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对外联络部任部长耿飚曾在回忆录中披露,中共外长乔冠华在1976年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中,毛泽东的遗嘱遭篡改,竟险些成为“四人帮”的政治资本。
耿飚在《耿飚回忆录》一书中说,1976年10月2日晚,华国锋突然打电话要他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刘振华。他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这是错的,毛写的和华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是,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耿飚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华汇报的具体问题,对华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对耿飚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著。”
10月4日,耿飚看到在《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题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
读著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耿飚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给耿打电话,并派车把耿接到东交民巷华的住处。
耿飚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随后,耿飚分析了“四人帮”要动手的种种迹象:“四人帮”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
“四人帮”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
耿飚说:“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6日晚8时许,耿飚家中的红机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要他坐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他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后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这时他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员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派遣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巍高,要他们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剑英嘱咐道:“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问道:“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耿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好!”华国锋当即提笔给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到广播事业局,要邓岗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最后署了华国锋的名字和日期。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耿飚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对耿飚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他们三人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士兵。当晚将近10点才到达广播大楼。耿飚带着10名士兵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邓岗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
“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耿飚对思索犹豫的邓岗说。
邓岗似乎明白了耿飚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
随后,耿飚让邓岗召集了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并宣读了华国锋手令;邓岗又召集各部门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耿飚给华国锋打电话报告汇报:“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而邱巍高当时作了四项布置: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都知道了抓捕了“四人帮”。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文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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