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北戴河激战”系列之二
今年北戴河会议，除了经济是重要议题之外，有媒体称，研议中共体制变革，讨论是否取消政治局常委制将是另一个重要议题。今年上半年，这个话题已在海内外被广泛议论。
中共政治局常委制已经实行了几十年。江泽民为了维持对法轮功迫害，2002年退下后，周永康等前常委都在各自主管的领域形成了“独立王国”并延续至今。媒体报导称，习对这种常委制早就不满。
二、研议中共体制变革或是另一重要议题
今年7月底8月初将举行的北戴河会议已临近，秋季的“六中全会”也为期不远。每一届“六中全会”，往往是翌年下一届人事布局的预演；“六中全会”的人事调整，又往往由两三个月前的北戴河会议部署。
明年当局的“十九大”，如果届时会对中共体制作出大改动，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将成为一个关键战场，决定习近平今后的走向。
习近平在“十九大”上会否对中共体制作出震撼性的“颠覆”？
《亚洲周刊》5月5日报导称，中共高层出现改革呼声，要研议中共体制变革：有没有必要继续设中央政治局常委制，有没有必要打破政治局规范的“七上八下”（67岁可留任，68岁须退休）的不成文规则；有没有必要还需隔代指定下一届接班人？以政治局常委这一架构为例，它的存在现在看来是多余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
据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只要在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如果能顶住来自各方的角力干扰，强势主导人事布局，那今秋的“六中全会”，乃至一年后的“十九大”，中共体制会有令人难以想像的变革，取消政治局常委制，破除“七上八下”年龄划线规则，废除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都会循序推进。
习近平对常委制不满
习近平自“十八大”掌权后，已先后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安委主席、网络安全小组组长、中央深改小组组长、军队深改小组组长、军委联合总指挥等职，加上传闻中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职。
海外媒体报导，习近平早对常委制不满。虽然拥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些职务，习仍然去担任包括深改组在内的各种小组组长，这就是一个他对常委体制极端不满的信号，也是他对现今中共整个机构体制极为不满的例子。
现今的七常委中，张高丽、刘云山和张德江是江泽民的亲信。在习不断打击江泽民之时，部分常委与习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严重阻碍著习的执政。
中国问题专家横河说，在江泽民掌权时期，和胡锦涛掌权时期的常委制，存在很大的差别。江泽民掌权时的常委制存在两个特点：一、江具有一票否决权。二、政治局常委虽然有分工，但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些事情还需要通过讨论决定。
横河表示，由于江泽民的精心安排，到了2002年胡锦涛掌权时候，每个常委分管的事务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其他常委几乎不能干涉。最关键的是政法委，为了维护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从2002年起周永康成为了政法委书记，并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此后周永康的政法政策，其他常委都无权干涉。
报导称，中共政法委一度成为江泽民、周永康控制的“第二中央”，维持对法轮功和民众的迫害政策，并使得江免于被清算。
“十八大”之后，常委制恢复为七常委格局。虽然政法委书记不再是常委，但是常委们的其他“独立王国”依然被继承。
废除常委制 谁在幕后讨论？
《亚洲周刊》称，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些专家学者，已就废除常委制等开展探讨。
资料显示，中共中央拥有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两个重要智库，国务院则倚重国研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军方则有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等扮演此种角色。其他智库，还包括社科院等。
现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为何毅亭，从2009年开始任职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并于2013年9月转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据悉，何毅亭与习近平是同乡，被认为是习近平的“铁杆文胆”、七大智囊之一。
2011年4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李伟曾是朱镕基办公室的主任。
中共国家行政学院院长杨晶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大秘；副院长曾是习近平旧部陈宝生（2016年7月2日，陈宝生转任教育部部长）；2014年10月，江派的常务副院长何家成落马。
该学院教授汪玉凯，兼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时事评论员石久天表示，习近平阵营的人马已经控制了这些智库部门的关键职位，因此，废除常委制的提议被智库学者提出的可能性会非常大。但是在高层中，一定会就此发生激斗。
当局介绍中共政治局常委制的演进
2016年6月16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第9 版刊发《中央主要领导机构历史演进》的文章，耐人寻味。
文章介绍说，1924年11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中央正式设立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前者为最高决策机关，后者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同时成立中央书记处。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正式以中央书记处替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七大”延续了这种制度安排。
文章称，中共“八大”对中央组织机构作出调整，恢复设立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九大”以后，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恢复原有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机构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发生变化。
由此可知，中共历史上政治局常委会被取消过。也就是从1934年到1956年这22年中，中央书记处几乎成了事实上的核心领导机构。
文章发出后不久，就有多家海外媒体分析，不排除这是官媒为再次废除常委制放风摸底。
多名学者揭常委制弊端
5月，东网的评论文章也探讨了中共现行体制的弊端。文章认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处于权力最顶端，次一级是中央政治局，还有一个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再加上一系列的领导小组及委员会。最高层迭床架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相当突出，不仅导致权力分散内耗，决策低效，而且容易形成山头派系，加剧政治斗争，与现行讯息社会需要高效决策背道而驰。
5月16日，大陆可以阅读的《凤凰博报》刊发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的文章。该文分析说，“十八大”之后，集权为什么变得需要？简单地说，从前的顶层权力分散的运作方式难以为继，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这种情况。
“十八大”之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布过于分散，每个成员只负责各自的领域，并在该领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终的发言权，并且各个成员之间的有效协调并不存在。这种体制类似于顶层“分封制”。
正是这种制度特征才造成后来的“周永康现象”，即“团团伙伙”现象，或者政治学上所说的“寡头政治现象”。周永康、令计划、军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属于中共党内寡头。
文章表示，中共党内“团团伙伙”的形成使得顶层权力不再正常运作，而是过度的制衡。这正是胡锦涛的改革计划，到最终因为无穷的阻力而没能成功实施的原因。
在此之前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习近平博士论文导师孙立平也曾对此发文。
2月23日，孙立平发表题为《领导体制的乱象何以形成》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本世纪前十年，在中央层面上实行的实际是九常委制的集体领导体制，而在地方的层面，则是“一把手”专权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加剧了权力内部的失控。
孙立平在文中提出，在现代社会中，最有效率的体制是首长负责制。首长制的优点在于：权力集中、指挥灵敏、责任明确、减少扯皮，办事果断行动迅速、效率较高。
文章还认为，美国的总统制就是首长制的典型。孙立平说：“首长制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比如，美国的总统，是选民选出来的，要对选民负责，你可以自己组阁，但你得对你自己组的这个阁负责任。如果你组的阁不称职，你要做好下台的准备。”
“如果不能通过民主的方式将委托代理关系落到实处，仅仅通过行政体制框架内的集权或分权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
孙立平此言被认为是以婉转的方式提出了总统制的优越性。
很快，习当局的学者出来公开呼应总统制。
当局学者明确提出总统制
今年4月2日，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了联合早报网的专访。他在访问中说，中国正走在“历史大变革的前沿”。汪玉凯认为，如何找出能够真正被人民认可、被国际社会大体认同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制度架构，这才是高层必须要做的。
他提到，至于有人说，中国未来可以由国家主席制变为总统制，他认为形式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是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即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变为总统制，从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看，必须是“系统性改革”。
汪玉凯说：“如果再回到文革的价值形态上，中国肯定没有前途。”历史潮流是向着民主和法治方向演进。
随后，大陆有微信公众号全文转载了该文，时至今日，仍可查到这篇文章。
港媒：习近平与张德江在总统制上激战
就在习近平阵营不断释放出可能要取消常委制、建立总统制之际，中共江派常委张德江近期到中共党校，公开唱反调。
5月23日, 张德江到中共中央党校，发表了有关中共人大制度“专题报告”，不仅宣称中共人大制度有不少“优越性”，而且还宣称中共人大对高层的“监督作用”。
张德江称，中共的“民主集中”，要“认真履行人大法定职责”，“坚持人大制度”。
港媒《动向》杂志2016年6月号刊文表示，张德江的这些讲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中共高级权力层反对习近平要实行的总统制。
早在2014年9月，张德江的下属、中共人大内务司副主任委员李慎明就曾发表言论，提出中共人大可罢免“国家主席”，直接挑衅习近平。
有海外媒体分析认为，6月30日，王儒林被宣布卸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并被调至中共人大任闲职。由于王儒林是张德江“吉林帮”要员，此举也被认为是习将王儒林削权，反击张德江。
废除常委制 北戴河会议的悬念
中共“十九大”之后是否保留常委制？如果废除常委制，中共体制是否应做出相应调整，由虚位的国家主席变为实位的总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涉及到中共所谓宪法将要做出重大修改。短短一年的时间是否来得及？届时中共在民怨沸腾之下是否已快解体？习近平将有怎样的举措？
这些悬念要在北戴河会议前后进一步观察。＃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林锐
via 北戴河会议 习要清除江在常委制上的遗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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