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5月17日讯】第二节 不光彩的上台
1989年是江泽民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一年。毫无疑问，江是“六四”屠杀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江也在“六四”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使得原准备退休的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一跃而被任命为手握党、政、军最高权力的“核心”。
1989年初，邓小平主持的经济改革给中国 带来新的生机，同时也带来不安的躁动。虽然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市场供应花色渐多，但中央政府在各省的税收收入却减少了三分之一。新的通货膨胀率已逼近20%。物价飞涨，恐慌的采购成了大城市生活的一个内容。“屋漏偏遇连天雨”，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和倒闭，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工人被送进待业市场。新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与旧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已日渐明显。一部份做生意的人已经富起来了，而大量原国有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却失掉了他们已享有的各种福利和退休保障。他们人数之众，也形成了社会中的一个新阶层。社会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
当时中国民众最痛恨的就是“官倒”。中国从1985年开始对农产品收购价格、主要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和紧缺商品实行“双轨制”，也就是国家计划内的生产部份按照计划内价格采购，超出计划的部份按照远远高于计划内的市场价格采购。“双轨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生产资料的需求大于供给的矛盾，并保证国家指令性计划能够以低成本完成。而所谓“官倒”就是用批文按照计划内的价格购买紧俏产品，如钢材，转手再以计划外的价格卖出，其中的差价可能有数倍之高。
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僚在自己无需下海经商的情况下，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攫取社会财富、贪污腐败，把订单、配额等稳赚钱的项目统统给了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在形形色色的驻京办事处和高级饭店里，住着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揣着数百万元的钱，盯着各大部委的京官儿们，目的就是要在他们身上花掉这几百万，换来的是进口指标和各种配额。有了一纸批文或配额，他们就可以赚回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钱。中共的跛足改革造成的畸形体制，为无数的官商勾结营造了最佳环境。这些肮脏的交易肥了官商却牺牲了民众，因为差价的最后承担者就是普通的百姓。1988年，国家控制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太子党们利用权力倒卖批文而一夜暴富。
“官倒”这个名词充分反映出中共的官僚腐败。人们要求全面改革的情绪如激荡的暗流在社会上涌动，这时一个火星儿就能引起连锁爆炸。
4月8日，被视为党内良心派的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一周后去世。他的去世，激发了民众多年积存的对中共大老政治的不满和民间愤怒的社会公开化，对中共改革的前途充满了悲哀与失望。
著名高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院校内均出现大量关于悼念胡耀邦的大字报和挽联。几千名学生离开校园走向天安门广场，将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学生打出了“悼念胡耀邦”，以及“铲除腐败”、“依法治国”、“打倒官僚主义”等标语。同时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请愿等。
4月25日晚上起，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上多次播放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
4月17日游行的时候，清华大学的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白发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许多老人回想中国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中，中国知识份子实际上就是跪着的，给党跪着，只能为党唱颂歌，绝无机会挺起脊梁作为社会良知发出独立的声音。老教授们公开走上街头抗议当权者，这是中共当政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被视为一个危险信号。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机关干部、新闻记者们纷纷涌上街头支持学生。中央各报的记者还打出“我们要讲真话 ”的横幅。
1989年学运《人民日报》社记者上街声援学生。（网络图片）
整肃“导报”
与《人民日报 》“4．26”社论并行的，促使整个事件发生恶性变化的另一个导火索是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的整肃。它促使党内大老中的几个人决心用武力屠城，换取所谓“稳定”。
中共的政权缺乏合法性，不像民选政府每一届都可以依法平稳地在完成权力交接，如何维持独裁统治始终是中共的心病。尤其胡耀邦、赵紫阳 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不能令中共核心层满意，因此寻找合格的总书记就成了重要课题。江泽民对《导报》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使党内大老们感到这才是“接班人”。
1989年的学潮一开始仅仅有学生的参与，而从学生运动到全民运动的转折点则是江泽民在上海整肃《世界经济导报》事件。
胡耀邦去世后的第四天(4月19日)，《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们举办了一个研讨会。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开辟专栏悼念胡耀邦。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江泽民。21日下午，江派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钦本立说，《导报》确实将在新的一期中用几版篇幅刊载该报与《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举办的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内容。曾庆红和陈至立要他将这期《导报》的清样尽快送审。第二天晚上八时半，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导报》清样问题 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主要是中国社科院工作的严家祺、戴晴 等人的发言。《光明日报》记者戴晴谈到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的历史 和几位总书记的命运。她说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因为都是“非程序权力更迭”。
钦本立强调政府同意报纸总编责任制，并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
曾庆红大怒道：“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钦本立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改。曾庆红看说不服他就去向江泽民汇报此事。
江泽民没想到钦本立是个铁杠子头，连曾庆红都败下阵来，于是将此事告诉了《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边，江泽民声色俱厉地要钦本立改清样。汪道涵也搬出党性 原则来压钦本立。当江泽民和汪道涵硬压软劝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并且四百份已批发给个体报摊。此外，还有相同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后才追回两万份，但影响已经造出去了。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仪式由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中国大部份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江泽民一面在上海反对悼念胡耀邦，一边送去花圈以示“悼念”。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江泽民感觉这是方向标，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持续到凌晨一时，江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江泽民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并决定对《导报》进行整顿。
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整起人来不比江手软的陈至立对江泽民言听计从。她遣散《导报》员工，还特别下禁令不许《导报》的编辑再做记者。
江泽民的亲信陈至立在钦本立癌症晚期，起不来床时，竟笑眯眯的去了病房。别人还以为她前来探望，谁知陈至立突然大声宣读了对钦本立的党纪处分。看来陈不但要刺激这位70岁的老人早些死，还要他死不安宁。
库恩在《江泽民传》 中，把钦本立和他的编辑们丑化成“口是心非”、“不合逻辑”、“欺骗”、“公然挑战”江泽民并“终于抛弃了伪装”的一群人，江泽民反倒成了受害者，真是倒打一钉耙。
江泽民及其亲信对于导报的粗暴处理引发了一场席卷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 的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引发的风暴来临了。第二天上海街头就发生了大规模游行，公开打出了“还我导报”和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以及言论自由的旗帜和横幅。上海作协部份名人纷纷参加游行，北京知识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致电江泽民，要求收回对钦本立及《导报》的处理决定。
在市政府门口席地而坐的学生们不时呼喊口号。当时在外滩的大学生约有八千余人。这是这次学潮中上海学生游行规模最大的一次。
江泽民害怕了。对于整肃《导报》引发的抗议声浪，江泽民承认，“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事实上不止是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而且促发了北京的大规模示威。
在北京，两名记者把来自三十多家首都新闻单位1013名首都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请愿书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并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报社实行总编负责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恰恰是新闻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4月27日晚，江泽民在惶恐中打电话给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当时的中顾委委员李锐，通话达四十余分钟，江在电话中既恳请李锐向北京朋友通融，又在电话里向李锐探询北京情况。江在电话里还以“受不了啦”的口气向李锐表示当时的颓丧心情。
4月30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朝归来，当晚江泽民与曾庆红飞赴北京，欲向赵紫阳汇报工作。赵很快接见他，江汇报完后问赵：“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怎么看？”赵并未即时表态，反问江泽民：“你看呢？”
江泽民支吾其词，他发现和赵紫阳隔膜已深。赵紫阳看了一眼江泽民，接着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
江泽民用恳求的语气说：“紫阳同志若不拿出意见，我和庆红同志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
赵紫阳只好表态了：“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说完扭身便走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士透露，江呆呆地望着赵离去的身影足足有十分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显然，赵紫阳对江泽民把小事化大致使引发了大规模示威的做法非常不满，言辞之厉让江泽民吓得六神无主。江的密友陈至立说：“如果中央追究责任，就由我一人来承担好了，绝不牵扯你。”从此江泽民和这个女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事后，江泽民还是到处找关系，希望知道党内大老们是什么态度。他得到的反馈是中央意见分歧，赵紫阳的话不代表中央精神。
600名主要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开始在天安门 广场进行绝食抗议，各国记者渐渐把镜头和注意力对准这里，纷纷指责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破坏法制。在上海，4000名学生聚集在市委门前要求市委书记表态。江泽民当然不肯露面。这引发了学生的极大愤慨。天下着小雨，几千名学生在市府外齐声大喊“江泽民混蛋”。在5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党内斗争明显升温，赵紫阳干脆宣布既然《导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应当由上海市委来结束”。赵公然点名陈云和李先念中意的江泽民，这让几位党内大老怒火中烧。
更让中共尴尬的是，同一天，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进行访问，数百名来北京报导这一事件的记者都知道他们遇到了比两国首脑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视线被转移到中共最不希望聚焦的地方。
政治局会议上谈崩了，赵紫阳预料到自己将面临着什么，他进入天安门广场含泪看望了绝食的学生。晚上10点钟，李鹏发表讲话重申中央的立场，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
20日凌晨2时，在李鹏讲话后不久，江泽民立即以明传电报的形式表态对中央决定坚决支持。这个及时表态的大动作走在所有省、市、自治区领导的前面，毫无疑问江泽民的表态让党内大老们找到了可靠的接班人。库恩在英文版《江泽民传 》第162页提到（中文 版中此内容被删除），“早在5月20日，中共元老就内定江泽民获提名成为新任中共总书记。”
“六四”屠杀的受益者
１９８９年５月下旬的一天，一个着灰色上装，头发笔直向后梳理的男人，走下降落在北京南苑军用机场的一架专机，旋即被一辆专候良久的黑色桑塔纳接走。他是在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紧急通知，赶去北京开会的。那时诡异的政治形势，让他一直忐忑不安。他对《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强硬处理，激起了更多的抗议潮，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北京之行，他甚至自觉凶多吉少。夫人更是忧心忡忡，以为大祸临头，话别时不禁抱头痛哭。他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到了北京，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
６３岁的江泽民本来打算再干两年就退休，想要去第二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当教授。阴差阳错，邓小平把中共总书记的担子交给了毫无思想准备的他，江泽民成为了六四事件 的最大政治受益者。
会见中邓小平赞扬了江泽民对《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处理，并说上海市接待戈尔巴乔夫的工作做得比北京好。江泽民这才松了口气，心中暗想：幸亏没听赵紫阳的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看着江泽民瞬息万变的表情，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完成。邓小平要他截住奉命出访加拿大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他们耍了个花招让万里乘坐的飞机在上海降落，江泽民的任务就是劝说万里同意大老们的主张，否则不让他回北京。邓小平解释说，由于当时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开会讨论李鹏宣布北京戒严是否合法的问题。如果万里回京主持人大会议，形势极可能向他们所反对的方向发展，那时局面就难以控制。江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他知道这个任务不好完成。
邓小平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用轻描淡写的语气暗示这是中央对江的一次考验，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得出色，则此事很可能成为江的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江泽民听后又紧张又兴奋，同时心里也明白万一有个闪失，那前途就彻底无望了。
5月23日，江泽民返回上海，万里的飞机5月25下午3时在上海机场降落，江泽民接机并立即递过去“邓的亲笔信”，万里是邓小平的桥牌朋友，邓在信中恳求万里“看在几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关键时刻 帮我一下。”
万里在上海住了六天，痛苦了六天，期间江泽民交了底牌，在万里不答应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万里发表了公开声明同意中央颁布的戒严令。江泽民对万里的胁迫等于在战略上切断了赵紫阳的臂膀。
同一天，5月27日，邓小平召来八位元老开会，决定总书记人选。最早的时候邓小平本来提议乔石和李瑞环，但是陈云力推江泽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对邓小平转而起用江泽民中更是起了关键性作用。李先念当时说：“江泽民虽然缺乏中央工作的经验，但他有政治头脑，人正壮年，可信任。”
于是，荒诞的历史安排把江泽民推向了权力的顶峰，成为“六四”镇压的最大受益者。
5月30日，江泽民再一次奉命秘密进京。江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会怎样，不过多少预感到此行将不同寻常。
江抵京后稍作休息，陈云的秘书进来通知他：“陈云同志正在等你。”陈云与江泽民的谈话十分简单，陈云直接了当地说：“小平同志让我告诉你，你到中央来工作，代替赵紫阳同志。”江泽民没有说一个字。他明白这个关键时刻说错一句话都会前功尽弃。他听说在他来京之前，有干政大权的几位大老已在邓小平家开了两次会。陈云是第一个提出由他来接班的人。陈云说李先念同他讲过，上海的江泽民党性比较强，这次对戒严态度也很坚决。但江泽民不知道陈云本人对他态度如何，所以他只带耳朵没用嘴。
到了李先念那里就轻松了许多。李先念问了一些上海的情况后说：“小平那里你不用急着去，决定是小平同志的意思，当然会找你再谈。”江泽民知道自己在李先念那里下过的溜须拍马功夫没白废，但他记住了曾庆红的建议，多听少说。所以，除了简短回答问题外，他只是微微弯着腰，做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江泽民回到休息室后，马上往上海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曾庆红，曾是江的重要谋士。江泽民告诉他说：“看来我回不来了。”
曾紧张的问：“你不是去两三天就回来吗？”
江说：“我就要在这里工作，你明天马上来一趟。”
第二个电话是打给原上海市长汪道涵，江泽民说：“以后要请您多关照了。”
第三个电话是打给他的夫人王冶坪让她准备来京，但王冶坪没有表态。
大局已定，晚八时，李鹏，姚依林等在人大会堂里客气地宴请江泽民。江泽民真恍如在梦中。
军队进城一再拖延，6月1日才有了进城的新部署，最后实施的日子定在6月3日夜里。江泽民作为新任总书记从5月底就已经开始批阅文件了。
1989年六四事件前的天安门。（网络图片）
掩盖真相，不许翻案
不管“六四”过去多久，江泽民都希望“六四”在人们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但每年这一天前后人们都用大量的图片和文章 来奠祭死者，这是江泽民最不愿看到的。在2002年江卸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时，他给政治局常委定了几条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许给“六四”翻案，因为他是“六四”镇压最关键的参与者之一和最大的受益者。
“六四”事件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江泽民下令各单位清查参与“六四”、支持学生、反对镇压的人，鼓励检举揭发，对他们一一清算。谎言和恐惧加在一起，基本上使民众不再敢谈论“六四”。
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法国记者问到因“六四”被捕的一个女研究生在四川监狱里被轮奸之事，江泽民当众脱口而出一句震惊全球的话：“她是罪有应得！”
江泽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江一直处于恐惧之中，怕有人给“六四”翻案，给赵紫阳翻案。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的照片成了不肯屠杀学生的见证。江最恼恨的就是十几年来人们在“六四”期间总是把这张照片翻来覆去的刊登，似乎是影射自己上台的不光彩。江泽民也不会忘记赵紫阳“六四”前对自己的批评，江对赵家的监视控制让保卫部门的人都感到难以理解和不忍下手。
对江泽民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淡化、模糊，并最终扭曲全体中国民众对于“六四”的记忆，江下令制作电视节目，极力渲染学生的“暴行”，甚至不惜焚烧部份军车并拍摄现场，力图使全国民众相信，军队的开枪是不得已。很快，许多未亲身经历其事的民众便开始相信北京真的发生了所谓的“暴乱”。
事隔20多年，六四事件真相，已是路人皆知。据有案可查的史料及知情人讲述，当年共产党喉舌所播放的所谓“暴徒”焚烧军车的录像，完全是军方精心设计、自导自演的。当时军队奉命把旧型号的车辆开到西长安街，然后由一批武警假扮的假大学生纵火焚烧，期间有专人在附近录影。其目的是栽赃学生和市民，以获取开枪镇压的藉口。越来越多的军队当事人私下披露，亲身参与烧车的事，事后这些人大都复原或遣散。
当时就读于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的应届毕业生方政，双腿被高速行驶的坦克车碾过落下双腿截肢的故事更是让人心有余悸。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方政来到了美国，并安上了假肢，第一次站了起来。2005年，方政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作证说，“我躲闪不及倒地，坦克压到我的双腿，就从我的双腿上碾过去了，坦克履带都是链条、齿轮，我就感觉到裤子被卷到履带的链条上面，很紧很挤压的感觉，当时我意识还有一点，只觉得身体咚咚咚的在地下被往前拖，被拖行了一段距离，头部、后背、肩部都被擦伤（到医院后医生说的），坦克车的履带链条把我的腿撕拉掉了，裤子也扯烂了，我就从履带上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我就滚到了路边靠到护栏上……
当时就读于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的应届毕业生方政，双腿被高速行驶的坦克车碾过落下双腿截肢。（网络图片）
这个情景，后来我用动态网上网时偶然看到了，看到了我自己当时的这个情形。国外的网站 上应能看到这张照片，一个人躺在地下，双腿被压掉，靠在护栏下。那个人确实就是我。我的双下肢被截肢，右侧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盖位置……”
在这次掩盖、栽赃和清查中江泽民熟练掌握了宣传和暴力机构。谁又能想到，10年后，江使用同样欺骗栽赃陷害的旧手段，上演“天安门自焚 案”事件，以此激起全国人民对法轮功的仇恨，从而开始了对法轮功修炼群众的大规模迫害，六四事件成了江为另一场更残酷更持久的镇压而做的预演。
（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第一章；作者：《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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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江泽民在六四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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