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迷雾拨开后有两大难题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中国经济今年前两个月差强人意的经济数据出台之后，国际投行下调2014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是非常自然的逻辑安排，无须过多解读。

相较于中国政府给出的7.5%GDP增速，高盛近日给出7.3%，苏格兰皇家银行给出7.7%以及美国银行给出的7.2%经济增长预期，本身并无太多指标意义，多半是上述投资银行的分析师们根据自己的行为偏好在办公室电脑里敲出来的数字而已。

如果中国经济在201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他们中任何一家的预测最终一致，大概也只能说明在巧合之余背后的细致研究付出。

充分的信息与准确的数据是理性决策的前提，在信息披露渠道日趋多元的时代，在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信息早已被立体化解剖的今天，要预测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速，本身并无太多技术难度。

谁都知道，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中长期增长动力肯定将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高速行驶的列车在未来某个时候出现增长疲劳，也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所谓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还将保持9%左右的高速增长的乐观预测，尽管是某些经济学家或者市场人士的乐观期许，但真实世界一般不会兑现这种过于静态脱离基本面的假定。

今日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数早已不是1985年左右的3000亿美元规模了，而是较之以前扩大了30倍以上。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来看，显然，中国经济若要在2044年前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肯定是不可能的任务。即便要达到未来30年年均4%的经济增速，也是超高难度命题。

中国经济在拨开增长的迷雾之后，目前面临的两大系统性难题是：如何找到保持7%有效增速的持续支撑条件，如何应对免疫力显著降低的体系性经济风险。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加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致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导致全要素生产率（TEP）在1995年以后就处于低增长期。

尽管从人力资源供给的角度来看，最乐观的估计是未来15年，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仍会每年向工业部门转移600万至700万的产业工人，但根据人口经济学家的预测，人口红利的转变节点将会在2015年出现，未来20年，中国的老龄化现象将变得非常严重。

另一方面，在经济向人均3000美元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政府在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同时，未能及时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结果，尽管成绩毋庸置疑，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今，偏好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我国也许能在5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与美国比肩的水平。但业已出现的部分领域突出问题，却使我们不能不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诸多风险。

若继续放任在制造业基础不很巩固且金融体系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风险极大的房地产领域，继续放任地方政府饮鸩止渴式的增长逻辑，不切实加大金融风险管控（包括对以往是监管灰色地带的影子银行的风险管控），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承受得起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冲击。

再换个角度看，今日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面临的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也为富有担当感的新一届政府提供了解决深层次问题的难得机会。从经济发展的机理来看，处于“U”型经济周期的中国经济，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程度以及内生性技术进步的动力转换速度。

唯有当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有序转化为民生福利，即“物价不涨工资涨”，“底线安全有保障”，中国经济才有望在提高系统性免疫力的同时，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

纲举才能目张，决策层唯有以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参照系，以时不我待的决心全面推进系统性改革，不能再贻误时机，加快经济战略转型，才能真正突破中长期发展瓶颈。

因此，既然全面改革的核心方向是市场化，那就应坚持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政府放权、国企放弃垄断、市场准入放开、银行信贷取消歧视、取消各种投资限制、取消重要商品的进口配额等，政府应全力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中国经济要在更高层级上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亟须在去杠杆化的同时，以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及配套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行为空间受到切实保护，让政府规制真正成为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切实保障。

要提高经济的系统性免疫能力，既要对经济肌体进行全面体检，找出病灶，更有赖于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化解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中国目前已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保持较高的投资率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投资效率低是两大弊病，另一方面，庞大的民间资本却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

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须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一言以蔽之，“制度红利”，只有靠改革来创造，而在中国经济步入系统性低免疫周期的时候，改革的安排不能过于局限在短期目标和个别目标上，更应关注系统性的战略目标和系统风险。

来源： BWCHINESE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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