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5月17日讯】（大纪元记者海宁编译报导）2007年曲笛（音译）赴美攻读博士的时候，其母确信她会回国。25岁的曲笛主修数学专业，梦想有一天能回到她的家乡辽宁当大学教授。获得一个海外 学位是她获得教职的最后一步。但她再也没能回去。
《大西洋月刊》报导，曲笛的母亲蒋女士说曲笛在内华达大学雷诺分校读书时，她和女儿天天都在中国 的即时聊天软件 QQ上聊天。2008年5月的一天，蒋女士却找不到她的女儿。她匆忙间找到了曲笛的朋友。这名友人虽然已经在学校办公室看到了曲笛的死讯，但是不愿意告诉蒋女士，而是把这事推给了当地警察。警察通过一名译员打电话给蒋女士，但她却不愿意接电话。她请一名亲戚去确认那个他不忍听闻的消息：她唯一的孩子在从大峡谷回家的路上同另外两人在一起车祸中丧生。
蒋女士抽泣不能自已，说：“全完了。我从来没有害怕过困难，因为我们有个孩子，她是我们的希望。现在什么对我们来说都没有意义了。”
59岁的蒋女士1983年生下曲笛。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生效，因此她是第一代受到该政策影响的中国家长。蒋在本溪一家国营钢铁厂担任文员。那里计划生育的执行非常严厉。她在生完孩子之后，如果没有放置节育环的证明，便不被允许回来工作。
她从来没有想过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第二胎。但她听说过有些人宁愿付罚款（通常几千美元）也要生。蒋女士曾经坚信政府的话：国家的富强取决于控制人口。但是，她内心深处知道他们在冒险。在充满不确定的人生中，她和她的丈夫只下了一注。她说：“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战场上的士兵。虽然前面有枪林弹雨，也得向前冲。”
“失独”是指父母丧失了他们唯一的子女。现在在中国有将近一百万这样的“失独”家庭，每年还在以76,000户的速度递增。但人口学者说这只是真正问题 的开始：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从大城市蔓延到全国各个角落，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的比率在过去三十年中暴增。
2005年中共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只有2.1亿独生子女，大部分属于儿童。在25到29岁（1976到1980年出生）年龄组中，祇有15%是独生子女。但25年后出生的一代人中，独生子女比率将近翻了四番。
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曾经写过一本名为《大国空巢 》的书，讲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危害。他说：“将来，几千万中国人将受到‘失独’的影响。父母们会失去希望。他们年老时，没有人会照顾他们。因为每个独生子女都面临这样的风险，每个独生子女家庭都进退两难。”
中共当局给独生子女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网漏洞百出。“失独”家庭十年前才大量出现。那时第一代受到计划生育影响的父母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中共政权却行动迟缓，无法帮助他们。
200年中共全国人大开始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明令地方政府给予那些家中独生子女在事故中受伤或丧生，而父母没有领养或再生育的家庭以“必要的补偿”。但是，中共政府既没有说明多少补偿合适，也没有说明其在补偿案中的角色。在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开管理它们的预算。因此，因为中央政府未能说明其对失独家庭的责任，失独父母只能听任地方政府摆布。地方政府通常会根据其财政状况来补偿，而不是根据失独家庭的需要。
由于补偿法令含糊其词，在蒋女士的案子里，当地政府在其女去世后没有给她任何补偿。2007年中共政府又下达了一道命令，公布了此类补偿的最低限额为每月16美元。但当地计划生育办公室直到2010年才开始给蒋女士发抚恤金。
蒋女士在得知爱女死讯之后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她说：“我们听了政府的话。如果只生一个孩子能带来经济繁荣，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拿出一点钱来补偿我们的损失呢？他们不能只收红利吧，对不对？”
在中国，退休金系统 不发达。父母甚至祖父母都得在他们退休之后依靠他们的子孙。因此，失去独生子女的经济后果是毁灭性的。那微薄的抚恤金是失独家庭所能领导的唯一补偿，但现在只适用于10个省市，只能覆盖失独家庭的六分之一。金额从16美元到130美元不等。蒋女士和她的丈夫每月领到22美元。
但是金钱并不是蒋女士的首要考虑。她更想要中共认识到她和其他失独父母为这个国家做出了牺牲，就像牺牲士兵的家庭一样。但是，中国社会对待两种家庭迥然不同。军烈属可以享受购物折扣以及申请国家救济房的优先权。但是失独家庭一个也没有。当蒋女士为得到超市打折而申请信用卡的时候，银行职员告诉她，因为她已经退休，她最好使用其子女的附属卡。蒋女士每天花9到10个小时同其他失独父母交谈。
蒋女士说：“我们为整个社会牺牲。我们是中国公民，中共的政策对我们有严重后果。政府应该负更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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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外电：中共一胎化后遗症 “失独”父母痛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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