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一词，最早见于唐代道世法师所著佛典《法苑珠林》卷九四：“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佛教强调修行之初，须立坚固的信心，即对“佛、法、僧”三宝绝对的、没有前提条件的崇信钦仰。很显然，“信仰”是宗教词汇，因为只有宗教才能要求教众“仰而信之”。“信仰”，即匍匐在地、仰天承受之意。“信仰”是一种绝对的精神敬畏与服从，没有理性的辨析，没有道德的判断，更没有实证的检验。因此，“信仰”只能是宗教的诉求。与之相对的是理性与实证。理性是哲学的诉求，实证是科学 的诉求。
哲学要求辩证解析，要求逻辑推理，否则便无法求得哲学之真；科学探索则是一个不断怀疑 、假设的过程，要求实验求证，否则便无法求得科学之实。因此，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都不能要求人去“仰而信之”，不能要求人去无条件地绝对敬畏与服从。只有宗教，既不能因怀疑而求证，也不能用逻辑去推理，只能去无条件的绝对敬畏与服从。无条件的绝对敬畏与服从，即“信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传统 的儒释道文化都是有神论文化，自古以来中国 人形成了对“天”、“地”、“道”、“神”、“佛”的稳定信仰，千百年来中国人靠着这些朴素的价值观念维系着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而1949年 后，中国大陆 铲除中华传统文化 ，并对中国人强行灌输无神论思想，从此大多数中国人渐渐的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教化。
中华文明的初始，就是对自然神的信仰。盘古开天辟地，成为天地 万物的始祖，而后漫长的上古时期先后又出现了天皇、地皇和人皇三位神祗，逐渐确定了中华大地的生活秩序。天皇时代，将民众分为部落，由部落推选或指定的酋长管理；地皇时代，固定了日月出现的时间，规定30天为1月，1年分12个月，使昼夜分明；人皇时代，把中国分为九州，封其九个神通广大的弟弟各管一州，自己住中央，乘天使驾驶的云车出巡。
三皇之后又出现了被合称为“五氏”的五位神祗，有巢氏教导林中的人在树上用枝叶筑巢为屋，并日渐移居地下以草木筑屋生活；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逐渐有了熟食和火种；伏羲氏教人烹饪和渔猎生活，制八卦、设官员、定婚嫁等；女娲氏人面蛇身，炼五彩石补天的裂缝堵水，杀神龟取其四足重新支起大地，用芦草烧灰吸干泄漏到地上的天水，形成平坦而肥沃的华北平原；神农氏尝百草写药书教人治病，并教人种植麦、米、粱、黍等食用植物，教人豢养牛、马、狗、猪等家畜，奠定中国农业的基础。
后又经无数日月变迁，中华进入五帝时期，神迹 依旧被信仰。黄帝带功修道并创建邦国，襁褓中能言语，驯服猛兽大败炎帝；帝喾爻策占验推算历法，穷极变化，颁告天下；颛顼帝法天道制义法，调理五行以教化，闻言而辨，能洞悉远方，仁厚而威严，慈爱而笃实；尧帝仁德如天，智慧如神；舜帝迎宾能使客肃然起敬，入树林能在雷雨中不失方向。
天神下到神州后，逐渐的建立起了中华文明，河图、洛书、太极、八卦、易经都包含着天地间的秘密并逐渐的传给了中华先民，而《道德经》更是系统 的将宇宙的法则和规律揭示给了中华祖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终构成了中国人的核心信仰，对“天道法则”的信仰，也就是中国人俗称的“老天爷”。后来佛教传入，生命彼岸、善恶有报、因果轮回 的思想也逐渐融进中国人的观念，对佛的信仰也成为了中国人信仰的一部分。
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是王道御天下的制度，一切以“道”为宗旨，整个社会关系中上至君王下至黎庶都遵守道德契约，君主奉天承运，治理万民，大臣和百姓，各安天命，各司其职。王道政治中，合道与不合道成为君王之王位合法性的最终依据，不合道的无道昏君就可以被讨伐，这叫替天行道。而纵观中华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出世的修佛、修道，还是世俗社会的文字、文学、建筑、医药、绘画、音乐、武术、书法、雕塑、园林、历法、服饰、饮食、节日等等，都与对神佛的信仰、对天理的信仰休戚相关。
到了春秋乱世，随着周王朝实际统治能力的丧失以及金属冶炼技术的普及和提高，铸造青铜九鼎无论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都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春秋时代楚国就已经自己铸造青铜九鼎，这是与历史 文献记载楚国国君称王的年代相一致的。考其楚国铸造青铜九鼎的具体年代，应该就在楚庄王北伐中原、向周定王的大臣王孙满询问九鼎“大小、轻重”的公元前606年前后。楚庄王铸造青铜九鼎，其用意非常清晰，就是要获得直接代表“天”统治天下的权力。因为青铜九鼎就是“天子”的象征。
春秋乱世，王室衰微，催发了当时的精英人士对于“天”与“天下”的诸多思考，其中包含了对于上古传承下来的“天”之信仰的开始松动，比如孔子同时代的郑国人子产就说过“天道远，人道迩”这一类的话，表明了当时的精英人士对于“天”和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开始进行思考，而不再是一味的“仰而信之”。
但如果因此就下结论说中国人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放弃或摆脱了对“天”的信仰，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孔子所在的春秋末期，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开始萌发并且迅猛发展的时代，子产就是孔子的尊之为师的思想精英之一。正是在子产等思想精英的启发下，孔子开始整理、删述、撰作“六经”，把原本属于周王朝典章制度的“六经”作为教材教书育人，使之成为可以在世间自由流传的学术思想，从而开启了中国学 术思想之门。
掌握在天子及百官手中用于统御万民的神圣的典章制度下降为掌握在民间学者手中可以自由传播讨论的学术思想，这些典章制度原来所维护和拥戴的制度性“信仰”就开始发生了松动和瓦解。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信仰”的松动和瓦解只是发生在思想精英人士之间，对于那些与思想职业渊源不深的普通大众来说，天还是那个神圣的“天”，地还是那是神秘的“地”，都是需要无条件地敬畏和服从的神圣所在，不敢有半分的怀疑与亵渎。即便是开启了中国学术思想之门的孔子，也只是“敬鬼神而远之”，虽然有所疏远，但却严格恪守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规则，从来没有半分的不敬。并且，到了人生的关键时刻 ，孔子所倚仗的，依然是对“天”的敬畏与信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孔子开启了中国学术思想之门，直接引发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而思想的驰骋、学术的驳难，依靠的是理性的思维与辩证。这种局面的出现对于信仰世界的维系是灾难性的。读战国诸子著作，除了《墨子》以外，的确看不到对“天”的信仰存在的更多证据。这是一个思想史的事实。据此，学术界得出一个很流行的结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缺少宗教的神圣性，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这种观点是从解读中国经典文献之上得出的学术结论，但却不是中国人真实的精神历史，因为这种学术结论只是考察了思想精英们留下的传世著作，而没有把中国历史 上大众的精神状态纳入考察的范围。即便是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依然可以清晰地捕捉到来自于非精英的社会大众对于天地鬼神的信仰轨迹。这一点，在代表下层大众思想价值的《墨子》中论述得很清楚。《墨子•明鬼》详细地论证了鬼神的存在以及对鬼神信仰的先天性必要；《墨子•公孟》则明确地提出：“夫智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智矣。”并批评儒者说：“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悦。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天志下》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说：“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
春秋乱世直至战国时期，王政衰落，夏商周三朝建立并且实行的“天”的代理 人制度——天子代表“天”统御天下万民的制度名存实亡，人们对天的信仰也陷入一种混乱状态。当然，信仰的混乱与瓦解状态，对于人们的思想是一种极大的解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盛世由此而来并且为后世创造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对于以恢复社会秩序、拯救天下万民为己任的儒者来说，这种信仰的混乱与瓦解就意味着社会秩序的混乱，就意味着“天”的代理人统治天下的制度受到致命的威胁。孔子作《春秋》，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因为“《春秋》，天子之事也。”所谓“天子之事”，就是天子在春秋祭天之时通过巫祝向天汇报天下大事的“祝史正辞”，其文本简称为《春秋》。汉儒董仲舒据此称称孔子作《春秋》为“奉天而法古”，继周之“赤统”之后创立了“黑统”，即说孔子在这时期是“天”的代理人，受命于“天”，建立“道统”。
孟子继孔子之后充实和发扬了这种建立在“天信仰”之上的道统，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贵民思想，并依据这种贵民思想阐发以民的利益得失为判断标准的“仁政”政治哲学，更进一步指出在地上承载这种“天道”的是“士”阶层，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士”秉持“天道”就能够“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就可以“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所以孔孟之后，虽然中国迭经战乱与外族入侵，中华文明始终未曾断绝，成为人类社会唯一从远古传承至今的文明实体（尽管这个文明实体从今天的文明标准衡量有着诸多不如人意之处），这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在统治者所秉持的“王霸杂之”的“治统”之外，始终有着“士”阶层坚守“道统”的存在，与“治统”相对抗，尽其所能地约束着专制统治本性中为所欲为的恶，所以中华文明得以不绝如缕。
而马列主义统治中国后，彻底颠覆了中国人的信仰，共产意识形态（党文化 ）和中华有神文化天然对立。1949年以后强行推行无神论，无神论把宗教视作统治阶级给工人阶级施加的“精神鸦片”，认为鬼神是人头脑中对客观世界歪曲的虚幻反映，是生产力低下时人们对自然界神秘现象主观臆造式的产物。马列主义在于对人们的精神控制和变异，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无法和中华五千年 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就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文化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马列主义推行无神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有神文化妨碍其独裁专制，不希望在它之上还有“天”、“道”、“神”等这些根深蒂固的信仰去约束它。马列主义知道用传统的信仰标准去衡量它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信仰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颂它“伟大、光荣、正确”；知识份子就会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等价值标准，而不会变成应声虫，全民更不可能“统一思想”。为了维持统治，马列主义就必须消灭中国人对神佛、天道的信仰。没有了信仰的中国人只能称为“马列人”，而非中国人。
1989年 版《辞海》对“信仰”的定义是：“信仰——对某种宗教或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其中“宗教”之后加上的“或主义”，显然是根据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现实而做出的增补和修订。这个“主义”即指在20世纪 大部分时间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完整的表达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但在大陆意识形态的一般表述中，马列主义既是一种哲学，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又是一种科学，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如果是哲学，则需要诉诸理性，需要进行逻辑推理；如果是科学，则任何科学原理都必须经受怀疑与实证的过程，否则就不成其为科学。也就是说，无论马列主义是哲学还是科学，都是不能去信仰的。否则，它就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只能是宗教的教义。
当然，还有一种表达方式是“信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马列主义关于未来 社会形态的一种假设，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马列主义属于哲学，则这种哲学假设出的“共产主义”需要去进行理性的逻辑推理；如果马列主义属于科学，则“共产主义”需要去进行怀疑求证；总之，都是无法也不能去“信仰”的。当然，如果干脆承认马列主义是一种宗教，则无论是马列主义本身或者是马列主义做出的“共产主义”假设，都属于“教义”，则都可以要求信众去“仰而信之”。问题 在于，既然宣称，马列主义是哲学思想，又宣称马列主义是科学原理，然后又要求人们去信仰，这就是强人所难了。所以，作为一种官方强制的“信仰”要求，随着中国大陆强制文化制度的功能衰减，马列主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失去社会大众的拥戴，而只能停留在官方文件和宣传中。
这就是今天这种“信仰的空虚与混乱”的社会现实。
一个准确的结论是：正是20世纪中国社会“信仰”的强制与滥用，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这种“信仰的空虚与混乱”现状。
“信仰”的滥用，其根本点在于把价值观等同于宗教。科学精神是一种价值观，马列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是一种价值观。宗教也是一种价值观，但价值观却不仅仅是宗教。价值观可以选择 、可以持有、也可以增补和调整，但却不能去信仰。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去信仰一种特定的价值观，是文化专制社会的基本特征。而民主社会的基本特征，则是价值观的多元化。
至于当今中国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丑恶现象的滋生，更多的原因则是由于专制制度加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结果。市场经济需要诚信的社会价值系统和健康的法治环境，而专制制度必然导致公众无法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缺乏监督的公共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私有化，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必然导致市场寻租现象，其后果则是大量的特权利益者和间接特权利益者的产生，特权利益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诚信价值和法治环境的破坏。特权利益者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只能导致经济领域以及其它领域产生大量的社会不公现象，社会不公现象则直接摧毁诚信价值体系，造成大众道德的崩溃 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是一个浅显的、并不复杂的逻辑关系，基本上与宗教层面上的“信仰”无关。
针对中国近年来官场腐败出现制度化、糜烂化的现象，中外学者已经从制度、法治、媒体和经济等方面，提出了“前腐后继”的各种原因，但很少从信仰的角度作出分析。在缺乏法治传统、习惯人治的中国，利用严刑酷法，打击腐败的效果毕竟有限，而重建和强化“心治”，培植新的信仰体系与文化，才是长效之道。
目前，中国面临着双重信仰贫困的困境，包括政治信仰贫困和宗教信仰贫困，由此构成了腐败越演越烈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政治信仰与物质利益是维系官员对一个政权忠诚的两大支柱。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之所以能够号召共产党人走完“长征”、防止民众在三年大饥荒 时发动陈胜吴广起义、推动常人无法想象和实施的文化大革命 ，主要不是因为毛泽东利用巨大的物质利益，换取共产党人对他本人的忠诚，而是通过看不见的政治信仰，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而且与这种强大的精神信仰相适应，贪欲、物欲和情欲遭到了压抑，贪官污吏因此难以大量出现。这也是目前大陆民众怀念毛泽东时代官员们“两袖清风”的原因之一。
但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多数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幻灭，共产主义理想成了可说不可信的摆设。这样，为了继续维护统治合法性和向心力，就只能而且必须借助另外一个维系忠诚的法宝——物质利益，来换取官员的效忠。这种输送物质利益的表现形式，就是对官员们的贪污腐败提供制度层面的机会与条件，并提供人为的保护。一旦官员成为贪官，接受了体制提供的不法利益，这些贪官就与政权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因为他们必须以忠诚作为获得特权的回报和代价，如果一旦出现异心，忠诚出现问题，那么随时可以将贪官们的腐败劣行予以公布，并绳之以法，反贪成了打击异己、巩固核心的有效工具。
由此，现行的制度化腐败就向官员发出了两个信号：一是必须与众人同流合污，成为贪官，因为水清则无鱼，混水才能摸鱼，个别清官的存在将使多数贪官缺乏安全与安宁，因此清官就失去了存在的制度环境；二是必须对领导保持忠诚，否则随时可能成为反腐的牺牲品。所以，对大陆体制而言，不反腐败不行，否则就失去了保证下属忠诚、控制官员言行的工具和力量；但反腐败又不能反得太彻底，否则就既没有主义可以信仰、又没有利益可以分享，政权就会失去官员的效忠，并因而削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除了政治信仰贫困导致利益输送盛行和腐败成为制度之外，宗教信仰的贫困也是腐败蔓延的重要动力。世界上的几大宗教都相信来生，相信轮回报应，相信好人好报、坏人坏报，所以当宗教信徒面对物质诱惑、从事恶行之前，首先存在内心的恐惧，顾忌神佛的惩罚，唯恐来生因此而进入地狱，与魔鬼同行。这种内生的心理恐惧和道德约束，比外在的法律 惩罚和媒体监督更能有效地扬善止恶，从根本上抑制腐败行为。
但大陆官员信奉的是无神论，贪官们只管生前尽情享受，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由此导致一批贪官内心毫无畏惧，行为不知节制，变本加厉地吞噬民脂民膏。面对这批有私无畏的贪官，法律和媒体就变得苍白无力。同时，尽管许多贪官也开始烧香拜佛，但他们大多是假信徒，因为他们祭拜佛祖的动机有二，一是保佑自己平安无事，继续贪污；二是诅咒政敌和对手不得好死，祈求佛祖惩罚。而佛教的真义是普渡众生，无私无欲。所以，以共产主义信仰者身份祭拜佛祖的贪官，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只会强化腐败的程度，因为他们是将神佛绑架，保佑他们为非作歹，其后果是更加有侍无恐、肆无忌惮。
官员的腐败越演越烈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信仰贫困密切相关，更与无神论存在关联，无神论的最大效应导致心中没有恐惧，而政治信仰真空则导致行为没有制约。
好莱坞导演梅尔•吉布森在拍摄完电影《耶稣受难记》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能够为自己的信仰做些事情是很伟大的。”梅尔•吉布森倾注了10年的心血完成了这部影片，影片真实的记录了耶稣一生中最后的12个小时，他在耶路撒冷受难的一天，在人间遭受到的最残酷最痛苦的折磨，直到他生命的消逝。梅尔吉布森花费重价拍摄这电影，表达了耶稣受难－宽恕－爱这个主题。梅尔•吉布森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迫切地想要用电影的形式把这个传记宗教的故事讲述出来，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信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信仰，能够为自己的信仰做些事情是很伟大的。”
在强烈的视觉冲击背后，也让人在思考电影背后的意义。后人说，罗马皇帝对基督徒的迫害，反而壮大了基督教。这是事实。一方面，迫害者把其残暴和邪恶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反迫害者表现出的对信仰的坚定，对邪恶的揭露，真相的传播，激励着更多的信徒。
2000多年过去了，关于耶稣是否有罪，基督教是不是邪教 ，已不言而喻。历史证明，一种信仰是正是邪，不取决于政府的判断，而取决于其本身。神佛慈悲，总提醒着每一个善良的人：珍惜自己的生命，在无上的佛法面前，如果再无知地为了自己眼前的一点私利，而去亵渎神佛与佛法，等待的将是永久的对罪业的偿还。
来源: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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