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施路
香港的学运和占中运动已持续超过一周，运动的组织者提出的一个主要诉求是撤回人大常委会8月31日作出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 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下称8.31落闸决定)，并声明，若不撤销，行动将会升级。运动已获世界上百城市华人响应支持，美、英、日、欧盟都表态关注。特别在台湾，蓝绿阵营一致表态支持港人的诉求。台湾大学生等新生 一代，更组织集会声援香港学运，并将香港的命运和台湾的前途进行捆绑。香港的普选争拗已上升为外交问题，更演变成中国 的统一问题。人大常委8.31落闸决定可否改变成了各方博弈的焦点。
特首梁振英，负责政改的林郑月娥，以及建制派的政团领袖人物、立法会议员、各富豪均异口同声：落闸决定不可改!近日，《人民日报 》、《文汇报》、《大公报》发表的社评或署名文章 ，更是断然言明：该决定“不可撼动!”、“不容挑战”。试图彻底泯灭学生存有一丝的幻想。
831落闸决定真的“不可撼动、不容挑战”吗?港人必须无条件硬食?首先必须弄清8.31落闸决定的地位和效力。
本人曾在《苹果日报》撰文〈揭开人大常委会决定的面纱〉，指出该决定并非法律 ，无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现就有关学者及官员的质疑进一步说明如下：
其一，关于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强世功的解释。强在《文汇报》、《大公报》发表多篇文章，力证落闸决定具有法律依据。其观点是依据李飞先生于2004年4月6日在《关于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草案的说明》，本人已在前文中指出，该说明并无法律效力，当然不能作为落闸决定的依据。(参看前文)
其二，关于张德江、饶戈平等所谓人大常委本身就具有落闸的权力。即人大常委有权就“如何修改特首选举办法”作出决定。真是如此吗?
《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三项明确规定，“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和制度”属于全国人大。第六十七条规定了人大常委会二十一项权力，没有关于修改《基本法》的权力，其本身并无香港政制制度的决定权。人大常委会负有对《基本法》修改的权力，来自于《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而《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订，也即是说，其权力来自于全国人大的授权。这一授权是人大常委履行职责的唯一根据，受其约束。该条全文如下：“2007年以后，各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需经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大常委批准。”即所谓的“三部曲”;至2004年6月，人大常委第十届八次会议上，对此授权作了司法解释，即《全国人大常委关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将其增加了两个程序，即特首向立法会提出建议前，应先向人大常委就是否需要修改呈报，并经同意。即“五部曲”。但无论是“三部曲”或“五部曲”，人大常委的权力只有两项：一是对特首提交的“是否修改”报告进行“确定”;二是对立法会通过，特首同意的修改意见作出是否“批准”，并无其他权力及责任安排。而“如何修改”在04释法第三条明确闸述：“修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及修正案，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向立法会提出。”据此，“如何修改”的责任是特区政府并非人大常委。而人大常委的8.31落闸决定对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按照原选委会提名)，必须遵守的民主程序(过半数)，及候选人人数(2-3人)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一行为显然超越了全国人大对其的授权，属越权行为。虽然该越权行为是全体人大常委集体 作出，而该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又代表全国人大，似乎有超然的权威地位。但是，据《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一项，“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
本人在前文中曾提过，人大常委会对特首选举办法“如何修改”有宪制权力，指的是人大常委的“立法权”及对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如《基本法》)有补充权力。也即是说人大常委认为需要(如增加上述落闸权力)，有权立法或对《基本法》进行补充。但是，人大常委在履行这项权力时，不得违背《宪法》及《基本法》，并在程序上受《立法法》和《全国人大常委议事规则》的约束。即是说，人大常委认为《基本法》附件一需要补充，那就必须启动补充程序。而不能由人大常委秘书处仅凭特首的报告，部份列席会议人员的发言，个别政党的建议，在未咨询港人的情况下就作出如此补充性质的决定。
实际上负责制作该决定的李飞先生也承认，该决定是全体人大常委的“认为”，即共识，是重大政治决定;全国《宪法》和《基本法》顶级权威，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韩大元在香港《成报》撰文〈人大常委会决定的依据与效力〉，指人大常委就如何修改所下的框架是“对普选核心问题作出原则性指引。”就连强世功也承认，“决定的本来含义就是政治决断，此次全国人大决定更是一个重大政治决断。”无论是“认为”或“原则性指引”或“政治决断”都不是法律。无论其参与 决定的人地位多高，作出决定的机构多权威，都只是一种政治行为。而政治行为并无强制执行力及普遍约束力。
那么，人大常委有权就香港的政制问题通过决定的方式作出“原则性指引”吗?据《立法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只能制订法律”。即是说，关于香港特区制度的任何事项，都要从制订法律的高度去处理，而不能简单地用某项“决定”去处理。
既是“政治决定”就要从政治角度去看待它的地位。
其一，用“决定”的形式去处理涉及香港重大政制的普选问题，不仅违反《立法法》和《宪法》原意，而且未经向港人咨询，显然过于草率;其二，决定对普选特首作出的多项限制，违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依法治国及推进民主进程的国策。习近平9月22日在纪念全国政协六十五周年大会上强调“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而8.31落闸决定显然违背了上述精神。第一，落闸的基本精神是只允许一人一票选特首，而排除了代表50%以上的泛民参与候选人推荐，及参与竞争;第二，落闸决定的具体内容从未在香港咨询征求港人意见，在审议决定时，居然秘密进行。损害了港人基本权利：知情权、参与权、申诉权。其三，特首在政治上虽然要对中央负责，对决定有执行的义务，但是，正因为是政治决定，特首也有义务站在港人特别是参与运动的学生的角度，向中央反映他们的诉求。即使他们不代表全体港人，也要从政治现实出发，向中央陈请利害关系，力促中央作自我修正。
综上所述，人大常委的8.31落闸决定，只是对普选核心问题作出“原则性指引”的政治决断，不具有法律效力。同时，超越了全国人大的授权，违反了《立法法》关于特别行政区制度“应制订法律”的规定;从政治上讲，不仅过于草率，而且违背中共关于依法治国、推进民主制度建设的基本精神。人大常委本应自我纠正，全国人大依法也应予纠正，中共作为执政党更应追究相关责任!
“不可撼动”、“不容挑战”是那些将要承担历史 责任的始作俑者心虚的呐喊!
来源：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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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施路：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不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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