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7日星期三

纪委书记揭“从政陷阱”给处级到副部敲警钟

中共腐败的根源来自于体制,中共不改体制,反腐就只是一出戏。(大纪元图片)。

的根源来自于体制,中共不改体制,反腐就只是一出戏。(图片)。

近日广东省书记黄先耀对广东省4百多名处级到副部进行培训,谈“从政陷阱”。他演讲的部分内容被中纪委机关报《纪检监察报》等摘编刊发,广为流传。

微信公号“政知圈”盘点了他的部分讲话内容,其中违纪轨迹相同点:都是组织信任有加、放在重要领导岗位上使用,有的还要提拔重用的领导干部;都是在十八大以后依然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

具体类型:有的一路“妇”唱“夫”随,“前门当官、后门开店”;

有的执纪违纪、五毒俱全,有人想当官,他帮忙说情,有老板想发财,他帮助牵线搭桥;

有的“一人当官、全家发财”,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力,帮助老板在其主政地承办土建、装修或设备安装工程,事成之后与老板“分成”,把一批民生工程变成家族工程;

有的“亲情错位、思想蜕变”,利用职务之便,在干部选拔任用、医疗设备采购、工程项目、后勤服务等方面为他人牟利、直接或通过自己儿子收受财物近千万元;

有的“前腐后继”,某省属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先后被查;

有的“官商勾结、沆瀣一气”,长期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由最初的被动接受老板好处费,发展到主动为老板量身定做工程,规避交易规则,与老板结成利益共同体,攫取巨额利益。

他也谈到警惕从政道路上的“九个陷阱”:一是通过向领导干部的身边人、近亲属或情人迂回行贿;

二是通过陪领导干部打牌、打球、赌博、旅游、出访等间接行贿;

三是通过向干部低价过户或转让车辆、房产、商铺、车位变相行贿;

四是通过为干部家人送干股或合伙做生意隐性行贿;

五是通过资助干部子女境外上学、经商或投资入籍行贿;

六是通过赠送或以超高价回购领导干部手中的贵重玉石、字画、古董或高档烟酒、物品等行贿;

七是通过资助官员跑关系“上位”或“摆平”麻烦事行贿;

八是通过安排领导干部或近亲属在企业、协会、学会、机关挂名兼职取酬或“吃空饷”行贿;

九是通过帮助领导干部放高利贷或以“借款”、“借房”给领导干部的名义行贿。

另外他还谈了贪腐行为的“五个标配”、三种不良家风、四种反腐的误区等等。

此前大纪元多次报导分析,中共的大规模制度性腐败在江泽民执政期推行贪腐治国中更是无忌惮。在江掌权时期,买官、卖官、索贿、受贿、官商勾结等贪腐行为遍地。而国有资源又被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等几大权力家族瓜分。

江上台后,为了转移人们对自由、信仰的注意力,有意地把整个社会拖入到一种狂热的挣钱运动之中。为了巩固权力,江泽民让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能用权去赚钱,尤其江泽民家族的腐败更是猖狂。而共同腐败的政策,迅速使中共数千万官员整体极度腐败,并在党政军各系统培植起由众多贪官污吏构成的江氏帮派体系。

真实的江泽民》一书有如此描述:“谈到中共官场,中国百姓这样描述: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官员排成一排,都拉出去枪毙,可能有个别冤枉的,但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很多都是漏网的贪官。这一无法让人笑出来的坊间笑话,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中国当今官场的腐败现实,反映了中国百姓与中共官员的对立情绪,也可算是众多‘中国特色’中的第一大特色。”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王岐山在“打虎”运动中,江派高官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和令计划等相继落马。而每一只“大老虎”背后都有自己的团伙、帮派势力,可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周永康倒台爆出了“四川帮”、“秘书帮”、“石油帮”、“政法帮”和“亲属帮”,令计划牵出“山西帮”,郭伯雄、徐才厚则在军中的势力盘根错节等等。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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