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梁京
越来越多的人凭直觉感到，中国 的城市化已经堕入陷阱，会在不久的将来给中国带来一场大灾难。但是，即便是对中国城市化批评最尖锐的人，也没讲清楚这种不祥感觉背后的道理。
现在对中国城市化比较主流的批评，就是不该走上土地财政的邪路，这条邪路把地方政府引上了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这个批评有道理，但没有说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邪路，更没有讲清楚替代这条邪路的”正路”该是什么样子。
中国走上土地财政的邪路，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满足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二十年前年朱镕基搞财税改革，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城市化会带来大量土地增值收入。因此，一方面强迫地方政府以超高速度增加对中央的收入上缴，同时却把土地城市化的收入都留给了地方。这样一来，如果地方拼命搞土地财政，就不仅能让中央满意，自己也能大发其财。土地财政因此而滥觞。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当年朱镕基该如何做更为合理呢？一种理论上最合理的办法，就是中央向地方政府定期拍卖城市化的征地指标，从而把地方通过滥征土地来滥印钞票这条邪路堵住。中央拍卖的征地指标不仅是价高者得，而且还要与农转非的人口挂钩。这就能避免土地城市化与人的城市化脱节。定期拍卖征地指标，不仅能限制腐败，而且通过调整拍卖征地指标的总量和节奏，还能实现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功能。
那为什么朱镕基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呢？首先当然是因为知识缺陷，他不懂城市化，也不懂土地经济学，更重要的是，这种高度理性的地租分配方式政治上不可行，因为不符合他本人和各级权贵的利益。土地财政泛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六四 之后的当权精英最强烈的冲动就是赶快发财，越快越好，政府如此，个人也如此，而土地财政的泛滥，提供了浑水摸鱼的最好机会。
那么，土地财政推动的中国城市化究竟让中国堕入了一个什么陷阱？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呢？
土地财政是鸦片，一旦上瘾，很难脱身。不过，恶果最初不明显，吸毒者反而显得精力过人。土地财政最初恶果不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城市化水平不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外资和私人资本主要投向制造业，没有导致资本结构的严重失衡。但是，土地财政带来的高房价，以及农民工体制带来的低工资，把中国锁在了依赖高投资的路径上，而热衷房地产令中国对新兴产业的投资能力没有跟上。金融危机以来，为了维持高投资和高增长，唯一的路子就是不顾后果地”种房子”。
我估计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已经高居世界第一，房产占个人资产比重更是举世无双。但是，中国还要继续大量盖房，这不仅是为了满足政府稳增长的需要，而且有真实需求，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向特大城市集聚，小地方的前景越来越不好。
有人认为，这个趋势没什么不好，因为世界级大都市如东京、纽约的数据表明，技术上中国大都市还可以容纳更多人口。这些人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把国外民主自治的大都市与中国非自治的大都市混为一谈。没有法治和自治，中国的超级大都市将越来越没有自由，成为超大规模的监狱。不仅香港人感到了自由减少带来的窒息，中国的屌丝们最近发现，他们连在网上看美剧的自由也被剥夺 。
为什么非自治的大都市自由会越来越少，根本原因是唯有自治社会才可能持续地生产维持秩序的道德资源。因此，非自治的超大都市注定会因道德崩溃 带来大灾难。中国传统 社会的道德资源，主要来自自治的农村社会，现在这个秩序的基础已荡然无存。
由此提出的问题 就是，中国超大规模的、非自治的大都市，能否形成一种稳定的奴役秩序？确有人担心，新技术可能有助维持这样大规模的奴役秩序，何况，偏好自由的人现在可以选择 移民，更减少了反抗奴役的力量。
事实上，把人口高度集中在大都市，形成一种稳定的大规模奴役秩序，正是一些中国主流精英所希望的，包括一些身在海外 ，却常在国内媒体上为奴役秩序辩护的文人。
其实看一种现代秩序能否维持并不难，那就是看它的教育系统 ，能否不断生产出接受这种秩序的新一代。从这个角度看，我既乐观，又担忧。乐观的是，中国的大都市根本解决不了教育公平问题，这个秩序必将遭到青年一代的坚决反抗。担忧的是，一个缺乏道德资源的社会，普遍的反抗会带来多少我们不想看到的后果。
来源：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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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梁京：中国城市化的陷阱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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