察、医生、保安人员，分散在两个州，通过翻译告诉我一些零散的信息。他们知道自己的事业、家人乃至生命面临威胁。他们的见证揭露了一个罪恶的程序，不仅是从活体器官中谋取丰厚的利益，而是揭发了一个更广泛的罪恶暴行的源头。

关起门来，维族人称自己广阔的土地为东土耳其斯坦，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及蒙古相邻。维族人按人种划分为土耳其人，并非东亚人种。他们的信仰是略带基督教的穆斯林教，他们的语言在塔甚干比在北京更容易懂。相反，北京所谓的新疆维族自治区，字面的意思为“新的疆域”。当1949年毛(泽东)的军队入侵时，汉族人口占当地人口的7%。随着中共的党政干部、士兵、小业主及建筑工人的大量涌入，现在汉族占人口的多数。中共盘算在本世纪末前把新疆变成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地。

为保证这一投资，北京传统上将主张疆独的维族暴力反抗及非暴力活动人士描述为中情局代理。911之后不久，阴谋复辟理论成了遥远的记忆。突然间，中国变成了是在长期与基地组织领导的维族恐怖份子交战。无论这样的转变是怎样明显的投机取巧，美国情报系统把这一转变看成是中国在反恐战争中的合作契机，并暗示默许，还让中共国安到关塔纳摩审讯在押的维族囚犯。

虽然很难知道在押的维族人与基地组织的实际联系有多确凿，基本事实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共军队在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这些邻国清除维族反叛者的训练基地时，一些维族人逃到阿富汗，部份人成了基地组织的士兵。并非像中共政府声称的那样，维族人本来就有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问题。因为我所遇到的维族妇女，没有一个拒绝握手，也没有一个维族男子拒绝和我饮酒。我犹太裔的姓氏也不会令他们畏缩。俗话说“酒后吐真言”，在一次把酒畅饮之后，我问当地的一位维族领袖是否从类似伊斯兰人权委员会的组织得到过帮助。他哼了一声：“没有用”之后，就接着喝伏特加。我曾经去访问过伊斯兰人权委员会位于伦敦的办公室，那里，带着面纱的女子不会与男性握手，禁止饮酒，而我的犹太姓氏是个不小的障碍。

因此，如果华盛顿意图推动中国的改革，相信北京所谓的恐怖份子之说是被中共耍了。

新疆长期以来就被非法当作中共的实验室。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罗布泊试验原子弹，造成新疆省会乌鲁木齐的癌症患者人数迅速增加。近年来在塔里木沙漠修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劳改营，估计可以关押5万名维族人、顽固份子及法轮功修炼者。活摘政治犯器官的案例，新疆更是这类事件的起点和基地。

维族公安﹕“来自地狱般的叫声”

1989年，刚过20岁的尼加特?阿布德睿伊姆（Nijat Abdureyimu）从警校毕业，被分配到乌鲁木齐公安局第一分局工作。所谓的公安的主要任务是消灭一切对中共可能的威胁。尼加特是最初几个加入汉族占多数的公安系统的维族人。他的任务是在对维族人，尤其是高规格维族人的审讯中，充当好警察。我第一次遇见尼加特是在罗马郊外的一个拥挤的难民营里，他瘦削、消沉、高度警觉。

尼加特解释说他很清楚他的汉族同僚时时在监视他的行动。不过尼加特投其所好，扮演一位总是面带朴实笑容的小兄弟。到1994年，尼加特已经打入了政府的各个秘密堡垒，如拘留所，刑讯室，处决地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亲眼目睹酷刑折磨，死刑处决，甚至一起强奸。出自职业本能的好奇，他向一位从处决场所摇着头回来的汉族同僚打听。据他的同僚说，现在的常规做法是将没有用的尸体踢到沟里，把有用的尸体抬到器官摘取车上。但是他听到车里传来动静，似乎是一个人的惨叫。

尼加特记得自己问道：“人还活着吗？什么样的叫声？”

“来自地狱般的叫声。”

尼加特耸耸肩，这个部门他见过的草率行事的事件比比皆是。

几个月后，三个死刑犯要被从拘留所运到处决地。尼加特和其中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成为朋友。尼加特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年轻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问道：“你们为什么给我打针﹖”

尼加特没有给他打针，医务主任打的针。因为医务主任和一些警察在看着他们，尼加特顺口编道：“是让你在挨枪子的时候不会觉得痛。”

年轻人虚弱的露出笑容。尼加特意识到自己一生都不会忘记他的表情，在行刑后问医务主任：“你为什么给他打针？”

“尼加特，如果你能调到其它部门，你就尽快离开吧。”

“你是什么意思？大夫，你到底给他打了什么针？”

“尼加特，你有信仰吗？”

“有。你呢？”

“那是血液抗凝药，尼加特。也许我们都要下地狱。”

15年前的回忆外科医生﹕“我杀了人”

我第一次遇到安甫?陶提（Enver Tohti）是通过伦敦一个非正式的维族关系网，他慈眉善目，声音柔和，略带沙哑。我当初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住在公房的流亡者。不过，安甫有个秘密。

他的故事始于1995年六月的一个周二，当时他在乌鲁木齐医院担任外科手术师。安甫记得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主任外科大夫，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对话。“安甫，我们要去做件很刺激的事情。你有没有在野外做过手术？”

“没有。你需要我做什么？”

“准备一个机动车流动小组，要一辆救护车。明天早上九点每个人到外面集合。”

在晴朗无云的周三早上，安甫带领两个助手和一个麻醉师，坐着救护车跟在主任外科大夫的车后，出了乌鲁木齐朝西开去。救护车里洋溢着郊游野餐的气氛，直到他们发现到了西山警区，一个专门处决政治犯的地方。

主任外科大夫的车在一座陡峭的小山下的土路上停下来，他回来对安甫说：

“你听到枪响后，开到山那边去。”

“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到这儿吗？”

“安甫，如果你不想知道就别问。”

“我想知道。”

“不，你不想知道。”

主任外科大夫狠狠的看了他一眼，转身回到车里。安甫看到小山那边似乎有荷枪实弹的警察。还有一些普通人在周围。安甫半开玩笑的和同伴说也许是收尸、付子弹费的家人，同伴的玩笑更加荒唐，大家都想打破紧张的气氛。接着他们听到一声枪响，也许是对空发射的，于是他们把车开到行刑场地。

安甫紧跟着主任大夫的车，由于怕打滑，他没有太注意周围的情况。大概有十个或许二十个尸体躺在山脚下，武装警察看到救护车，挥手招呼他们过去。

“这个。就是这个。”

趴在血泊中的是一个男子，大约三十岁，穿一身海军蓝的衣服。所有的犯人都被剃了头，只有这个人留着长发。

“是他，我们要给他动手术。”

“我们为什么要动手术？”安甫抗议道，触摸着那个人的颈动脉。“得了吧，这个人已经死了。”安甫身体发僵，纠正道， “没有，他还没死。”

“快动手，取肝脏和肾脏。马上！快！动作快！”

随着主任大夫的指令，大家把“尸体”搬到救护车上。安甫感到自己在麻木的操作，剪开衣服，把肢体固定在桌上，开膛破腹。他努力按照常规做事，消毒，尽量减少暴露，画上切口。安甫疑惑的看了主任大夫一眼。“不用麻药”，主任大夫说， “不用生命供给。”

麻醉师叉着手站在边上，像无知的农夫，安甫心想。安甫冲他嚷道：“你不能做点什么吗？”

“我能做什么呢，安甫？他已经没有知觉，如果你下刀，他不会有反应。”

但是“尸体”有反应。当安甫的手术刀切入的时候，那个人的胸部抽搐痉挛，蜷缩起来。安甫这时候极度恐慌，转向主任大夫，“我需要切多深？”

“你尽量切宽切深。我们得赶时间。”

安甫动作利落，也不用夹子，直接用右手切，用左手把肌肉和软组织拨到一边，只有在确定自己把肾脏和肝脏切割干净的时候才慢下来。安甫做了外部缝合，这样“尸体”看上去稍微像样些。内部缝合已经没什么必要了。即便在安甫把那个人重新缝合起来的时候，他感觉那人还活着。我杀了人，安甫内心痛苦的呐喊。他不敢再看那张面孔，就像杀人犯不愿意再看受害人一样。医疗队默默无声的开车回乌鲁木齐。

周四，主任大夫找到安甫，说道：“所以，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昨天一切正常，对吧？”

安甫回答﹕是。他花了很多年才明白活体供体被受体排斥的机率低。除了最初那个痛苦的痉挛，或许打在胸膛的那粒子弹起到了一定的麻醉作用。安甫尽力为犯人把外部缝合做好。他在15年后才讲出那个周三发生的事情。

拘留所闹鬼因为“冤死了太多人”

对尼加特而言，直到1996年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适值午夜，牢房的灯熄了很久。尼加特和医务主任在拘留所的值班室逗留。在谈话中断一下以后，医务主任用一种奇怪的声音问尼加特那地方是不是闹鬼。

“到晚上的时候感觉很奇怪。”尼加特回答。

年轻医生被告知摘取政治犯器官是正常的

1997年早秋，一名年轻的维族医生，我们姑且称他为穆拉特（Murat），刚结束新疆乡下的血液测试工作巡回，将在乌鲁木齐一家大医院里开始医生生涯。两年后，他开始计划出逃欧洲。几年后，我在欧洲遇见他。

一天，穆拉特的导师悄悄告诉他，五个汉族大人物，党政官员，到医院就诊，器官有些问题。现在他给穆拉特分配任务：“到乌鲁木齐监狱，政治犯部门，不是刑事犯部门，做血液测试。取小量血样，测血型。你就做这些就可以了。”

“组织配型呢？”

“现在先不考虑那些，穆拉特。我们之后再考虑。现在就测血型。”

抓着授权书，在另一位助手陪同下，文弱、满是书生气的穆拉特发现自己面对15个魁梧的维族硬汉，年纪在25岁到30岁之间。第一个囚犯坐下看到针管的时候，恳切地说,：“你和我一样是维族人，为什么要害我？”

“我没有要害你。我是要采血。”听到“血”字，秩序一下混乱起来。那些人怒吼跺脚，警卫咆哮着把他们拉回队列中。那个囚犯尖叫自己是无辜的。汉族警卫抓着他的脖子，用力掐。

“是为了你的健康，”穆拉特平静的说，他突然意识到医院工作人员也许正在监视他，看他是否心生恻隐。“这个是健康检查”，穆拉特在抽血的时候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穆拉特回到医院后，问他的导师，“这些囚犯都被判死刑了吗？”“是，穆拉特，是。别再问了。他们是坏人，国家的敌人。”

不过穆拉特还是一直问问题，随着时间的进展，他逐渐了解到整个安排。一旦找到合适的血型，他们再进行组织配型。之后那个政治犯会在右胸口吃个子弹。穆拉特的导师会到行刑场地去配血型。那些官员会得到器官，从病床上起来，出院。

六个月后，接近伊宁周年庆的时候，五个新的官员住进医院。导师告诉穆拉特到监狱政治犯部去取血。这次，穆拉特被告知取政治犯的器官是正常的。是日益增长的出口交易，流量很大。军队医院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1999年上半年，穆拉特没有再听说摘取政治犯器官的事情。也许这样的事情被终止了，他想。可是新疆程序被广泛传播。

2008年奥运前约6万5千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1999年底，毛以后中共公安最大规模的镇压活动–灭绝法轮功，远远超过了对维族的镇压。据我估计，多达300万法轮功修炼人被劳教、劳改。在2008年奥运会前，有大约6万5千人在心脏还跳动着的时候被活摘器官。还有一些家庭教会基督徒及西藏人遭遇相同的命运，具体数字不清楚，但会小很多。

中共有针对性的消灭特殊群体

与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比，这个数字也许不算什么，所以让我们认清这一点：中国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但是是一个快捷的解决方案。有些人会指出，中共医疗系统最近的发言承认广为人知的事实，即中国的医疗环境并不是完全道德的，说明问题有了起色。外国投资人推测中国会最终在某一天，或者已经，废除活摘器官，转向利润更丰厚的药物及临床试验工业。虽然这样的说法令人欣慰，问题是，许多报告，甚至一些来自一年前的报告，揭示中国并没有废弃新疆程序。2009年7月，乌鲁木齐发生血腥的维汉冲突。当局出动军队到省会，赶走西方记者，关闭互联网，在后来的六个月里，悄悄的，大多时候在夜间，把数以千计的维族男子抓起来。根据被抓的维族人透露的消息，一些犯人被拉去做体检，目的在于评估其器官用于买卖是否健康。信号也许不明显，但是是一致的。结论只有一个：中国，一个快速成长的超级大国，不仅在践踏人权，这个不是新闻，而且，在超过十年的时间内，滥用人们最信任的医疗领域知识，执行用人权法律术语所称的“针对性的消灭特殊群体”。

希望每个国家都能明白事件的缘起及是非曲直

然而，当尼加特坐在瑞士纳沙泰尔难民署，等候哪个国家给他难民身份的时候，他告诉我真相。他也告诉别的人真相。可是在一个急着不与中国对立的世界里，没有哪个国家要听他的陈述。安甫参加了下议院一个不起眼的中国人权的研讨会。当国会议员征询听众提问时，安甫站起来发言，第一次，表示自己杀了人。我做了笔记，但是没有一个英国议员或他们的工作人员记下安甫的联系电话。

暗示很明显，维族人需要依靠自己的决断来解决问题。1300万维族人，人数不多，但是非常绝望。他们也许会武力抗争，也许会打仗。当那天来到的时候，当全球的政治家要求北京对话的时候，希望每个国家能明白事件的缘起及是非曲直。对我来说，如果我的犹太姓氏告诉我什么的话，那就是：虽然不能完全为死者报仇，但是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接受被无尽止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翻译：程新，责任编辑：李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