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受害者纪念日来临。历史学者章立凡去年发表的相关文章再引起外界关注。章立凡表示，“六四” 给中国历史留下政改葬送、权力失范、道德沦丧、社会撕裂等六大后遗症。
2015年5月31日，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发表题为《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一文。文章称，历史学者惟有理性地总结历史，才能准确地预见未来。“六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深远，就他所见，其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共识破裂，政改葬送。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是一个朝野有共识，全民有追求的时代，当时社会民意的主流，是支持执政党改革而绝非“颠覆”中共政权。中国本来有望通过政治改革，再次走上宪政民主之路，成为正常的现代国家。“六四”枪声一响，共识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机。此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保住了经济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启。26年间跛行的改革日渐丑陋，最终异化为食人怪兽，致有今日“体制腐败、社会溃败”的糜烂之局。
二、党在法上，监督缺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曾计划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党政分开”，让执政党和政府接受人大监督。“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写进了党章和十三大政治报告。“六四”之后权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为政治潜规则，“党政分开”无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图章” ，再没有任何机构能从法律上对权力独立行使有效监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坏之。法律为党服务，则依法治国徒托空言。
三、腐败升级，权力失范。80年代体制内的腐败尚处于“初级阶段”，1989年学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口号，本是民气可用，与当下执政党的反腐败方向并无二致。学潮被当作“敌对势力”镇压之后，原本有望的“双赢”变为“双输”，政治改革停摆，权力既不受法制监督，也不受道德羁縻。当下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改革红利被权贵集团吞噬，腐败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政府丧失了维系社会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灭，道德沦丧。“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机。“六四”将国人自毛时代以来蓄积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释放殆尽后，全体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员顿悟权力的价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圣。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实为共产主义信仰崩塌之明证。随着26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格分裂、道德沦丧、弄虚造假、巧取豪夺成为社会常态。
五、失信于民，社会撕裂。“六四”的另一后遗症，是社会责任感普遍丧失，关注公共利益者成为另类。各级政府机构普遍“公司化”，权力成为牟利工具。入党只为做官，做官只为营利，党员不对执政党负责，官员不对体制负责，地方不对中央负责，军队不对国家负责。政权丧失公信力，掉进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与民撕裂为利益对立、互不信任的两个板块，中国掉进了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
六、暴力维稳，有权任性。当年高层误判形势，对危机的处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机会和平化解的社会冲突，以出动军队镇压收场，同时也为日后的暴力维稳树立了样板。近年地方政府在处理上访、拆迁及社会群体事件时，往往夸大“敌情”，动辄使用暴力，以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和编制、装备。维稳成了一条粗壮肥厚的产业链，也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会蓄积著暴戾之气，仇恨的种子不时绽放出恐怖之花。
文章称，将来要想治愈六四这场悲剧在文化、道德层面上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后遗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时间。
“六四”背景：胡耀邦逝世引发民主运动
胡耀邦在中共党内以思想开明著称，1982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导中国八十年代改革进程。1987年邓小平等中共大佬以“反自由化”不力等罪名逼迫胡耀邦辞职下台。
在1989年4月8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心脏病突发，一星期后的4月15日去世，终年74岁。
当时大陆通货膨胀、工人大批失业、官倒与贪污腐败严重，胡耀邦开放清廉、务实亲民的形象更显突出。胡耀邦的猝死引发民众大规模悼念，北京大学生纷纷出来借悼念胡耀邦，表达对中共的不满。
中国学生和民众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的活动迅速演变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遭到中共军队的血腥镇压，震惊中外，史称“六四”大屠杀。
1989年5月，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同情“六四”，反对武力镇压被迫下台，后一直遭软禁至2005年去世。
“六四事件”后，每年的6月4日前后，成为中共高度敏感的时期。
一直以来，民间都呼吁平反“六四”，但很多学者认为，中共平反“六四”则意味着否定其一党独裁专制，这是中共绝不敢做的事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六四”参与者认为，中共只能是历史的罪人，没有资格平反“六四”。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蔡致信
via 章立凡：“六四”留下六大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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