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2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婉清法国报导） 引言 ：田喜，这位来自河南驻马店新蔡县的小伙子，年仅26岁，9岁那年因接受输血而感染爱滋病毒。从幼年到17岁前，他一直都是父母的希望、老师的骄傲。可是在他17岁那年的一次体检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这一项呈阳性。从此，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为了讨回公道和治愈病体，这位体重不足百斤的小伙子走上了艰辛而漫长的维权上访 路……
今年10月份，他来到法国，并有幸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讲述了自己患爱滋病后艰难的申冤历程。为了避免回国后继续遭到迫害，他已经决定留在法国。
祸起：少年时接受输血遭感染
田喜9岁那年，即1996年3月的一天，他在与同学玩耍中，头碰到课桌角上，后来出现呕吐现象，“母亲把我带到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经确诊是轻微脑震荡，当时医生建议输血治疗，家人听从了建议”。那是田喜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输血经历，他的人生也因此改变了。
儿时的田喜，勤奋、聪慧，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班里的优秀生，15岁考上高中，17岁参加高考，并考上大学本科院校，因觉得不理想没去读，决定来年考出更好的成绩。“但在暑期补课时，身体开始出现不适的症状：长期失眠、消瘦，让我没办法坚持读书。”急剧消瘦、凹陷的脸庞，让他看起来与实际年龄极不相符。
接受爱滋病检查、确诊
2004年夏，新蔡县卫生防疫站进行爱滋病普测，“当时我在休息，家里人认为检查一下身体不会有害处”，于是田喜与母亲一起做了检查，两周后母亲告诉他：“你是阳性，我是阴性”，但母亲并不懂得这个阳性意味着什么。 田喜却觉得“自己怎么可能会感染这个病呢？” 所以没有放在心上。
后来，防疫站让田喜去作复查，田喜无意间看到高耀洁的著作《爱滋病与性病防治》（高耀洁女士是中国 著名的爱滋病防治活动家，河南人，2009年出走美国），“翻阅后，我发现身上有很多爱滋病的症状，比如牙龈炎、低烧、中耳炎，还有消瘦。书上还指出爱滋病的潜伏期可以是五、六年，或更长。”田喜回忆9岁那年输血，已经八年，时间上刚好符合。田喜让父亲带着他去驻马店市防疫站进行复查，结果还是呈阳性。医生对他父亲说：“孩子太小，可能要终生吃药，多给他做点好吃的吧”。这一噩耗犹如晴天霹雳，田喜给老师和一些同学写信，“我感到自己完了，活不了了，老天也很难帮上忙了” 。
田喜的父母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父亲在居委会工作，母亲做些小本生意，他还有一个姐姐。以前全家四口过着简朴但充满希望的生活，家里唯一而且很优秀的儿子感染上爱滋病，对此他们无法接受。由于人们对爱滋病缺乏了解而产生的恐惧感，田喜的父母还不敢向亲朋好友诉说，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看着儿子日渐虚弱的样子，母亲每日只能得以泪洗面。
河南的爱滋病村
众所周知，从90年代初，河南省驻马店上蔡县的文楼村开始蔓延爱滋病。经曝光后发现，是当时省政府号召农民卖血，采血前不做任何检测，之后除去血浆外，其它血液成分经多人混合后，又分别回输给卖血者，就是这种不做检测和违反常规的回输， 导致严重的交叉感染，令爱滋病毒大面积扩散。这场以收构血浆从中获取高额回报的“血浆经济”，造成了爱滋病毒大面积传播。90年代初当地出现爱滋病感染，2003年以后河南省卫生部门从才开始对感染者采取治疗措施，这离当地爱滋病爆发已是十年光阴。截止到2013年，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爱滋病感染者高达61%以上，全村有爱滋病感染者343人，出现病症者331人，服抗病毒药者有270人。
老天送来救命恩人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田喜认为老天爷也很难帮他的时候，活下去的希望再次被燃起：田喜父亲的同事金凤勤女士得知情况后，赶到田喜家。田喜说：“当时的我已吃不下去饭，身体越来越弱，她拉着我的手鼓励我，与疾病抗争”。之后她请假三天，带着田喜去防疫站取药，“金阿姨帮我联系医生，告诉医生先给我看病，治疗手续之后再补办。”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田喜的身体有所恢复，体重有所增加，身高1.7米的他，体重恢复到48.5公斤，生存的希望重新燃起。
2004年10月，田喜决定去县第一人民医院——这场灾难的肇事者讨个说法，院长的回答是“你爱到哪告就去哪告，法院判多少就赔你多少”。接下来他去了法院，法院的说法“这种事你们县太多了，由政府协调，上级规定不准立案”。于是田喜来到新蔡县县政府，县长说“这种事太多，没法协调”。就这样田喜再次被踢回医院，各个部门人员相互踢皮球，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于是，年仅17岁的田喜自己暗下决心：走出县城，去北京上访 。
与受害乡亲结伴 进京上访
在去北京之前，田喜准备找一些与他有同样遭遇的病患加老乡一起去。于是，他来到新蔡县防疫站门口，先碰到了11岁的吴豪豪、王巧巧等染病者，经商议后，于2004年11月份，由田喜母亲带着，这一行人来到北京。他们先后去过卫生部、全国妇联、中纪委、信访局多个部门，提出：因输血无辜的感染了爱滋病，学习、生活、健康都受到影响，而当地政府和相关责任部门对此却不予理睬，希望北京的政府部门能出面帮解决。在北京呆了十天，他与母亲两人的花费高达两千多元，最终一个部门给了田喜200元及一个口头承诺，就把他们打发回去了。但回去，情况依然如故，没有任何部门承担责任。于是，在当年的世界爱滋病日，即12月1日，田喜等人第二次去京上访。这次卫生部的答覆是“希望地方政府研究、处理。”回去后依然无人理睬。田喜去当地卫生局，局长给他看了一封上级发来的材料，写着“田喜等人集体 赴京上访，背后一定有人指示，狠抓幕后黑手”。这时田喜想到了：如果要改变现状，必须先走出家乡这个小天地 。而自己能做的就是先考上北京院校，去读书。
复读并不顺利，校方因田喜患有爱滋病，不愿接受他。经数次努力未果，田喜委屈得哭了。“我生了病就不能读书了吗”？经过抗争，复读成功了，2005年他考上了北京城市学院。
入学后，面临的是高昂的学费问题 ，一年学费是1万5千元，田喜去县政府请求救助，县政府不希望田喜上访，于是为他支付了1万元，其余费用由亲戚帮忙凑齐。此外还有生活费、住宿等，田喜也无力支付，于是他决定告诉老师自己的病情，希望得到校方的理解和帮助，以便安心完成学业。校方知道后，首先做出的决定就是让田喜尽快离校，田喜无奈的说：“我是得了爱滋病，但是入学是靠自己的实力考进来的，就这样放弃学习回家，如何向家人交待”？他央求学校：只要不赶他走，他可以接受校方的任何条件，最终学校要求田喜搬离学生宿舍，他只好租了个便宜的地下室。为了交付昂贵的学费，田喜第二年再次去县政府申请救助，答覆是“你第一年已经得到过了，还想年年要”？无奈，他又去国家教育部说明情况，得到的答覆是“国家没有‘爱滋病患者读书不要钱’的规定”，于是，他再去卫生部讨说法。最后迫于压力，新蔡县才又资助他八千元。
就这样，在完成学业前，田喜每一年都不得不硬着头皮，求爷爷、告奶奶般，多次拜访相关的地方政府与国家机关，反覆的述说着自己的困难，勉强得到一些经济支助，最终于2009年顺利毕业。
尽己所能帮助爱滋病患
由于国内对爱滋病的宣传和误导，让人们对爱滋病的认识非常局限。普遍的是：一提“爱滋病”就会联想到“与吸毒、同性恋有关，千万别与这些人接触，否则会感染爱滋病等”。田喜深知，自己因患病与其他同学有了天壤之别，所以他除了按时上课外，几乎没有同龄同窗知己，大学期间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都是靠自己一个人面对和解决。
2004年10月份，第一次进京上访时，曾与中国维权 人士万延海（中国爱滋病民间组织“爱知行”）认识，同时也与部门媒体记者有了初步接触，在北京就读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了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与爱滋病有关的医疗健康常识 和中国爱滋病民间组织“爱知行”的法律培训、人权会议等，他逐渐地从关注自身权益扩大到更多的爱滋病人群，他表示“我非常积极的参与 爱滋病防治与教育的维权活动，因为我觉得找到了一个方向，这非常有意义，所以我对此投入很大的热情。”
田喜认为“帮助别人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因为这种行为源自于人的善良。”他认为在中国，感染爱滋病的人很多，而且情况非常严重。田喜在读大学时，曾查阅过有关资料，在中国，一千个人中，就有一人感染爱滋病。
2006年，在北京地坛医院，田喜遇见了渑池县一位11岁女性爱滋病患者，“她看起来软绵绵的，脸色发黄而且消瘦。”了解情况后他知道孩子父母为了给孩子治病，已将家里的房子变卖。田喜决定帮助他们，就联系了“东征纳兰”爱滋病机构，该机构帮助小女孩打官司，女孩家人获得了5万元的赔偿金。孩子父母表示感谢：“幸好遇见你，否则我们准备把最后的钱给孩子看完病后，就全家跳海自杀。” 小女孩也鼓起了生存下去的勇气，还很快联系到了她家乡感染爱滋病的十几位病人（以孩子居多），大家齐心协力，向当地政府讨说法，田喜再次伸出援手，联系媒体曝光当地爱滋病防治的问题，在非政府组织与舆论的支持下，迫于压力，渑池县政府不得不做出赔偿，为陷于困境中爱滋病人 的生活带来一点缓解。
据田喜介绍，渑池县一位叫崔兰兰（化名） 的小女孩，因输血感染爱滋病后，小学五年级时就病逝了。她父亲去当地卫生局“我们姑娘就这样病死了，你们多少要给我们一点赔偿。”工作人员却当场打了他，孩子母亲事后找到田喜，请求帮助，田喜联系了自由亚洲电台，把事情真相再次曝光。
有关中国爱滋病的防治问题，田喜认为需要从人权、人性 的角度来处理和对待，他说：“因为中共的宣传和误导，中国爱滋病患者没有正常生活的空间，人格得不到尊重。爱滋病患者首先也是一个人，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工作权利、正常生活和融入社会的权利。社会应该对他们的生存需求提供一个基本保障。”
爱滋病患者维权路漫漫
尽管自己的生存面临困境，田喜仍积极参加与爱滋病有关的活动。“2009年9月刚毕业，我参加了第九届亚太地区爱滋病防治会议，当时是受驻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亚洲促进会的邀请，在会议上做了中国输血感染爱滋病的报告，内容结合实际案例，让与会者明白因输血感染爱滋病患者的困难处境：受害者在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却遭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迫害。” 2010年7月，北京举行第一届红丝带论坛 ，田喜受邀做了关于爱滋病防治和维护爱滋病患者权益的补偿报告。
毕业后的田喜，找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他不得不到北京的一些相关机构前上访：他曾举着写有“因输血感染爱滋病 寻求司法公正 河南新蔡县 田喜”的牌子，在长安街、新华门、使馆区、公交车等多处抗议。
面对政府耍无赖 忍无可忍
经无数次的奔波， 2010年4月田喜终于拿着国家信访办签发的信访信息回新蔡县 ，以为工作问题可以解决，可当地政府故伎重演，再次推卸责任“这件事怎么解决？只有你一人需要解决吗？ 要解决也是卫生部来解决。”因此，他不得不回到北京，再次与卫生部联系，卫生部的答覆是“你不要来找我们了，找地方政府去。”再次把田喜踢给了地方。
田喜自己还曾多次遭到截访，比如“2010年3月两会期间，我在北京的住所被当地警察带到派出所，之后河南省派北京的截访人员就准备接我回河南。” 田喜不从，警察就以“带他见政府官员”的名义欺骗他，并把他带走，“到北京南站附近的一个地方突然被警察戴上“黑头套”，手机也被抢去了。“后来他就被关在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直到两会结束，“警察把我扔到北京南站，让我自己回家。在里面还同时关了20名访民，有男有女，我还看到警察殴打访民，非常惨。”2010年7月，他再次被河南的截访人员抓回，被关在河南驻京的一个机构，后被投入监狱，幸好被网友救出。
因上访被非法判刑一年
2010年7月，田喜回河南老家，去新蔡县政府时却意外发现一份报告，写着“对田喜进行打击，他勾结反华势力”等内容。8月2日，田喜找到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田喜对他说：“我因为患病，曾在这里接受输血而感染了爱滋病，被迫上访了六年，希望能与院方就此协商解决。”院长的答覆是：“你还是去找领导吧，他说赔多少就赔多少。”再次推卸责任，气愤之余田喜顺手就把办公室的电话、电脑及部份办公用品砸了。医院院长第二天与田喜联系并答应与田喜一起见政府官员。8月4日，田喜去医院等院长，没人，一次次的被耍弄，忍无可忍的田喜之后两次把医院的门锁砸了。
8月17日，新蔡县政府通知田喜去县政府，政府官员对他说：“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比小鬼子还厉害，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田喜在回家的路上发现很多人盯梢，很快警察到家里把田喜抓走，当时他的母亲在场，非常害怕。
警察以田喜砸东西为由对他进行行政拘留，到了上蔡县看守所，刚进去，警察马上换了口吻：“你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依据当时田喜的健康状况，处于爱滋病末期，需要使用第二限药物，一旦缺药会有生命危险，实际情况是看守所里根本没有治疗爱滋病的药品，此外也没有足够的衣服。
田喜认为自己没有犯罪，拒绝在逮捕令上签字。在被押送法庭的路上，警察要给田喜戴黑头套，他坚决不从，法庭上他进行自我辩护，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砸了一些物品的过程陈述了一遍。最终判决不但与实际情况不符，还给田喜添了一桩坐牢的莫须有的罪名——刺杀政府官员。田喜由此被非法判刑一年。
2011年8月获释后，田喜再次去北京上访 。 2011年至2013年几乎两年的时间里，他继续与信访办、艾协等多个部门沟通，希望政府能够切实考虑他的情况并予以赔偿。与此前无数次上访的结果一样，政府总的态度就是：一旦给你赔偿，那么多的爱滋病患者都要求赔偿怎么办？不赔。
来欧洲参加中国人权 问题审议会
2013年联合国颁发了有关因输血感染爱滋病的赔偿规定，田喜了解到法国在血液安全事故处理方面做得很好，于是联系了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使馆官员与田喜多次沟通，进一步了解他的遭遇，之后为他签发了签证，他于2013年8月顺利来到法国。
2013年10月，田喜受邀到日内瓦参加了讨论中国人权问题审议会议，他通过自身经历和看到的更多爱滋病患者面临的困难，让世界看到：中共政府作为一个剥夺 了自己民众人权的政权，根本没有资格加入世界人权理事会。
决定留在法国避难
在法国停留了近四个月，原本准备回国与中共再次商谈的田喜，冷静地反思了自己八年来上访、维权的历程，他终于明白：“正因为自己一直抱着善良的想法，才一次次的被中共欺骗，中共从来都不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对存在的问题也根本不想解决。中共非常清楚我需要帮助，这么一点点地帮助，它都不愿提供。对那些和我有同样遭遇的中国老百姓，中共的态度一样，根本不愿意伸出手来帮助最起码的帮助，它明摆着就是‘我是流氓 我怕谁’的一副嘴脸。”
田喜认为中共处理问题的基点是“要看是否对它自己有利。如果中共可由此获得极大的声誉，或者是好处，它才会做，它根本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极端自私。司法更是做给别人看的，一纸空文。” 他还表示：“出国后我才发现以前太幼稚了，我还明白了一点，共产党它根本不关心中国社会和老百姓，它没有固定的理念和原则，而且它从来都不喜欢好人：关心国家民族的人，它会迫害，相信‘真、善、忍’的人也遭到它的迫害，宗教人士也是，也就是说，支持它也好反对它也罢，它都会对你加以迫害”。田喜在国外居住的这段日子里，有机会阅读了《大纪元时报》发表的系列文章 《九评 共产党》，他认为文章对中共的本质评论得非常好，一针见血，并对本报记者表示：“您帮助我在文章里表达出退团 的意思吧，告诉大家永远都不要相信共产党。”
依然消瘦的田喜，此时脸上终于露出了难得的一笑和轻松，并做出表示胜利的手势，他考虑再三后，决定向法国政府提出政治庇护，希望能留在法国，拥有一个崭新的生活，并希望大家能够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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