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有多种形式，其中最严重的一种就是任用干部上存在的腐败。中国 政坛上长期存在的“秘书帮”现象则集中反映了用人制度中的弊端。日前海南省副省长、曾担任高级领导人秘书的冀文林成为马年第一个“归案”的大老虎，宣告了一个“秘书帮”的沦陷。让人震惊的是这些秘书们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以及高级领导人秘书升迁之快、能量之大。
这种情况几乎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很少听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秘书有这样的能量，实际上，在现代文明国家的文官制度下，高级领导人的秘书几乎都是名不见经传的“隐形人”，我们最终知道了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有秘书班子大多是从他们卸任后秘书写的书或者发表的文章 中了解到。至于总统和国务卿职位以下的领导人的秘书，这些年几乎就压根儿没有听说过。在中国则不同，老板的“小秘”与高官的“大秘”占据了娱乐和政治新闻。
生活在中国的人都能如数家珍地指出身边哪些领导曾经是哪些领导的“秘书”，高级领导人的秘书空降到省市“挂职”、“锻炼”，随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扶正”几乎成了组织用人制度的规则，现在是连一些芝麻绿豆那样的小官也学会了安排自己的“秘书”。按说，副省以下的干部是不能配备专职秘书的，但市、县甚至乡镇领导哪个没有秘书班子？例如“办公厅”里的秘书们，安排自己的“大秘们”空降到更下面当领导，这现在也成了各地任命领导干部的潜规则。秘书们负责工作，领导负责吃喝。
稍微不经意之间，我们发现，“秘书治国”也有了新的形式：以前是秘书帮领导人出谋划策，或者架空领导直接去“领导”，去发号施令，现在他们则不甘寂寞，干脆利用从领导那里获得的权力与影响力，空降到各地去直接当领导。如果用人制度不改变，再过多少年，我们整个国家真可能会被秘书们领导了。
秘书受到重用，对领导来说，便于延续自己的思想与指令，对于体制来说，秘书跟随领导多年，对领导个人与体制的了解，自然不是他人能及的，但“秘书”原本是一种比较专业的文官职业，除了给领导写稿子，料理工作中的琐碎事务例如安排日程之外，有些还兼顾生活上的照顾之责。鉴于他们的工作性质，真正的秘书的就应该是内敛、低调、细心。在领导权力不能有效被限制的制度与体制下，秘书必须被限制住，这是中国古代人的经验教训和政治“智慧”。
中国古代皇帝都有“秘书”，就是太监。太监为什么一定要被阉割掉？除了担心他们对皇帝身边的女人 生出非分之想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他们有私心，担心他们专权。根据弗洛伊德后来才发现的理论显示（显然没有中国人“先进）：男性荷尔蒙是权力欲望的根源，而去根的男人，基本上都没有权力欲。这些没有权力欲望的太监在皇帝身边，一般都不会做欺上瞒下的勾当，更没有必要贪赃枉法为“无后”的自己留下巨大财富。
可我们也看到，中国历史 上恰恰有很多宦官太监专权，做出了令人发指的恶行。其实这并不是说太监就比“正常人”坏，而是在皇帝体制下，皇帝身边的人天然地被赋予了各种巨大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去使坏。设若过去中国两千年历史 上伺候在皇帝身边的“秘书帮”不是太监而是正常的人，中国历史别说可能会更乱更遭，很可能早就像太监们的根一样被一刀截断了，咱们的“文明”也就无法连续至今啦。
从冀文林这类秘书们我们不难看出，一位干过十年左右的省部级领导如果愿意，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秘书”派到好多个重要县市与岗位任职，仅仅靠秘书帮就有可能控制某一个关系国家命脉的垄断产业。
正因为这样，中国秘书们的命运也就同他们服务的官员密切交织在一起。一个领导倒下，一帮秘书进去，而一个秘书进去，也就往往预示一个领导将要倒下。秘书帮同领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体制，造就他们成了一个一个强大攻守同盟的“利益集团”。在一个没有了理想、信念与原则的时代，秘书帮们大多把领导的权力当成自己的权力而肆无忌惮，而领导们也把秘书们当成了家人或者家奴一样信任有加，领导不但对秘书们放任纵容，还听任他们干自己不便出面的各种脏活与非法勾当。
在这样的环境下，秘书们自然而然都学到了一门新的秘而不宣的“秘书学”，不是为领导安排日常工作、写稿子与及时提供资讯，而是如何把领导的权力更大化，为领导和家人，也顺便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利益。秘书们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不再对国家、党和人民负责，而只对领导和领导的家人忠心耿耿。即便秘书们犯罪了，领导也会百般包庇、听之任之，继续任用不说，还能不停升职。
“秘书帮”现象都极其不正常，冀文林的垮台暴露出只不过冰山一角而已。这届领导人反腐要想彻底，也不能不触及到“秘书帮”。当然，要想彻底解决“秘书帮”现象，最终还得在用人制度上做出变革，要在滥用权力上对那些当权者“去势”，要把绝对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否则，就只有恢复太监制度，把冀文林之类一定会专权与贪赃枉法的秘书们阉割掉，恢复大清朝的太监制。
来源： 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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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太监专权？周永康案“秘书帮”垄断中国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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