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引起港人疑惧,港府否认计划设立容许 大陆人免签证入境的“边境特区”,声称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香港市民的住屋,并非“深港一体化”。然而,由于政府公信力低,政府的声言并不能消除港人的疑虑。在大陆政治环境依然没有一个根本上的改变之前,港人对与深圳的“同城化”只有恐惧。
香港深圳差距在制度
以“山寨”和“二奶”闻名的深圳,二千万人口中多半是没户口的农民工,血汗工厂构成了深圳最典型的图像。但它却长期被吹嘘成改革开放的前沿及成功的“中国 模式”标准样版。这里权力与资本高度结盟主宰一切,表面的繁荣并不能掩盖罪恶泛滥成灾。与香港比,深圳最缺失的就是法治。
二○一○年,香港政府盈余七百一十三亿港元,深圳政府赤字一百五十九亿元。二○一○年香港GDP为一万七千四百八十一亿港元,征税二千零九十亿港元;深圳GDP为九千五百一十一亿元,征税三千零六十一亿元。香港税收占GDP比例为百分之一十二,深圳为百分之三十二;香港教育预算五百四十亿,医疗预算三百九十九亿,两项合占税收的百分之四十五;而广深两地教育、医疗预算累计才二百一十三亿元,只占税收的百分之三。
一位网友沉痛纠结地写道:“你在香港、我在深圳,你和我都是打工仔。你每月工资两万多港币,我每月两千多人民币,而你的物价比我们还便宜。你们的警员保护民众,我们警员欺压民众。你们可以游行示威,我们要讨拖欠工资都会被捕。你持香港护照,可去一百四十个国家免签证,我拿着中国护照连香港也去不了…”
跟这样的城市“同城化”、“一体化”,港人能不怕吗?
香港政治化的祸首是中共
香港今天依然是英国人留给中国的一只会生金蛋的金鹅。这一点,中共是深知的。本来,这样一个对中国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地方,中共应该十分珍惜爱护,在一国两制之下,放手让其继续发展繁荣才对。然而,中共对香港施政、决策以及法制、选举等内部事务的干预干扰,却表现得十分过份。就拿国民教育来说,本来,两制之下,港人应不接受中共那一套意识形态的洗脑。但,在中联办及有中共背景人物急于向上邀功而不断的明推暗压下,成为一个霸王硬上弓的政治运动,把 大陆政治搬到香港来,党国不分,完全脱离了“爱国”教育的范畴。事实上,港人的爱国情感毫不逊于 大陆人,不仅举国旗上钓鱼岛可证,陈佐洱有关“ 大陆发生灾祸时,香港同胞往往慷慨解囊赈灾”的话亦足以说明;此外,《环球时报》在社评中也承认:“爱国主义在香港有雄厚根基”。既如此,“爱国”教育在港又有什么紧迫非搞不可的需要,以致官逼民反,引起众多家长师生声势浩大的抗争示威呢?
港府及中联办在此事的强硬,无非证明这场闹剧,完全是挂爱国羊头,卖中共党私狗肉的洗脑运动;是以大陆一制蚕食侵吞香港一制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阴谋。就算成功,香港实现彻底的“大陆化”,也就等于毁了香港经历一百五十年才修炼到的成就!对中国有何好处?!
有网友说得好:“要想实现港人的国民认同,靠强制推行恶法是无法实现的,依靠软性的国民教育也是徒劳的。只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遵循世界大势,走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人心回归,才会最终实现两岸三地的统一。”
法制和经济根基动摇
法制和司法独立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是香港以往成功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但回归后备受中共冲击和动摇。中央释法还嫌不够,北京早有改组香港终审法院的意图。近日传媒报道,身兼政协委员的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汉清,表示终审法院法官应全数由中国公民出任;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爱诗更公开抨击外籍法官不了解中国。这是罔顾基本法有关规定,违背一国两制承诺的典型事例,以至前终审法院法官包致金不无忧虑地说:“前所未有的暴风雨 已出现!”
经济方面,中共不知节制的干预事例就更多了,不仅电力、煤气、电视、货柜码头、航空,都是政府立法支持的垄断经营,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土地房屋更是被高度垄断操控,使香港的楼价与铺租攀升到全球最贵前列,使营商环境日益恶化,中小企业经营陷入从未有过的艰难境地,也使广大基层市民渐无立锥之地。诚然,垄断并非回归后才有,但何以殖民地政府掌控下,能有利于香港经济的发展而繁荣;回归后却繁荣凋敝,形成大富愈富,中产不保,贫者愈贫?
特区政府持续不当的政策和中共的干预,造成贫富悬殊日剧,成为香港十分突出尖锐的社会深层次矛盾。港人积聚的不满和怨愤太多太深,有人发起“香港自治运动”,以此发泄对中共干政的不满,甚至走上街头,高举当年的港英大旗,公开宣称:“我们怀念九七前的一切,举香港旗,是要说给政府知道,以前一切都好过现在!”
社会矛盾丛生,不公不平趋烈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共一直认为,香港的回归,只要搞掂有钱人,反对的声音就会少些。自七十年代 中共筹谋香港回归开始,出于政治需要,历届外派香港的干部都只周旋于本港大富商之中,对于那些无钱无势的小市民长期忽略漠视。九七以来,不管是土地、劳工或社会福利政策亦只向他们倾斜,使香港的富商阶层与中共权贵集团利益互送,相得益彰,形成严重的官商勾结局面。
党人治港葬送繁荣
特区政府的不济,有人说反映了港官才干之不逮,但曾荫权们是从港英时代直接过渡来的,为何前能而后庸?是否傀儡难当,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香港第二权力中心对港政的干预程度?不管怎样,港人经常质疑港府官员事事听命于不了解港事的中联办官员,后者权力之显赫与过多之介入,已是社会公认的事实。
这些外派干部,不少人满脑子只有中共的意识形态及处事方式和惯性思维,公开场合往往讲着堂皇的假大空,对香港经济及社会、对资本主义 制度根本缺乏实质的了解与分寸的掌握,时时事事以大陆一制的标准来看待和处理港事,思想僵化,言行偏执,眼高手低,却直接决定着港人和特区的命运。
香港的败落已日益严重与彰显,中共尤其是中联办官员们不仅不检查政策的失误,他们非但看不到(不承认)自己对港干预所造成的伤害,相反对民间不满大张挞伐、打压,动辄上纲上线,警诫威吓。近日那两位曾参与香港回归事务的退休官员之恶语,便非常具代表性。这些都是香港不幸和败落的一个主因。
来源:阿波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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