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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0月1日讯】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 的〝大名〞。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却一度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史料是这样评价陈伯达: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他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共的舆论总管,却捉刀杀人,负债累累;他一生摇摆不定,却又左右逢源,既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又是林彪的〝亲密战友〞、江青的〝马前卒〞;他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却把自己跌入罪恶的深渊,成为阶下囚……文革史作家芭荼撰文《奸佞陈伯达的厚黑人生》,回溯陈伯达坎坷人生。
陈伯达的犯罪历程
芭荼的文章 说,陈伯达曾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 ,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1904年,陈伯达出生于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家庭的贫困潦倒,并没有在他幼小的心底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记。早年的陈伯达浪游并没有使他找到一个安稳的栖身之窝。
1926年夏季,陈伯达来到了福州,此时正值中国 第一次国民革命的高潮时期。国民革命军独立师师长张贞,率部驻防福州。经他的朋友张党党的介绍,陈伯达结识了张贞。
张贞是陈伯达的同乡,对他颇为赏识。原因据说是张贞看中了陈伯达的笔头,聘请陈伯达为秘书。
1927年,张贞率师北上攻入浙江,打败军阀孙传芳,一直打倒南京,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上将军衔。可是,在福州,陈伯达却突然离开了张贞部队。与中共党员陈少微常来常往。受陈思想的影响,他开始倾向于共产党。
1927年3月下旬,张贞收到来自南京的密电,要张贞就地处决陈伯达。但张贞没下毒手,并秘密通知陈伯达,要他立即逃离福州。陈伯达逃往厦门。不料,追捕者跟踪而至,只能前往上海。
陈伯达搞〝三面红旗〞
当时的上海已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陈伯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23岁的陈伯达,在左翼与右翼之间已来回晃动过多次。然而,那〝就地处决陈伯达〞的密令,却使他无法再向后退一步。陈伯达取得了与中共党员陈少微的联系,要求加入中共。陈少微成了陈伯达的入党介绍人。
1937年9月,已经从苏联回国7年的陈伯达带着妻儿,来到了延安。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被毛泽东相中。散会后,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之后不久,陈伯达被调到毛的办公室工作,成为了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在这一重要工作中,做了不少的事情。
1958年 ,〝人民公社〞、〝大跃进 〞、〝总路线〞这〝三面红旗〞在中国大地飞舞,卷起了一派〝左〞的狂潮。
事过一年,〝三面红旗〞阻力重重,处境难堪。1959年 7月23日,毛在庐山会议 的一番讲话,谈及人民公社的〝发明权〞,才兜露出来人民公社的〝发明家〞。陈伯达曾经坦率地承认,人民公社这个〝歪点子〞是他出的,〝发明权〞属于他。
打倒彭德怀
陈伯达在郑州会议上因鼓吹极〝左〞经济理论,挨了批;上庐山之前,听说会议的主题继续纠〝左〞,也就把他的政治赌注押在批〝左〞这一边。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上山之后,会一下子从纠〝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为〝反右倾〞。在这大转弯的时刻,陈伯达差一点被甩了出去。
陈伯达在此悬崖的边缘,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来了一个大变态。迅猛地投入〝反右倾〞斗争之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批判彭德怀 ,批评那个曾是他多年上司的张闻天,大骂彭德怀是〝旧军阀〞,并给彭德怀戴上了三顶帽子,那〝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背有反骨〞,才好不容易化险为夷。
文革组长 开始组阁
1959年10月21日,当陈伯达写完长文,送呈毛泽东,毛当即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加了按语,印发全党。此文向全党印发之后,陈伯达得意忘行,〝理论家〞的牌子又响亮起来了。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 上的怪物。但陈伯达却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到取代了中共中央政府局!毛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随后陈伯达便开始〝组阁〞。
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即毛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机灵〞地说出了江青心中的意思,让江青当组长,他当助手!毛虽然否决了。但江青便成了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
1966年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1966年8月2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成员名单,共14人: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 、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但是,1980年12月,〝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陈伯达被带上法庭。
11月28日上午,法庭初审陈伯达,讯问他是不是于1966年亲笔将戚本禹上送的要求批斗刘少奇报告中的〝少奇〞二字改为〝邓陶夫妇〞?陈伯达说他想不起来。
当讯问到陈伯达于1968年5月批准逮捕陆定一的报告时,他又说〝真的记不起来了〞。
可是,当法庭把签字批准逮捕陆定一的影印件给他看时,陈伯达突然恢复了良好的记忆力,不仅承认是他签字同意的,还说:〝这是江青逼他干的。得罪了江青,又不行。他如果不接受,江青会迫害他,迫害他的全家。〞
12月18日,法庭让陈伯达作最后的陈述。陈伯达自知罪孽深重,语调悲伤,当庭声称:〝批斗刘少奇 ,他负有大罪,对陆定一的专他我批了十条,是有罪的。对冀东组织的冤案,说了一番话,后果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不因此而推卸责任,应该把他的罪恶解剖出来,公之于众。
1981年1月25日,法庭作最后审判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 政治权力5年。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服刑期满,结束了18年的囚徒生活。
1989年 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正在和儿子、儿媳吃饭,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当医生来时,心脏已停止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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