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20日，胡耀邦、邓小平、陈云与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兆国(左一)、书记处书记陈昊苏(右二)在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休息室里
不正常的党内生活
要谈胡耀邦，不得不先谈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任何党员都是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也作为组织原则贯彻下去。作为一个实质上的农民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缔造者。毛泽东这个人很复杂，毛的周围有一帮人。
毛泽东最喜欢的人是高岗、林彪和邓小平，曾打算让高岗当接班人。高岗有他的本事，属于“绿林豪杰”，毛很欣赏。我当过高岗的政治秘书，他喜欢下围棋，晚上同我下棋是从不接电话的。离休后我负责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从打AB团 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了1万5千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我问过黄克诚，在江西时他就感到，毛有两个毛病：一是脾气太坏，二是任人唯亲。井冈山下来在福建选前委，多数人投陈毅的票，毛泽东就甩手不干了。后来陈毅去上海找周恩来，周让陈赶紧把毛请回来。如萧克没投毛的票，毛对萧一直记在心上。
没有林彪的吹捧与参与 ，“文化大革命 ”可能搞不起来;“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垮了。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1989年 “六四 ”风波，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着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六四”期间，他听信李鹏和李锡铭谎报“学生动乱”的谗言，要实行军事戒严，萧克、张爱萍等7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武力镇压，他毫不理睬。
总之，80年代的局势对耀邦来说，很难办，上面两个老人压着。邓小平赞成“权威主义”，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耀邦告诉过我，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胡耀邦在位时，就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为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而陈云仍跳不出旧框框，1989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1987年以后的谈话，他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顾委，我们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反对镇压，几个月批斗，将要开除党籍，是陈云挽救了我们;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
陈云对胡耀邦有看法，认为他在人事上用“青红帮”(青年团、红卫兵)。1982年初我已经65岁，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是“能上不能下”、不愿当局长。于是我只好服从，于该年3月调入中央组织部。上任后我只见他一次，见了面就说要“顶住”，言下之意就是顶住胡耀邦。1987年耀邦在“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
除了两个老人，当时还有两个“左王”看不起他，在两老之间讲闲话，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邓力群。胡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他是个两面派，真正的两面派，今天这样明天又翻过来。我跟胡乔木的渊源很深，对他比较了解。像胡乔木那样的人，不当奴才不行啊!他愿意当奴才，因为有好处。中国历史 上有很多这种人物。
1986年，邓力群把陆铿同胡耀邦的访谈交给邓小平，引起邓的震怒，这也成为1987年1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 的一根导火索。1987年春，陈云让王震等人活动，把邓力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1987年7月11日给邓小平、赵紫阳 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除了揭发他抵制改革开放外，还述及他在延安抢救运动时犯的一件严重政治错误。邓小平14日批示，撤销邓力群的职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画圈了，制止了这个危机。
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赵紫阳合作比较融洽，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赵联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会”上，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他在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胡耀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胡耀邦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他碰到第一件事是打AB团，几乎丧命，此事终生难忘。此后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尽可能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做有益之事。耀邦历来对“政治挂帅”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欢搞条条框框，坚守言行一致。“大跃进 ”失败后，1960年 就主张恢复长途贩运;他曾公开讲话：“衣食足而知廉耻，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饱肚子”，不怕被扣“修正主义”帽子。
胡耀邦能在共产党内出现，非常了不起，战争年代出来的人，服从惯了，更不容易了。他独立思考，他不当奴隶，更不愿意当奴才。延安抢救运动时，到处大抓特务，他当时担任总政组织部长，自己做了个试验，找几个绝对没有问题 的年青人，一逼供信，就都承认是特务了。于是他立即找毛主席说，不能再干这种事情。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5年前，耀邦去世15周年时，几位团中央的老同志编写《胡耀邦传》，我为这本书写过一个序言。这个序言里提到：1950年到1952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耀邦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当年邓小平这样评价他：“有主见，不盲从。”
1952年到1966年 ，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提倡八个大字：“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即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1954年10月，《中国青年》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57年 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 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 党籍也举了手。
文革后期，耀邦负责科学 院工作，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根据马克思的着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错误提法，并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汇报提纲》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残酷斗争。
由于上述这些事例，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路的症结，那就是毛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的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
耀邦对中国问题的反思
从投身革命到最后辞世，胡耀邦在党内生活了60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 ，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法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扬知识分子的才能;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他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人类普适价值。即便发生1987年的“辞职事件”后，他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
推进改革，完成耀邦的遗愿
胡耀邦去世，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很大不幸。但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共的大幸。胡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对于“左”祸肆虐的记忆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思考。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
1989年4月20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在胡耀邦追悼大会上对耀邦一生作了评价，悼词是经过邓小平和中央负责同志讨论过的，还是比较公正的。但由于1987年1月“生活会”上强加给他的那些不实之词，以及迫使他下台的做法，曾使得党内外广大党员和群众为之愤愤不平，以致后来引发了“六四”政治风波。对胡耀邦的作为，要有一个全面公正符合实际的总结，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国内外公众中的形象问题。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昨天，也就掌握不好今天和明天。
今天，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已不在了，两个“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这是一种便于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好形势。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错误做过总结，对邓小平也应当照此办理。这样，进一步全面改革开放的路就会好走一些。经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代价太大，单位能耗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居世界前列。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大概占全世界的15%，可是我们用掉的煤炭大概占世界三分之一。更可怕的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结，使共产党沦向了一个利益集团、构成了新兴的权贵资本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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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李锐论胡耀邦：邓小平陈云与两“左王”前后夹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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