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8日星期四

在非洲最成功的中国人:不想再回中国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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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出拉各斯机场,扑面而来的便是各种杂乱无章的廉价的颜色,身材健硕、皮肤黝黑、穿着艳丽的人群穿梭在大街小巷每一个角落;路上挤满了陈旧破烂的黄色小面的,中间夹杂着不少豪华轿车,车里坐着手持AK47的保镖……噪音污染、交通堵塞、走鬼汹涌,一切都像极了上世纪80年代初伊始的广州,那时候我才十多岁。


拉各斯州和广东省是“友好省州”,它是尼日利亚的故都,也是其商业中枢,有2000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与此同时,它的公共基础设施严重匮乏,尤其是电力供给,每家每户都靠柴油发电机发电,哪怕是权贵富豪,工厂、港口更是如此。


任刚站在酒店落地窗前数了一上午,发现有一百多艘货轮进出拉各斯港口,密度如此之高,令他感到震惊。事实上,尼日利亚造船业和修船业几乎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人才、资源、资金都极端匮乏,当地急切盼望引入有经验的外国造船企业,帮助他们培养本地人才。任刚是广新海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此次跟随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非经济协作区组织的考察团来到尼日利亚,签订了一亿多美元的造船合约。



拉各斯港是西非最重要的中转港,年吞吐量超过八百万吨。天津人史海生今年50岁,2010年被招商局派到这里,与一家公司经营拉各斯港的TICT码头。两年时间,他将这个落后破烂、没有专业设备的码头,打造成庭坎岛第一家专业码头,生产能力提升了35%。跟之前大多外国人走进非洲 不一样,他们注重培养当地高级员工,将优秀员工送到深圳培训。这里本地员工有五百多人,工资超过尼日利亚平均水平,“外国人一共只有8个,3个中国 人”,而间接受益的有1800人。在这个码头,有公共食堂、医疗卫生所,员工持工作证就可以享受很优惠的服务,这样的待遇在其他码头是没有的,这也间接逼迫其他码头不得不提升设备水平和员工待遇。


史海生感慨,在中国,由于恶性竞争,港口都求着船东,“在拉各斯是反过来的”,而这里的利润比中国许多著名大港口都高。


史海生很享受这里的生活,他住在拉各斯富人区,香蕉岛,两百多平米的豪宅公寓,正对着几内亚湾的无敌海景。这个岛上重兵把守,里面住满尼日利亚的权贵富豪。每逢周日,史海生会和本地上流社会的富贾们一起打高尔夫。


史海生的生活,只是在非洲经商成功的中国人的代表。他们最为自豪的是,在欧美,再成功的华人,也不过是餐馆老板,永远无法进入主流经济领域,而在非洲则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每当中国国内——如广州这样的城市——严查非洲人的时候,远在尼日利亚的华人也会受到当地移民局的刁难。


历史 上,华人大规模来尼日利亚有4次浪潮:第一次是在1959年 ,从香港来的商人,主要做陶瓷和纺织生意;第二次是1980年代初期,因为中国援外项目,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和中地海外 建设集来大批工程人员,修建铁路、桥梁、打井送水等;第三次是1990年代后半期,由于小商品经济发达,大量浙江人、福建人、广东人来到这里,做衣服鞋帽等轻工产品生意;第四次是在本世纪初,目前仅在拉各斯州注册的华人企业就有四百多家。


36岁的倪梦晓是温州乐清人,10年前在北京秀水街倒卖山寨名牌,生意不景气,遇到一个朋友,得知尼日利亚生意特别好做,于是来到这里。起初批发女鞋,3年后尼日利亚政府为扶持本土产业,严禁女鞋进口,于是他在当地开了女鞋厂和男鞋厂,接着又开了造纸厂和农常如今,农场成了他的命根子,“我出身农民,更喜欢庄稼。”


他的农场占地180亩,只种中国蔬菜和水果,光是供应当地华人就供不应求。这里阳光、雨水充沛,荔枝、龙眼、杨桃、山竹、枇杷等长得特别好,两年前他试种火龙果成功,非洲人特别喜欢。他准备再买3000到5000亩土地,拓展畜牧、果汁加工、农家乐、旅游、网购等相关产业。


倪梦晓得过几次疟疾,“全靠自己,吃几片药就好了,中国人还怕这个?”但就在两年前,他姐夫,在搭建厂房时不慎摔下来,由于当地医疗条件恶劣,得不到及时抢救,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姐夫慢慢 死去。


在拉各斯,邢医生是中国人中的“名人”,当地80%的华人都会来找她看玻她是湖北黄冈人,今年29岁,从湖北咸宁医学院毕业后找不到工作。2007年来到尼日利亚,起初做抗生素生意,后来开起了医院。


她开着一辆奔驰大越野,把我们拉到一个住满中国人的大院子里,全是做贸易的和中资机构的员工。她的诊所就在一楼,60平方,隔成4间,诊疗室、药房、输液室、有两张床位的住院室。


诊疗室的墙上,贴着一封来自中国驻拉各斯领事馆的表扬信。6月的一天,在距离拉各斯600多公里远,在贝宁城以北的一个中资承建水泥厂工地,57名中国工人突发疟疾和伤寒,邢医生主动参加总领馆组织的救援小组,驱车10多个小时赶去救治。


“许多国内大企业在这里的员工都是我们在看。熟人介绍才会给外国人看病,免得惹麻烦。有个病人比较严重,我们这里没法做试检,只能叫他去人的医院,但是半路上就没了。”邢医生曾亲眼看着一个中土的年轻人得胰腺炎死了,另一个年轻人得阑尾炎手术感染死了,这些都是容易治愈的病,但都没得到及时检测。她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搞一个大点的检测机构,目前整个尼日利亚都没有。


在尼日利亚,威胁中国人生命的不仅是疾病,还有绑架。


车明刚,青岛人,30岁,海信集团高级经理,2007年来到拉各斯。今年农历大年初一晚,在客户家谈完生意,与同事开车回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被两辆车夹停,几个黑人持枪将他们挟持。同事被放回去拿赎金。他被蒙眼绑架到一个小黑屋里,等待赎金。一个星期后,赎金到达,他被释放。事后他才知道,赎金被负责谈判的中间人吃掉了大半,绑匪只拿到了一小部分。车明刚自此更加信任总领馆发来的安全提醒,变得更加谨慎,晚上一般不出门,回忆起那一个星期的不堪经历,他说自己能坚持下来全靠对家人的想念。


50岁的徐州人赵柳卿是DuDu饮料厂老板,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生活习惯:早7点开车到工厂,晚10点独自开车回住所。她的厂内每天都停满了货车,等待拉运饮料。


她来尼日利亚10年,说在这里办事很黑。她曾委托当地电力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帮她交电费,一年后发现电力局电脑中压根没有她的交费记录,但所有的盖章票据都是真的。她想追回这笔钱,却被威胁要关掉她的厂。


赵柳卿说比起个别国人的黑,这真不算什么。她曾以200万高薪在国内聘请了一个代理 人,帮她从国内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后来偶然发现,机器都是二手翻新的,原材料价格比其他地方都贵,两年间她被黑了四千多万人民币。经过这次教训,她每个月都飞到国内,亲自采购。


她至今单身,说耽误了找对象。我问她每天晚上一个人回家会不会害怕,她说来尼日利亚之前在俄罗斯待了7年,比起那里,这里治安好多了。“俄罗斯的最坏,我都不怕,我还怕这?”


6月29日,在中国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论坛 上,非盟前主席让•平对媒体说:“非洲将会在2015年成为最大的新兴市常”我们这次非洲之行所见所闻似乎都在印证着这一点。


“你还会回到中国生活吗?”我问赵柳卿。


“我不会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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