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2日星期五

曹长青:六四《天安门文件》造假(图)

作者: 曹长青


用“造假”的方式,来展示《六四 》,实为一大讽刺。“天安门 文件”是中国 造假大潮中的丑闻又一桩。用造假,赚“六四”血钱,够登峰造极了。事实上,即使略过作者身份,仅从书的文本就可看出∶这本书不仅故弄玄虚,甚至弄虚作假。因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占95%),根本不是什么中央文件,而是报社内参、情况反映、动态清样、简报的汇编。但全书却分成“国安部报告”、“各地省委报告”、“新华社内参”和“文件”等四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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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已20多年,虽然这个事件的性质人们已清楚,它是一场政府对平民的屠杀,但具体是谁下令,如何决策等内情,由于中国仍是专制,信息封闭,所以外界仍不完全清楚。民间关于六四的书,已有好多本,但当时最有影响,甚至引起轰动的两本书《王牌出尽的中桥局》和《天安门文件》(中文 版为《中国“六四”真相》,今天看来,基本都是杜撰的,甚至可说是“伪书”。


在六四过后不久,台湾《中央日报》就连载《王牌出尽的桥局》,后又出单行本,作者为“江之枫”。这本书以一位中南海秘书的口气,对天安门事件中的中共高层 权力斗争,进行了绘声绘影的描述。那口气和笔法,给人强烈印象,这位“秘书”非常知情,掌握很多内幕


这本书当时爆红,台湾的情治部门相当重视。八九 年底我和一批异议人士到台湾参加会议时,那里的官员神秘地披露,他们把这本书的作者请到台湾,说是获得了中共高层 的重要情报。


这本书其实是政治三国演义,里面没有文件出处或内幕来源等。后来得知书的作者是吴建民,就更确定,这是一本政治推理作品。我认识吴建民∶当年我在《深圳青年报》做副总编辑时,吴建民来报社应征,是我负责人事考核的。当时他是中央党校的普通教员,来深圳闯天下。他虽然文笔不错,但不太适合跑新闻,工作几月后,就去了深圳华侨城办公室工作,后来旅居。如果他和中共高层有那么深的关系,知道那么多内幕,我们报社肯定会继续留用他。


吴建民写政治推理小说


但吴建民没有说他的书是文件或内幕,他只是在一个热点上,写出一本畅销书,是个机灵的人。但台湾的情治部门把它当作“机密”,由此也可看出,为什么国民党输掉了中国大陆 ,它的情报部门到八十年代 末,还对共产党的情况这么无知。因为只要对中国政治有点常识 判断能力,一搭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本政治推理小说。


有报导说,这本书还要出英文版,但后来没了下文。可能是英文出版社首先就会问,这是虚构(fiction),还是非虚构?如是虚构,就没多大出版价值。如果是非虚构,那就要给出资料出处,还有作者的身份是否能获得这种重要信息的考虑等。像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美国出版社首先要证实他是不是毛的医生,否则就很难出版,因为没有了“权威性”。


吴建民后来回广州时,曾被中共以“替台湾搜集情报”罪名拘捕。但最后中共也没拿出证据,他就被释放。数年前,在纽约的一次会议上,偶遇吴建民,我们随后通过电话和电子信,但他已转行从商。这些年,在媒体上也没再看到吴建民的消息和作品,他那本书就真成了“王牌出尽的桥局”。


新华社内参被说成“报告”


关于六四题材,比《桥局》更轰动的,是后来英文版的《天安门文件》(随后又出中文)。该书作者“张良”也是笔名。张良到底是谁,至今外界也不知道,只是三个编辑《天安门文件》的美国“中国通”黎安友(Andrew Nathan,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加大河滨分校特聘教授)、夏伟(Orville Schell,加大伯克利新闻学院院长),用他们的公信力做了“担保”。


但这三个中国问题 专家到底对张良知道多少,也很难说。《天安门文件》问世这十多年来,张良一直都是“隐身人”,从不露面。这无法不被令人怀疑 其身份的“权威性”。


为什么要隐身?很可能是怕真实身份曝光,导致《天安门文件》的可信性打折扣;因以他的身份地位,很可能拿不到真正的“文件”,由此证实人们的质疑∶书中的所谓“文件”不是真正的“中共文件”,而且最重要的部分是作者本人杜撰的。


事实上,即使略过作者身份,仅从书的文本就可看出∶这本书不仅故弄玄虚,甚至弄虚作假。因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占95%),根本不是什么中央文件,而是报社内参、情况反映、动态清样、简报的汇编。但全书却分成“国安部报告”、“各地省委报告”、“新华社内参”和“中共文件”等四大部分。


在国安部报告部分,从口气来看,完全是报社写的内参,例如在北京校园跟学生的对话等,从常识上判断,也不会是国安部人员所为。作者所以把它称之为“报告”,就是想提高它的“份量”,否则全书到处都是报社内参,那个“天安门文件”的头衔就有问题了。


“到截稿为止”露出马脚


所谓“各地省委报告”更是假的,因为口气完全不对,全是第三人称,根本不是以“第一人称”的省委名义和语气写的。“报告”落款有时间,很多竟是下半夜一、两点,甚至凌晨四点发出。省委为什么不白天工作、发报告?从“报告”内容看,也没有这种紧迫性。而且向中央递交的报告,怎么可能这么草率,在半夜草拟发出?


实际上,对中国宣传机构、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是驻各省会的大报记者,按惯例深夜发的内参稿。因记者站多是设在省会,所以这些“报告”只是写了省会的状况。如是省委报告,应会写全省的情况。最明显的是发自西安的“省委报告”,文中竟有“到截稿为止”(还有用“据悉”)这种记者惯用语,而根本不是省委报告语言。记者内参会有大量这种“到截稿为止”的新闻用语,“张良”可能费心良苦地做了删除,但没有删干净,留下了致命伤。


即使是“新华社内参”部分,很多也被写成“上交报告”。作者也是想尽量少提“新华社内参”,以免让读者想到这么多内容原来只有一个文件资料出处。实际上当时新华社有八种内参,在情况紧急时,每小时地上报。


但即使把记者的“内参”拔高为“报告”,毕竟这些报社内参还是原始存在的。而《天安门文件》更令人质疑之处,是作为“卖点”的三个“中央文件”∶邓小平和的私人谈话、中央政治局会议、八老会议。这三个文件,全都没有编号,作者也没有提供文件原本或复印件。这是最令人怀疑之处。因按惯例,中央文件全都有哪年度几号文件的编号等,以确立其权威性、准确性。


杨尚昆“记得”胡平 、陈军


那三个卖点“文件”的内容和语言本身,更能让人看出有假∶在当时那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与杨尚昆之间那么带有历史 定论性的私人谈话,包括对军队的掌握,对高层核心人员的安全问题等的推心置腹交谈,不可能有秘书记录,更不可能形成文件。邓杨两位老人,更不可能边走边自己记录,那场面太可笑。而且像邓杨这种高位的人,又是八十多岁老人,也不可能说出只有下属们才了解的许多细节。仅从这点,也可以判断,这个“邓杨私人谈话”很可能是张良推理想像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更假了,里面有描述性语言,例如什么“望着说”之类。政治局会议记录不可能有表情的描述。英文版无法处理,只好把它括起来。


杨尚昆在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也明显是假造的,因为杨居然提到纽约的民运 人士胡平、陈军等名字。作为国家主席,而且是八十岁老人,按常识逻辑,他怎么可能记得的具体人名?只有中共驻外记者写的内参或简报,才可能提到。张良在这里又是把海外 “简报”拔高到“文件”。而且由身为的杨尚昆在政治局会议上分析波士顿民运的具体情况,就更离谱了,其中提到一个北美什么分会,那会名即使按字面来念,都很长很绕嘴,可杨尚昆居然能脱口而出其全称,太不可信。


张良做“隐身人”的苦衷


至于全书最有卖点的“八老会议”,则死无对证。如果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所谓“八老会议”真的存在,那么避开中共的正常党内作业程序与惯例,在元老家里聚会讨论重大政策,又是决定当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的去留问题等,按基本逻辑,邓小平们为了避嫌,也不会愿留下记录,更不会把违反党内纪律的做法形成文件;因为那等于让所有人知道,这是“老人政治”,是以“老”治国。


据出版此书中文版的编辑说,原来书名副题准备就用英文版的“天安门文件”,但张良不同意。张良知道懂中文的人,会一下子知道这不是“文件”,所以心虚不敢用“文件”两字。但用“造假”的方式,来展示《六四真相 》,实为一大讽刺。


如果该书不是记者的内参报导,如果作为卖点的三个文件真实,那么最起码,“张良”本人不应该一直藏着不敢露面,他起码要经得起读者“验明正身”,起码拿出一个中央文件复印本。否则无法不令人叹息,“天安门文件”是中国造假大潮中的丑闻又一桩。用造假,赚“六四”血钱,够登峰造极了。


来源: 2010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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