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残暴的杀人本性,1948年共军长春围城可见一斑。共军为消耗粮食拖垮国军,围困长春,甚至不让饥民出逃,仅在城门外就有近20万平民被活活饿死。当时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司令官郑洞国在其回忆录中称,当时长春尸横遍地,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据公开资料,1948年,郑洞国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主席,驻守长春,与共军对峙。3月25日郑洞国上任后,立即采取“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的措施。
当年5月底,国军在长春与外界唯一的空中交通被共军切断,粮食补给更加困难。7月,长春市内存粮急剧减少,粮价飞涨,已有饿殍出现。
郑洞国在其回忆录中说,当时长春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突然倒下就死了,尸体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被抛弃的也婴孩越来越多,有时每天竟多达近百名,许多孩子因此而死掉。
当时长春百姓处在极度饥饿的威胁下,到8月及9月,郑洞国说:“长春已在山穷水尽的边缘了。”
8月初,郑洞国收到蒋介石电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将长春城内的居民向城外疏散。但由于共军围城,大批百姓聚集在两军阵地之间的真空地带,无法逃生。
郑洞国回忆录称,这些地方终日哭号声不绝……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此时,长春城内外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人民遭受了一场亘古少有的浩劫。
据另一名时任国民党军官段克文回忆,其在该地带停留过的儿子告诉他,遍地都是死尸,经过热毒太阳一晒,肚皮胀得好高,腐臭难闻,真吓死人。
据时任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回忆,在哨卡内外地区掩埋的尸体约8万具,卡哨以内的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
1948年10月21日凌晨,长春被中共占领。此时,在长春一两黄金换不到几斤高粱米。
据公开资料,郑洞国, 湖南省石门县人,黄埔军校一期生,国民党陆军中将;曾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战争;抗战初期率部在台儿庄大捷中立功,升任为第98军军长;1948年5月,任长春守军总司令,遭数十万共军持续数月围困,最后因弹尽援绝被迫而降;“文革”中,全家被下放到农村;1991年1月27日,病逝于北京。
共军为消耗粮食拖垮国军围长春城
1948年初,中共将领林彪、罗荣桓率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被国民党郑洞国部击退。
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的方针, “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自6月25日起,共军正式开始对长春封锁围困。为了消耗长春城内的粮食供应,拖垮国军,共军不让饥民出逃。
由于当时长春城里50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8月初,国民党郑洞国将军要平民离城,但是饥民遭到共军封锁及围困。
大陆媒体曾刊发《罗荣桓48年围困长春报告:不让饥民出城》一文。该报告是共军围困长春3个月后,以林彪、罗荣桓、谭政的名义给毛泽东的。报告暴露,成群饥民为了逃命,曾跪在共军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甚至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也有持绳在岗哨前上吊的。
报告总结共军围困饥民的“经验”称, 主要对策是禁止通行,第一线上50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不让难民出来。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乘夜大批涌出,经中共军队赶回后,群集于两军警戒线的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
活下来的长春老百姓说,当时吃的是草和树叶子,渴了用锅碗瓢盆接雨水喝,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水,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中共军队放生。
当时长春市民流传说,共军要困死长春人民。
至10月国军放下武器,共军对长春的围困近5个月之久。长春的居民人口由围困前的50万左右锐减到围城后的17万人。《九评共产党》说,活生生饿死冻死阵地前城门外逃难的国民近20万人。
段克文在其《战犯回忆》一书中说,共军长春围城饿死了65万。
据此前媒体报导,中共军队对长春围困5个月,树叶、树皮、草根……一切能当作食物的东西,都被民众掘地三尺……
国民党方面认为,中共军队在长春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很多非国共人士及国际舆论认为,中共长春围城是二十世纪最惨重的战争灾难之一。
对长春大量平民被饿死的惨剧,中共媒体却宣传说,打下“长春兵不血刃”。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孙芸
via 郑洞国回忆中共长春围城:饿殍遍野 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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