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国崛起”、“千年盛世”的喧嚣下谈论“丑陋的中国人”这个话题，注定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对厚黑学的论述、对中国圆滑文化的剖析、对中国人文化劣根性的抨击已经形成传承。在鲁迅（以《阿Q正传》为代表）、李宗吾（《厚黑学》）、林语堂（以《吾土吾民》为代表）、李敖（例如《中国性研究》
） 和柏杨（以《丑陋的中国人》为代表）的著作中对此都有提及。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或者是台湾）处于孱弱、危难之际时的当头棒喝。而此时此刻，陈破空 藐视中 共“大外宣”无处不在的渗透和威胁，直接挑战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的中国人，推出《
不受欢迎的中国人》一书，其勇气可嘉，其文字淋漓尽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 关注。
在 《不受欢迎的中国人》（以下简称《不》）一说中，陈破空首先从国际视野观察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人，提出“全世界讨厌中国人”的大胆命题。然后从国际交往转 向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分析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他写道：“当今中国人的基本特征，就是这样：缺乏公德，偷奸耍滑，见钱眼 开，唯利是图，明哲保身，冷血无情，热衷内斗，欺软怕硬，贪生怕死，奴性十足……”最后
， 作者从中国政治历史角度，尤其是野蛮落后的异族暴力文化和政治来分析统治权力体系对传统优良的中国文化，尤其是诸子百家“轴心时代”产生的多元文化的摧 残，和权力对当今中国人全方位道德沦丧所负的责任。陈破空论述到：“中国人以奴性著称，由来已久。这种国民性，自大一统的秦朝之后，更趋成形，并日渐加重。而完全打断中国人脊梁的，却是历史上的三大劫难：蒙古人灭亡中国，满清人灭亡中国
，共产党为祸中国。” 他认为，“历经蒙古、满清、共产党，三大劫难，一次比一次深重，中国的热血志士几乎死绝，英雄豪杰成为‘稀有动物’。留下的，大都是小人、懦夫、爬虫。从龙的传人变为鼠的传人。唯唯诺诺，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不敢造反，不敢革命，不敢越雷池一步。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被彻底打断了脊梁，再也站不起来。或者说，肉体上站着，精神上却跪着。”
陈破空上述观察和结论可以得到魏特夫论述的佐证。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魏特夫继承了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同时结合马克斯ˑ韦 伯的官僚国家研究，提出：在秦汉以后中国根本没有进入类似欧洲的封建制，而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国家利用灌溉和治水的功能需求，形成了官僚所有制和 依附皇权的零星的官僚资本主义 ，从而建立了“以鞭挞统治的政府”，带来了全权主义体制。魏特夫引用阿克敦勋爵的名言，指出在东方专制主义下，人们很容易发 现，“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普遍的跪拜成为卑贱屈从的象征，而这在其他社会里是罕见的。他还观察到，“统治者不相信任何人”、“官员永远在猜忌中”、 “平民担心被牵连
”。他还写道：“自愿参加公益在开放社会是受鼓励的，在极权力量条件下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由于害怕同一个无法控制的和无法预料的政府打 交道，谨慎的臣民便被限制在他自己的个人事情和业务的狭小圈子里。这种恐惧心理使他和所处的广阔社会的其他成员隔绝开来。”
对 于自己的观察和结论会遇到质疑和批评，陈破空早已做好 了思想准备，同时也在他的书中前瞻性地做了回应。如果一个读者认为自己并没有如书中所言的那么糟糕， 从而认为本书以偏概全、夸大其词，那就没有领会作者的苦心。正如小说创作的人物典型来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可以在典型人物中（譬如阿Q或华老栓）找到自己的影子，但又知道那不是自己。抽象的特性就是通过凝练提出精华、通过舍象抛开枝末，找出高概率的模式，而绝非建立决定论的总结和预测。这里有两个重要的隐形理论作为前提支持着作者的论述：
第一，稳定的文化、心理、行为模式并不否定个人的能动性和自愿选择 。而在结构-能动体的互动条件下，每一个细小的个人选择都可能集聚，从而带来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所以作者意识到了“大概不超过5％”的“少数例外的中国人”：“产生宗教信仰的中国人”，“那些幡然醒悟、痛感民族劣根性的中国人，
”还有更稀少的一类：“天生纯质，如荷花，出污泥而不染。” 在逻辑思维中，黑格尔提出了“正题、反题和新的综合”，它也影响了后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思维。如果中国和中国人要进步，我们就必须承认，“丑陋的中国人”相对的必然是“美丽的中国人”或者“美丽的非中国人”，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具有超越高度的
、 提供批判视角的“阿基米德基点”。幸运的是，因为台湾、香港和海外 华人集聚点带来的特殊情况，传统中国在现实中的分裂，中国被全球化的外部环境、尤其是以 西方为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所包围，这些都为中国提供了变革、进步的可能。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自我反省意识和能力在部分人群中从未被共产党彻底铲除、或在 经历冰冻后又复苏了，知识人、思想人内心精神的超越性也为我们原来自身存在的“丑陋的中国人”提供了自我诊疗、自我升华的可能，从而可以摆脱文化劣根性和 让自己远离身、心、口恶业。
从书中论述、尤其是著者在书后的附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陈破空身上，有多种因素做工：本人有“天生纯质”（家庭带来的遗传和教育因素）、宗教情怀、后天醒悟（
尤其是阅读、炼狱经历和跨越海洋的迁徙出国施加的升华作用）等。所以，他才能跳出苦厄、远离颠倒梦想和虚伪奸诈。也正因为他的内心深处有着对“只可遇而不可求
”的“美丽中国人”的坚强信念，他才会有动力奋笔疾书、发出令人耳聩的强音。
第 二，透过陈破空的文字，我们可以感到他在书中流露出的悲观论、批判性和怀疑 精神，但他的这些态度是一贯的、普适的和适用于自身的。因为有这种普遍性，他为 我们留下了许多空间，所以我们可以对他的论述和结论表示怀疑、持悲观态度、甚至进行批判。比如说，他观察到，只有人会把人囚禁在监狱里，而任何其他动物都 不会这样做，所以人性可以走到恶的程度可能还会超过兽性。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只有人可以产生超越身体的抽象意识和灵魂良心概念，这又为人的升华和自我拯 救开辟了空间。又比如，他对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华人持有更高的评价，所以他把他们基本排除了他的“令世界讨厌的中国人”之列。但我们并不否认，一方面我 们对自己的族群、 社区有着某种批判的特权（我们很难想象，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讨伐任何一个其他族裔而不有失良善或不招致谴责），另一方面，对其他族裔我们有意无意地浪漫化 他们的文化习惯，所以难免“此山望着那山高”。例如，在陈破空遭遇的两次被香港出入境处警察遣返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香港人身上恶的一面。不过，我还是 同意他的基本判断：大陆中国人与其他地方的华人和其他许多民族还是有质和量的差异。当然，我们每一个华人/中国人也可以集体行动起来，证明他的判断和结论只适合于特定时间、特定地方和特定人群的概括，并不适应于当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我们对他的命题的集体证伪恐怕正是他用的激将法所期盼的。
陈 破空的《不》一书，揭示了中国文化和人群中存在的一个固疾：面对具有公共性质的问题 （挑战、困难、厄运，以及自由、正义、民主等公共产品），中国人基本无 法形成集体行动，而是精于寻找个别的、特定的、私人的解决方式，让自己避害得福，而不管他人祸 福得失，甚至还刻意建立在牺牲他人利益的基础之上。个人的解 决方式必然带来关系、圆滑、狡诈、猜疑和冷血等丑陋中国人的特性。与此对照，集体行动的解决方式在中国普遍缺失，社会运动和政党组织也就步履艰难、甚至无 从谈起了。“一个自私自利、冷血无情、唯利是图的物化民族”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连知识人群体都失去了自我反省能力、社会批判能力和对社会、历史的担 当。所谓的“民族的脊梁”、“社会的良心”也已经堕落为官府的奴才。
美国已故社会学家查尔斯ˑ赖特ˑ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写道（英文版第318页
）： “在真正的公众里，知识人能够把他个人的困难转化成社会问题，看到它们与整个社区的相互关连。他明白，他思考到和感觉到的个人困惑经常并非个别的，而是许 多其他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个人解决方案于事无补，而是需要修改调整他所在的不同组织间的结构，有时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结构调整。”今天，中国知识精英 的犬儒 化就是因为，知识人故意回避思考个人问题可能存在的结构性根源，而是积极为不公正的整个制度结构辩护，以换取个人利益的增加和自家处境的改善。与此 形成鲜明对照，在《不》一书中，陈破空展示了他的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米尔斯的用语），通常能够把他的个人经历、观察和常识转化为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结论，强使读者思考问题的制度根源。
在 任何制度下，无论是民主或专制，我们都可能看到个人的恶、环境的堕落带来的不义和缺德。但最令人担忧的是，一个整体制度设计成为一个结构性根源，建立了一 套助纣为虐的价值观，从而全面地腐蚀、毒化生活其中的人民。陈破空相信民主制度可以使人民变得更遵纪守法、使民风更加良善；而专制体制却能形成“上梁不正 下梁歪
”的效应。他写道：“笔者相信，中国人国民性的败坏，最大因素，在于专制制度。因为，专制制度的本质，就在于，以粗鄙的力量压制文明的力量。一旦中国发生制度变革，成为一个民主与法治的正常国家，笔者坚信，中国人的国民性必将转向正面发展，假以时日，必获得根本改善。”
在 幼年我就喜欢去成都的众多寺庙去看佛陀、菩萨、罗汉，但从来未问过、也从未听到谁解释过三者的关系和差别。后来读到《法华经》知道，观世音菩萨可以成佛却 继续留在人间修菩萨行，自利利他，发誓以千眼千手，循声救苦、普度众生。再后来又读到《地藏菩萨本愿经》，震撼于地藏菩萨的宏愿：“地狱未空，誓不成 佛。”原来， 人世间有修菩萨行的大德之士，他们出入地狱、受尽苦楚，是要首先救度众生，除尽苦难邪恶，然后才会乘风而去、归于永恒。想着陈破空两度走进炼狱，遭受身心 皮肉双重痛苦，被恐怖记忆所追讨、被精神抑郁所困扰，尽管自己已经平安逃离苦海，却难以舍弃自己的同胞，放不下对母国的牵挂，不舍不弃地从大小善事做起， 去清除专制体制、尤其是中共极权体制给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造下的大大小小的罪恶。
陈破空在《不》书中回忆道，他在大学时期接触到阿夫托尔哈诺夫的《斯大林 与中央委员会》一书，受到强烈震撼，他的人生由此改变。碰巧我在大学时期读到同一本 书（我记得国内翻译的书名是《权力学：党治制的由来》），同样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当深陷虚无怀疑之网的同学质问他，何以见得他所读是真时，陈破空作如 是回答：“没错，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眼前的事物；我们的耳朵，只能听见周边的声响；我们的手，只能触及近旁的东西。但是，我们有心灵，心灵比眼睛看得更远，比耳朵听得更多，比手触及得更深。”
抱着和陈破空对人类心灵的同样信心，我知道很多人会拿起他的书，通过阅读思考，走出“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困境，进入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五年、十年、二十年后，我不怀疑我们会读到同样的文字：“一本书，唤起我的民主意识。”只不过这一次的书名要么可能是陈破空的《中南海厚黑学》，要么就是这本《不受欢迎的中国人》了。
（原载《纵览中国》，2015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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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夏明：读陈破空《不受欢迎的中国人》 恐惧之海中渡己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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