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披露，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秘密成立了一个防政变的特殊机构，该机构权力极大。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也再为外界关注。
据作者张民题为《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一书披露，“文革”初期，有一个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特殊机构，名叫“首都工作组”，很长时间不为外人所知，它可以进行重大的军事调动和部署。
事情缘于1964年10月，苏共发生“不流血政变”，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后，毛泽东对中共高层是否会发生类似政变疑虑重重。
1966年5月初，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北京很可能出修正主义，需要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确保安全。”
1966年5月中旬，在周恩来亲自运作下，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的“首都工作组”成立， 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同月，周恩来又决定成立 “首都工作组”常设办事机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京西宾馆主楼第12层办公，楼梯口布设了哨兵，无关人员不准进入，工作人员尽可能不与外人接触。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称，“首都工作组”本身就是绝密，往北京调部队这件事，更是非同小可，绝对不能走漏风声。 为此，“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对外称“编写组”。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下设7个组：部队指挥组。主要负责有关警卫部队的调动，首都重要目标的警卫等。警卫部队调动一个团以上的兵力，需周恩来批准。另外还有：治安组；枪支弹药清查组；电台组；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监狱、看守组；外事、侨务组。
“首都工作组”于1967年6月撤销。
上述信息显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作用。
周恩来对文革有责任 邓小平都难以否认
文革研究专家、美国迪金森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宋永毅在《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一文中披露，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邓小平都难以否认。
文章称，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共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纲后，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
邓小平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
文章披露，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负有责任。
2016年6月6日，法国媒体刊登旅法人文学者赵越胜题为 “文革中的周恩来”一文。 文章说，如果没有周，文革不会搞这么久。周的某些行为助长了毛的任意妄为，让文革更加恶质化。
赵越胜表示，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打倒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是亲手制造者。最可怕的是周完全知道这是个冤案，“周在需要下狠手的时候，他也不怕手上沾血。”
赵越胜表示，周恩来最爱说的话就是“保持晚节”。周不过是为丧失良心找到借口，以党性为一切凶残行为辩护。
文革中周恩来为自保谁都可以出卖
中共曾宣传，周恩来在文革中抢救被打倒的老干部。但已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在10年文革期间，周恩来为自保不断出卖自己的“同志”。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被迫害致死，彭、罗、陆、杨冤案等，周恩来都直接插手。
研究周恩来的著名专家高文谦称，周恩来文革中曾给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戴“五顶帽子”，在报告里亲笔写了“刘贼”。周恩来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批示：“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此人该杀！”
周恩来原本跟原中共人大委员长朱德私交不错，但在文革中，周恩来称朱德不值得信任，并指著朱德的鼻子讲：“你是中央常委的定时炸弹。”
曾是胡耀邦智囊的阮铭在《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一书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
周恩来为了自保，还亲自批示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连跟随自己几十年的贴身警卫都出卖。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孙芸
via 【史海】周恩来文革初成立秘密机构防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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