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 上，没有哪个朝代和国家当老板做生意的人，在政治和生活中的遭遇有中共治下的国民那样曲折、不确定和戏剧性。中共建政以来，让生意人历经了种种磨难，悲欢离合和各种离奇的起伏，其间不仅体现了中共治国理念的频繁变迁，更展现给世人 “社会主义实践” 的荒唐，读解中国 老板命运的过程，也是认识中共执政不合法性的一个例证。
概括起来，中共自成立以来，对待老板和生意人上表现出如下的特征：
1、无原则变动的理念
中共对待生意人的理念一直在变，其变动不仅频繁，甚至相互矛盾。该变动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声誉上、司法设置上，生意人自身的命运，甚至亲属子女的前途上。
按照中共的宣传话语 ，生意人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称谓，如“资本家”“剥削阶级”“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 “老板”、“股东”等；与之曾经相关的词汇有“走资本主义 的当权派”、“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毒草”、“资本主义尾巴”、“资产阶级自由化” 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等；曾与之有联系的形容词诸如： “剥削”、“邪恶”“腐化”“堕落”“唯利是图”“先进性”等等。每个词汇，都和一个特定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相关，与其所处年代的政治运动和国内外的社会情境相联系。
中共尚未夺权时，资本家可以被联合，通俗的说就是拉拢利用，取其钱财、社会影响和关系资源为己所用；夺权后，资本家立即被宣传成剥削、自私、腐化堕落、唯利是图的邪恶代表，被认定需要彻底消灭。资本家不仅名誉扫地，没收财产，被游街、挨批斗，甚至命丧黄泉，累及亲人。其生不如死的命运体现了马恩列斯毛经典的现实意义。
然而，这些国家曾经的头号敌人，在不论猫的“黑白”之后，生意人的主体，由民间自发的个体私营者，快速被拥有雄厚国家资源做背景的官方代理 人所取代。其后，短期内暴富的官僚资本所有人，富可敌国，游走欧美，出入中共朝堂，其政治身份还被中共描述为“先进生产力”的组成部份，居然可以入党，并写入了党章。
不过，此时的老板，和从前的生意人已有本质区别。尽管还涉及买和卖，但买卖的物品、交易的方式、交易的内容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做大买卖的生意诀窍，不再是勤劳致富，而是和国家权力结亲。文绉绉的说，就是要有调动国家资源的能力。这些资源体现在能捞到别人捞不到的钱，做到普通老百姓不敢做的事，打赢杀人害命舞弊营私的官司等。与之对应，生活中的一切皆可进入交易，除去生活消费品，小到上学、求职、官司、升官，大到飞机大炮、石油煤炭国土资源，甚至活生生人体的器官。
同是做买做卖的生意人，好坏是非、价值尺度、衡量标准、个人命运，在中共几十的历史 ，让老百姓切肤体验了无原则的沧海桑田，不可测的改天换地。
2、有原则对待的区别
尽管国家层面对待生意人有上述“无原则变化”的特征，但在对待具体某些个生意人时，有一些原则还是能一以贯之的。这个原则就是权力为大。
具体表现是，即使做同样的生意，开一样的店铺，生意能不能做下去，甚至生意人的死活，决定的依据不是法律规定的标准，衡量的尺度也不会按照固定的事实依据，而是当事人所在情境下，所涉及的最高领导人的级别、意愿和能力。
比如，在 “公私合营”时，被抢了财产的资本家就有差异巨大的命运。有的老板被公审，尔后在一片刻意推动的群众呼声中立即枪决；而有人却可以保全性命，甚至到官府做官。这里的，是否做了生意，做了什么生意并不重要，有没有法律 文件规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权力拥有人在此前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
或者，两个老板都想开店赚钱，但只有一家店才好赚钱。那么，当前通行的有效做法是，联合当地官府，消灭另一家店的存在。火拚的赢家，非权大者莫属。
再如，假如有人想到国家银行借钱做生意，但没有门路，于是自己到民间找二千个人借了钱，他的生意如果没人干涉，也有能力挣了钱还，还能高于银行利率。但如果某个级别的领导认为这个做法“违反了金融秩序”，于是这个人的生意会被冻结，财产充公，按照“非法集资”的罪名投入大狱。但某些名门之后，靠在朝高官老爸的电话，可以动用国库资金做启动，小小年纪就当上成功的跨国企业家。命运成败的差异迥异，令人感叹。这里衡量的标准，完全不在于是否做了什么，还是应该与不应该做什么。
权力为大，这是中共国老板命运迥异的根本准则。所以，当前的老板，想立足、生存、做大，就需要通晓这样的商界规则：有权好赚钱。
3、变动理念中不变的标准
对待老板和生意人，中共的标准和规则千变万化，不仅写在纸面上如此，在实践中的行动更是，变幻莫测。但这无序和不断变动中却贯穿一个不变的标准，那就是：维持中共的权力和统治。
在中共没掌权时，对资本家的联合，目的是利用资本家，获得生存和坐大的资源。掌权之初要全面绞杀资本家，是为确立权力的合法性，证明宣称的马恩列斯的确是“真理”。到“社会主义实践”全面失败，并导致中国经济面临全面崩溃 时，邓小平允许民间部份恢复私有经济，允许小老板做生意，为的是挽救中共面临倒台的命运。而当官方及其代理人全面把控了中国主要经济命脉时，任命这些大老板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则是把某个特定人群的非正常手段谋取暴利的行为合法化。
只要中共维持政权需要，中共对待生意人的标准可以无原则地更改、变化、补充。即使“代表剥削腐朽没落”的资本家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对掐，也居然被堂皇地写进中国宪法和中共党章。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对自己不断变化，毫无诚信的立场丝毫没有表示愧疚。
对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而言，立信是立国之本。通常在国家开创之初，就会确立一系列经年不变的基本原则作为治国理念。是非好坏，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百姓的行为依据，也体现其中，通常会表现在称之为宪法、法律之类的文本上，它们会受到长期的坚守。对国体的运转而言，这既节省社会管理成本，也让老百姓行为有所依从。
国家在确立的治国理念基础上，通过政体和机制运作，扬善惩恶来确立国民的行为标准和价值尺度。在中共几十年的历史上，对生意人的政策、决策和执行方法，使无数的家庭破碎，当事人惨遭迫害；勤劳守法得不到好报，贪赃枉法不受到制裁，冤屈无处伸张，生意场的诚信遭受全面摧毁。受到这种对待的生意人仅是中国数量庞大的人群中的一个。在中国社会面临全面危机的今天，反思中共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抛弃中共无序、混乱、出尔反尔的“治国理念”，为中华民族选择 长治久安的立国之本，是当前紧要和迫切的现实问题 。
－－转自《新纪元周刊》自由评论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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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谢思恩：从老板命运看中共混乱的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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