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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2年11月20日讯】《公羊传》曰“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中华传统文化 为“正统”是尊的思想从来久矣。家族为社会最基本粒子,若以家族而论,嫡系即是正统。正支子孙叫嫡子,旁支子孙称庶孽。无论是财产的继承,爵位的世袭,嫡系有着绝对的优先权。包括被视为头等大事的“祭祀”活动,祭者也必须是正统相继,然后祭礼正,有所统属。总之,嫡庶分明,尊卑有序体现在家族之中无处不在。
推而广之,世上大到学问流派,细至百工杂技,从事者开口必言“师从某甲某乙,学出某门某派”,以为所学所创系正统之学的佐证,所以,烹饪有菜系,音乐分流派,作书举二王,学画尊吴门,儒家宣道统,禅宗传衣钵……
而正统二字于王权统治则尤为重要。一人之正统要认祖归宗,一门之正统要师出有名,一君之正统则必须是膺天受命,此即中国 人所谓 “奉天承运”,而西方人所谓“君权神授”。正因为一国之君是受命于天,所以君权的正统就不仅是人事更是天意,顺天意则昌,逆天意则亡,正统无属必然上下相残,纲纪大坏,天下大乱。
中华民族形成之初,尧、舜、夏、商、周,各代或以盛德或以功业,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及至后世,世道衰,僭伪兴,天下人莫知所从,于是“正统”之说于焉有论,而《春秋》之作也就应运而生。《春秋》一出,尊周室,明正统,对内确立“嫡系继承”,对外分明“华夷之辨”,即所谓尊王攘夷,而周王室竟以衰微之势与五霸七雄又相峙百年,正以其正统之所在,而天命之未改。
尤可奇者,以“华夷之辨”为要旨之正统论在民族间的战乱与迁徙中,终为夷人所接受。譬如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时代,第一国开国之君刘渊本匈奴人,而其称王称帝,竟然打出大汉旗号,追后主刘禅为汉怀帝,又将自汉高帝以下之三祖五宗供入宗庙,以验明正身为正统。此虽牵强附会,殆夷人能受正统之论,即已于中原霸业未达之时,先一统于中华道统之下矣。
自《春秋》以下,古人未曾停止过对历代君权之正统的讨论,考其始末之迹,论其正统之义。其后虽遭逢乱世,史家学者各为其主,正统之说各有所论,不过,及至宋代,欧阳修做《正统论》,与《春秋》之义一脉相承,而“居正”,“一统”重新被确立为判定正统的标准。
关于王朝之正统,最有争议者当是异族一天下的蒙元与满清。以欧阳修之正统论而判别之,“一统”自不必说,而是否“居正”则为至要。何为“居正”,无他,尊华夏文明道统为大义耳!于是后世学者于元清之正统,皆以其对华夏文明道统之损益而是非之。不过客观而论,对元清这两个特别的政权,的确不可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民族观而武断之。
譬如喋血杀场的成吉思汗却十二分的敬重虚无清静的长春真人,一见倾心,辄呼“神仙”,虽然讨药不得,留人不住,学道未果,仍诏命长春子掌天下道教,又免道教赋税,亦可谓恭敬有加,至真至诚。而被马可?波罗称为“自亚当时代以来世上最强大君主”的忽必烈,一入中原,却一改蒙古铁骑所至之处轻者烧杀,重者屠城的做法,不仅礼遇北宋士大夫,还征集那些代表华夏文明道统的高人出仕。比如当时名士刘因,应征不就,忽必烈怅然叹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其谦谦守礼如此,所礼敬者岂一介之士,实欲以尊华夏文明道统之大正,而合天下之不一,所以得其“正统”耳。
鉴古而知今,无论是五胡乱中华,还是异族统天下,中华正统虽时有断续,但至少在思想层面上从未真正断绝过。直至马列西来,中共出世,竟然应彼劫运而终成气侯,而中华之正统自是绝矣。中共自篡窃神器,与人斗,荼毒黎庶;与地斗,破坏自然;与天斗,三教齐灭,魔乱人心,贻害后世,真乾坤之巨孽,而末劫之大厄。然而乾坤如转轮,剥极则必复,势极而将返。方今之势,中共党争大起,内斗自残,加之经济崩溃,民怨鼎沸,可谓内外交困。而国人日渐觉醒,讨逆之声传檄天下,今年以来尤以重庆、启东、中山、宁波等地抗暴维权 声势殊为浩大。
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大居正者大一统。中共袭“伟光正”之画皮僭窃中华正统之位,其败亡涂地,必然之理也。回顾历史,各代更迭之时,必有神谶以降,暗谕历数将改,又有祥瑞出世,以兆新朝气象。近年中土多有异象,奇石藏字,名之亡党;优昙普降,佛花大显;神莲现世,蜀人争观……由是可知,旧势已去而新元伊始,将运乾坤以至正,复开天地以清明。◇
本文转自301期【新纪元周刊】“自由评论”栏目(201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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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宋紫凤:论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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