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1日星期二

被张爱玲轻视的张学良 图


  很少有作家像张爱玲这样勤奋,死后还不断有新作问世。2009年,在其去世15年后,小说 《小团圆》首次面世。上个月,她的小说《少帅》繁体版在首次出版,简体版则正在中国 大陆紧锣密鼓地运作。


  《少帅》写于1963年,当时张爱玲住在。她准备用这本书打开市场,扭转自己的运气,所以用英文写作。只是,因书中繁多的中国人名字与复杂的历史 背景,她的经纪人对初始的几章评价不高,这使张爱玲的写作信心大受打击,加之对男主人公张学良也渐失兴趣,她遂就此搁笔。


  半个世纪 后,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宋以朗将《少帅》整理出版,并由青年译者郑远涛翻译为中文


  《小团圆》与《少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没有写完,且张爱玲生前也没有让其“出生”的想法。


  作为未成品,《少帅》更显刺目。从内容看,故事从1925年开始,只讲到了1930年,无论是对于两个主人公的爱情长跑,还是张学良漫长的一生来说,这都只是刚开了个头。从字数看,仅有3万余字,出版者不得不使用17幅插图将篇幅撑到97个页码,同时附上100页英文原稿,再加上90个页码的导读文章 ,才让这本书有了定价98港币的理由。


  不过,可以预料,这杯文学鸡尾酒仍会大卖。原因很简单,张爱玲是个偶像级作家,只要是她的文字,张迷们都愿意为之解开腰包,这情形与《小团圆》的市场反应不会有什么两样。


  《少帅》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为原型,写他们的爱情故事 。两人的情恋细节,自然来自虚构,但故事中作为背景出现的其他人物及事件,均有据可考,具有高度的真实性。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学良是一个传奇人物。1936年12月12日,身为东北军领袖、在陕西担任剿匪副总司令的他在西安发动兵变,逮捕了当时中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逼迫蒋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此前,面对咄咄逼人的进犯,蒋介石想尽量拖延时间,他,包括胡适等著名知识分子,都认为以中国当时的国力与军事实力,无法与日本抗衡,在国力提高之前,应该尽量延缓全面战争的爆发。


  蒋介石的另一个担忧是,一旦中日开战,当时已经被南京政府围困在陕北的中共武装力量会乘机壮大,坐收渔人之利。


  西安事变深深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在研究西安事变的专著《西安事变新探 :张学良与中国关系之谜》一书中提到,毛泽东曾对周恩来等人说,没有西安事变,我们这些人就得坐牢去了。8年抗战结束,中共由原来的不足三万兵力,发展到扩军百万,各根据地人民超过一亿人。随后,经过四年内战,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被赶到台湾,共产党在中国 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能大幅改变历史走向的人不多,张学良是其中之一。但是,由于国共间的恩怨情仇,从1949年 国民党失去大陆、共产党建政以来,对张学良的历史评价与学术研究,两地史学界都有不同面向的敏感。台湾实现民主转型、中国大陆实行开放之后,对张学良的研究开始活跃,文学影视也到这一题材中来淘金。1981年,中国大陆拍摄了电影《西安事变》,2007年,同名的电视剧开播。在这些作品中,遵循既定的评价,张学良被塑造为了不起的民族英雄。


  张爱玲会端上来一个怎样的张学良?她会怎样描写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作为人性 的犀利观察者,张爱玲以描写男欢女爱与家庭琐事见长,即使在日本入侵中国的年代,她也没放弃这一写作旨趣,因此曾被当代作家批评为“冷血”。这样一位作家,当她的笔伸向一身家国风云的张学良,人们有理由睁大眼睛。


  不是英雄,甚至也不是一个有趣、体贴的情人——这就是张爱玲笔下的张学良。《少帅》中,生于锦衣玉食的军阀之家的这位青年高级军官,让人看不出有什么雄才大略与宏图远志,他的见识冷血而肤浅。对于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他认为那些人在混日子,所以他称呼国民党为“国贼党”,而他开出的治国药方是,“要是我们能杀掉几百万人就好了。也许那样我们就可以有所作为。”他的另一个激进的政治见解是:“要是我们可以把国家交给某个可靠的强国,托管个二十五年多好。”这些话,或许会有语惊四座的效果,但怎么也说不上是高明而可行的治国方略。


  作为,他的勇猛,在对少女情人赵四小姐身体的任性开垦上,似乎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小说中,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恋爱时,张学良已是有妇之夫,而赵四小姐仅有12岁,比真实故事中的赵四小姐小了四岁,比张学良小10岁。两人好上之前,赵四小姐思慕、仰望着这位帅府大少爷,爱他的相貌堂堂,尤爱他装军装的模样,因为这“既摩登又爱国”。她也爱上了少帅通体散发出来的权势感。但二人走近之后,光芒万丈的大男人很快显出登徒子的原形。性还没有觉醒的她,不得不招架他汹涌的欲望。小说中写道,在一次幽会过后,为了避免让家中仆人发现,她希望他光着脚离开,而爱面子的他,不顾这个请求,留下清晰刺耳的脚步声离去,让她心里听得发冷。


  小说中,张爱玲还通过海军部次长之口,对张学良花花公子的个性 做了调侃。他说,张学良“样样都是先锋,不推牌九,打扑克牌;不叫条子,捧电影明星和交际花”。叫条子指招妓,相比需要实力的捧电影明星和交际花,是一种低成本的放荡方式。


  张爱玲也写到了张学良用掷硬币的办法决定处死他怀疑 对自己不忠的部下。这一细节,在张学良的顾问端纳的笔下有记载。如此对待他人的生命,实在荒谬而野蛮。用掷硬币决定他人的生死,这样的“英雄之举”,让人更加相信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话,他说,大人物往往都是坏蛋。


  显然,对于张学良,张爱玲内心不存敬意,尽管她承认他是个爱国者。事实上,对男主角缺乏敬意,正是《少帅》只写了三万余字就无法为继的原因之一。在给自己的遗物处理人宋淇的一封谈《少帅》的写作的信中,张爱玲说,“太轻视男主角决写不好”。


  张爱玲为何轻视男主角?这与她对西安事变的评价有关。


  张爱玲知道西安事变的分量,视之为“影响到国运和亿万生灵”的大事。但是,她对于这件大事对中国历史 的得失盈亏有自己的计算。在1991年给友人宋淇的信中,她写道:“假定没有西安事变,能拖到日本对美战败,中国固然没面子,不能算战胜国。但是即使内战持续下去,得能免受大跃进 与文革浩劫 ,总结账的盈亏也很难说。”


  有此计算,难怪张爱玲要轻视那惊天动地的英雄了。


来源: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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