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哥”在其香港的办公室。
据英国《电讯报》5月18日消息，在天安门 大屠杀25周年到来之际，一个香港的黑社会人士第一次完整的讲述了他是如何将133名学生和知识分子逃离出共产党魔掌的故事。
25年前“六哥”拥有香港最快的装配四舷外发动机的快艇，这个装配超过了边境的警方。他知道最好的走私路线是珠江三角洲航道周围的岛屿和水路，同时他还有一帮能够为他出生入死的“兄弟”。
在天安门血腥的大屠杀后，共产党要追杀学生抗议活动的领导者，于是在香港的活动家就开始小心翼翼地与黑社会老大接洽。
“大屠杀的一周后我们在香港九龙的一家宾馆见了面 ”二十年后“六哥”在他香港市中心的小办公室里第一次接受采访时对西方媒体说道。“当时房间里与我开会的是两个因天安门学生事件被封杀的电影明星邓光荣和岑建勋，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参与 帮助学生们逃出来”，“六哥”说道，他本名陈达清。“我只说了好，我知道这件事的风险，但是我更加清楚如果我考虑过多就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决定。”
“那天晚上，我回到办公室后写了一份18页的计划书，概述了我们将如何操作这次逃亡，我们需要什么，使用什么标记和暗号”他说，“我选择 了‘李成功’作为我们这次逃亡的暗号，这预示着我们一定会成功。”
随之而来的，在政治家活动家、像“六哥”这样的黑帮和西方外交官们的策划下展开的一系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逃亡，有150个人在中共当局的眼皮子底下，先是到达香港，然后转到英国的属地，最后到达法国和美国。
“六哥”的计划书
“政治家们与黑帮联手，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合，但是却成功了。”香港联盟 的主席李卓人说道，他曾是天安门示威的支持者，现在是香港工党的主席。“能够做成这件事情的人并不是我们，我们只是筹措资金，然后像“六哥”这样的人来做，他们已经有完备的走私系统 ，而我们没有。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能够做成这样事情，我们为每一个逃亡的人出资，越是有名的人价钱就越高，在香港，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市场价。”
这次援救行动后来被叫做“黄雀行动 ”，但是具体细节却没有任何人知道。
即使到了现在，“六哥”还是会担心被牵连到一些组织当中。“没有人再找我了，但是我不确定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来，”他说“我很少谈及这件事，许多人都已经忘记我曾经参与过，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得到什么名誉，还有很多人都参与过这次逃亡。”
1989年 6月4日凌晨的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夺走了成百上千的年轻生命，现在中共却将这个事件从现代中国 人记忆中抹去，几个月的抗议，血腥镇压下深深的伤疤永远的留下共产党印记。
当解放军到达北京中心，士兵们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开枪时，深深的刺痛了“六哥”。“我在电视里看到这场景时当场就晕了过去，”他说“我的家人还把我送到了医院。”
那一刻，他想到了自己受迫害的经历，由此促使了他参加这个危险的救援行动。
1971年，“六哥”从广东游了九英里到达香港逃过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他曾是一个打印毛泽东小红书印刷厂的部门负责人，但是中共还是将他打为反革命，最后他不得不逃出来。
现在，“六哥”的名片上看不出一点点他曾是黑社会的痕迹。他列举了名下的几个公司，只赢企业，懿德外资银行有限公司和豪华门有限公司。“我已经退休很长一段时间了，”他说 “我现在只是依靠资产的租金来生活”。 “六哥”现年70岁，左胳膊略显笨拙。1996年，他在路边摊吃面时被四个手持利刃的杀手围攻，受伤严重，流了4公升的血，在重症病房时医生还担心他可能会终身瘫痪。
1989年时，他是一个“有名的”走私犯。“我只是一个小老板，”他说。“但我是相当有名，因为我发明了一些最有效的走私手法。”
天安门抗议之前，他从香港往大陆 走私汽车、汽车零部件及“任何高关税的进口物品”，“我们在美国买200，000港币的二手车，倒到香港一辆卖300,000港币，我们把车子从国际水路运出来，然后用起重机吊到快艇上。”他说。
救援任务中他们的团队有十个人，“一个是我的兄弟“老七”，其余的都是能够为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他说。香港联盟的人负责确认目标身份，“六哥”的人负责安排快艇。香港联盟只是给了我名单、集合点和使用的暗号，我来完成具体的事。
“这次逃亡大约花费1千万港元，大部分资金由香港联盟支出，但是我也有出一些，其他领导人也有出一些。大部分的钱都花费在快艇上，还有一些钱花在贿赂大陆官员上，在中国，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钱做不成任何事情。”
他救的人当中有身价千万的投资银行家李录，中国四通科技公司创始人万润南，最高通缉名单21人中的第二名吾尔开希。
2007年李录在一封给“六哥”的信中写道：“我对你感到钦佩、感激和敬爱。世界各地的人将会永久的记住你，能够认识你是我莫大的荣幸。”
李录的感谢信
他还收到了一个在纽约的中国商人李林的感谢信，“除敬佩之外，以后有什么吩咐，请开尊口。”
李林的感谢信
被走私到安全地方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记得当时他们在大陆一个安全的房子里集合，然后在黑暗的掩护下被送上快艇，有时会中途停在一些岛屿上以确保安全的进入香港。“我们当时躺在甲板下，周围有一些船来保护我们进入香港，” 一个现年72岁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作家严家祺说。
“我们被告知，如果有人向我们出示印有公牛头像的汇丰钥匙圈，就应该跟着他们走，”项小吉，57岁，目前是波士顿的一名律师。
在香港，他们被带到西贡一个安全的地方，李卓人说。“我们帮助他们通过使馆和申请政治避难，帮他们买飞机票，给他们钱，”他补充说 “其中一个人还在我家 住了几个星期。”
“法国帮得最多，英国充当了香港政府，筛选进来的人，并决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寻求政治庇护，法国大约帮助了100个人的逃亡。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里只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有些人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排在通缉名单前面十分有名的人很快就出去了，但是其中不是很出名的人就有一些等了一年。”李卓人补充说。
法国领事馆开始发签证给这些流亡者，不必等待来自巴黎的批准。
“有时，一些决定并不需要一个很正式的过程，当地领馆就可以决定”据知情人士透露。 “那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它在人权方面是颇有象征性的，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真正关心它是否会打击到中国，”他补充说。 “我个人有一种感觉，中国迟早将对这次大逃亡不胜感激，因为他们只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屠杀他们会让整个国家都感到羞耻。”
如果在香港的中共间谍有知道这次行动的话，我相信他们也没有报告给北京。“当时香港和北京之间有一些分歧”，“没有任何泄漏，有时做一些隐秘事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尽管“六哥”和其他参与者相信当时在南部的中国官员对于这次营救视而不见的原因是他们已经被收买，或者是因为他们同情这些学生，但是整个逃亡事件也是充满危险的。
有两个男子在他们与另一艘船相撞后死亡 ，另有两人因中国警方卧底知道行动后被判处监禁。
“还有一个人叫罗开星，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是负责收集情报的，”“六哥”说。“当我们去接陈子明时，陈实际上已被逮捕，但警方透露给罗一些假情报，所以当时我的两个人一出现就被警察抓了。”
李隆庆和李佩成在被抓后认罪，并告诉了警方逃亡的事情，之后他们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他们的被判刑也使得“六哥”的营救行动告一段落，虽然还有其他人继续运作了好几年。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来源： 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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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黄雀行动”：香港黑帮参与的“胜利大逃亡”(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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