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石屹
上世纪七十年代 初，我的家乡大旱，粮食收得很少。村子里的许多人都翻过秦岭去陕西要饭了。父亲常说，我们家的人饭量小，所以不用去要饭。政府隔几天发一次救济的食物，是从河南运来的红薯干，用开水煮着吃，也可以磨成面，做馍吃。我们从小吃慣了玉米面，觉得红薯面做的馍很难吃，吃了之后常冒酸水。但无论如何也要感谢河南人，这次大旱中，河南人的红薯不知救了多少甘肃人的命。父亲很少与村子的人打交道，遇到领救济粮的事，总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领救济粮，队长不发给我，说是有政策，不能发给地主家。我回来跟父亲说了没有领到的原因后，父亲去与他们交涉，终于搞清楚了政策界限，是不发给地主分子家。奶奶是地主分子，但已经与我们分家了。
我们家没有地主分子，所以政策容许我们继续活下去。领到了红薯干，回家的路上，我很高兴，但我发现父亲一直不高兴。回到家，妈妈很高兴地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卫星上天了，还会唱《东方红》。奇怪的是父亲一直没有高兴起来。我大了以后，才看到有则典故“嗟来之食”，说的是春秋时齐国发生了饥荒，有人在路上施舍饮食，对一个饥饿的人说：“嗟，来食！”，饥饿的人说，我就是不吃嗟来之食，才到这地步的。终于不食而死。父亲一定早就知道有这则典故。中国古代人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的骨气，真是让人佩服。
我们村子这一带，把婶子叫妈，把叔叔叫爸爸。妈叫妈妈，爸爸叫大大。六妈是死了第一个丈夫后改嫁到我们家的，嫁给了我的六爸。据妈妈说，六妈刚改嫁到我们家时，她和爸爸也刚回到农村，六妈长得特别的漂亮。六妈特别喜欢孩子，但她的命不好，生了几个孩子都病死了。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在我们村子里死小孩是经常的事。每个孩子的死对六妈的打击都很大，特别是一个和我同岁的儿子，名字叫克礼。克礼病死后，六妈哭得死去活来。六妈特别喜欢我，有一次，我去问六妈，刘少奇 打到了，他还有饭吃吗？六妈说，孩子别担心，毛主席是好人，不会让刘少奇饿死的，至少一天能吃上一碗面条。我小时候总在想，刘少奇比我们吃得好。在我的心目中，面条可比红薯干好吃多了。
我们家进城后，我也出来上学了。六妈在我们家住了几年，说城里住着不习惯，又回乡下去了。我好多年在外上学，后来给城里人盖房子，回家乡的次数越来越少。前几年回到村子去，六妈请我到她家去吃馓饭，一种用玉米面做的食物。和六妈在一起吃馓饭时，我真有点不习惯，没有桌子，没有盘子，只有一只大碗和一双筷子。六妈住的房子没有任何的变化，房子的大房桌和花瓶也没有变化，但总感到房子小多了，没有小时候大。六妈问我，在北京城里能不能吃饱，吃的饭习惯不习惯？我说习惯了。六妈说，你小时候长得很胖，也很漂亮，现在瘦成这样了，以后要注意身体，多吃饭。我说，好！六妈，放心吧。
前几个月，六妈的女儿，我的姐姐到北京来，住在我家。她说六妈去世了。我说，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姐姐说，六妈不让。临终前她说，活着的时候，太给他们添麻烦了，死的事，千万不要再麻烦他了。听姐姐讲到这里，我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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