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日本“脱亚入欧”的对与错(图)

2016年11月22日星期二

【曹长青】日本“脱亚入欧”的对与错(图)

远眺日本富士山（网络图片）

日本天皇最近表示，他本人要退位，预示可能结束天皇制度。这标志着日本完全宪政民主，即使虚位的皇室也要废除。

天皇权威的极大确立，是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1860年后历时20年的明治维新运动，对近代日本具有重大影响：一是结束了旧体制，长达六百多年的地方武士割据（幕府制度）被终止，经过近千年的虚君，天皇重获绝对权威，建立了日本近代第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二是提出了新思想“脱亚入欧”，脱离以中国儒家为核心的亚洲守旧体系，进入欧洲的创新改革之路，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从而使日本成为现代化国家。

在明治维新的改革中，政治家伊藤博文（首位日本首相）和思想家福泽谕吉，都起到重要作用，他们都主张变革，促使日本走出亚洲，成为工业强国。

伊藤博文支持中国改革

作为日本第一位首相，伊藤博文起草了宪法，被称为宪法之父。日本宪法第一条就规定天皇统治日本，从而结束地方军阀（武士）割据状态，使日本成为统一管理的国家。第四条则规定“天皇要根据宪法履行权力”，等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伊藤博文不仅在日本极力促进变革，也支持中国（清朝）发生这种变化。他曾去北京面见光绪皇帝，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革新派。他的主要想法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成为现代国家；用他的话说，由原来的茅草屋，变成石头房。而中国仍是茅草房，一旦失火，会殃及日本。所以他希望中国也改革，成为石头房。但他面见光绪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就囚禁了光绪，并追捕康、梁们。可能是慈禧太后听到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见了光绪，越发担心日本革新力量与中国的光绪、康梁们联手，清王朝的旧势力更会受到威胁。

当时梁启超等逃到了北京的驻日使馆，但使馆没有得到东京的指示，不知怎样处理。当时正在北京的伊藤博文当机立断，主张营救，并明言，梁启超“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由此才有梁启超逃亡日本，躲过一劫。而其他改革六君子等，则被慈禧们斩首处决。

福泽谕吉的“远交近攻”

跟伊藤博文同时代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同样认知到儒家文化的陈旧，西方文明的先进。他创办了私立庆应大学（跟早稻田大学并列），提出“脱亚入欧”，即日本应脱离亚洲体系，告别中国儒家文化，包括佛教等，走向西方。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知识分子疾呼拒绝儒家和佛教，坚决到要拆毁佛教寺庙、遣散和尚的地步。福泽渝吉甚至提出“绝交论”，即跟中华文化绝交，跟西方文明接轨。

福泽谕吉对日本的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日本人对他尊崇到这种程度：把他的头像印在了面值一万元的日币上。题外话：中国人民币上印的是毛泽东，台湾是蒋介石等。日本人更看重思想，而华人则仰望权力者。

福泽谕吉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日本，对中国人也有启迪。在他提出“脱亚入欧”半个世纪后，中国的思想家鲁迅指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反人性（线装书字缝里写着两个字：吃人），中国文化界的领军人物胡适则提出“全盘西化”。一个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一个强烈主张中国要学习西方。但这种认知比福泽渝吉晚了五十年！这也是中国比日本的现代化起步晚，并至今在社会制度、道德水准和整体经济水平等多方面落后于日本的原因之一。

日本找错“老师”的代价

但日本的明治维新，有对有错。“脱亚”是对的，“入欧”却错了；错在把德国、法国的思想模式和体制当作了样板，找错了老师。日本后来发生侵略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跟纳粹德国等结盟成轴心国的情形，跟明治维新找错样板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是明治维新中错误的一面，孕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后果。因为日本当年找的老师德国和法国，其思想领域、文化传统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倾向，而不是英美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不是把个体自由和个人权利视为最高价值。

当时德国的帝国主义心态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颇被日本知识精英们接受，把它当作是欧洲文明。而日本又正在那个时代把天皇推崇到绝对权威的地位，再加上宣扬武士道精神（群体主义意识，和狂热宗教情怀结合），就给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文化氛围。

拿中国做例子，更可看出德、法两国群体主义思维的危害；他们的思想先毒化了俄国和日本，最后使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损害中国的是日本和俄国。中国八年抗战（抵抗日本侵略）时间并不是很长，但结果惨重，导致共产党势力坐大，在中国建立共产政权，至今半个多世纪，导致无可估量的生命和个人幸福的损失。在全球共产主义崩溃的今天，中国仍是共产专制，这是日本当年侵华造成的最大后遗症。追其源头，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学习了德国和法国，而不是英国和美国。

法国开近代暴力的先河

众所周知，法国是近代暴力的滥觞。法国大革命以群体名义滥杀无辜，并发明了被托尔斯泰称之最丑陋残忍的“断头台”。法国大革命和随后拿破仑的武力征伐杀戮，是现代共产暴力的先河（样板）。列宁就曾说，苏维埃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

而德国这一个国家就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可见在德意志传统中，有深厚的国家主义和民族狂热等基因。不要忘记，希特勒是靠选举上台的，他曾受到德国人的万众欢呼，被当作弥赛亚一样崇拜。

法国和德国的这种传统，都跟两国知识分子有关。法国的卢梭们，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们的理论，都促使和强化了群体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他们跟英国的洛克（提出个人三大权利）、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之父），美国的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时照搬了洛克的三大权利说）等相比，是群体主义/国家主义意识跟人类自由权利思想的两端。

于是，深受法、德影响的日本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明治维新时代，种下了后来军国主义（反个人主义思想的极端）的恶果。

共产苏联的全面“入侵”

跟日本对中国造成的祸害相比，俄国更是从思想到文化全面“入侵”、彻底占领，而且至今还继续在中国作恶。日本入侵给中共提供的是坐大的机会，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共产思想，基本都是从俄国来的。所谓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而俄国的共产思想，主要源头还是法国和德国。

在列宁的十月革命之前，俄国知识分子中就已普遍有均贫富、平等至上（而不是个人权利和自由）、盲目赞美农民等倾向。当时俄国的两大派知识分子（守旧派和亲西方派）大同小异。守旧派强调斯拉夫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其实质是民族主义），西化派推崇的是西方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潮（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本质是剥夺个人权利）。这两大派的代表性人物们，很多都会法语和德语，这是当时俄国知识人的时尚，于是他们从法国和德国的文化思想中吸取了群体主义思维，为后来的共产革命提供了思想温床。

日本为明治维新找错老师导致的军国主义付出了惨败的巨大代价。但在被美国打败、接管、指导下，坏事变好事，日本顺利地走了一条健康的民主体制的道路，带来了70多年的和平、自由、繁荣和整个社会的理性。

今天的日本，在民主体制、经济繁荣、社会文明、个人道德等诸多方面都是亚洲国家的样板。所以，对华人世界来说，无论是已经民主的台湾，还是专制的中国，今后的方向，应该从日本那里得到教训和经验，朝向英美的方向，把保护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作为思想理论的基石。在这个前提下，真正的民主体制才可能产生。【看中国2016年11月22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