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子冒死拍摄的历史记录传遍世界(组图)

2016年12月11日星期日

一位女子冒死拍摄的历史记录传遍世界(组图)

作者：夏妍

目前，网络热传一篇题为《天安门的一线记者》的文章，文中讲述了在中共开始迫害、残酷打压法轮功学员的最初几年中，人们时常能看到一群群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上高举横幅，高喊着“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情景。他们面对警察无惧生死的那些实况，被“一线记者”拍摄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录。

这一切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看中国》记者联系到拍摄这些照片的“一线记者”——田秀露女士。那些被国际媒体广泛报导的法轮功真相镜头，就是她当年冒死拍摄的。

田秀露，长春人。1995年初，22岁的田秀露因体弱多病，走进了法轮功。原本患有心悸等等诸多病症的她，随著炼功开始慢慢好转起来。

接通电话后，甜美的声音传过来，接下来，今年已经43岁的田秀露，讲述了当年她冒死拍摄的故事。

天安门冒死拍摄缘由

1999年7月20日，在中国，一场对普通信仰民众的大规模迫害和镇压，从那时开始了。中国上下被恐怖气氛笼罩着。中共动用全部宣传喉舌，一言堂地栽赃陷害，造谣污蔑，广播、电视、报纸等整个宣传媒体，轮番进行24小时铺天盖地的抹黑宣传……仿佛一夜之间天塌下来一样，让人们感到空气中都弥漫着巨大的压力和前所未有的紧张……

当年，很多法轮功学员顶着巨大的压力，走向北京，想向中共政府反映心中的诉求。我也一样，辞去了长春的工作，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那时我26岁，还是个涉世不深的女孩子。

由于有89年“六四”政府血腥镇压学生的前车之鉴，我们不知道来到北京会发生什么，也许会像“六四”一样天安门屠城，也许政府会开枪，也许，也许……太多的也许，我相信这个共产党集权的政府什么都会做得出来……但我始终坚定地相信着法轮大法，不愿放弃。

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我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由于旅店不让法轮功学员住宿，大家身上带的钱也不多，所以很多人都露宿街头。我曾经2次进京并被遣送回长春。2000年初，我再次来到北京。那时正是大法弟子到北京上访人数最多的时期，那时，正常去信访办上访的渠道完全被堵死，等在那里的就是警车和抓捕。于是，大家就选择去天安门，用打横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来到天安门，看到了更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张开手中的横幅，高高举过头顶，开始呼喊着法轮大法好，而这样的举动随即引来警察们的一阵阵殴打与逮捕，这种事情天天都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着……在公开场合警察这样肆无忌惮的抓捕、殴打，可想而知，那在背地里的迫害就更加惨烈。

当时，国内所有的媒体都充斥着造假诽谤的宣传，根本没有任何真实的报道。老百姓的真实心声，这段历史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完全被掩盖。我脑海里就出现一念，录下这一切，让这一切曝光！要让真实的情况传递出去，要让世界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这就是证据……于是，我决定开始准备拍摄。

有惊无险的拍摄过程

决定拍摄后，(大概是2000年中旬决定的，下旬正式拍摄)我就一步步地开始策划和准备。那么，怎么才能顺利地拍摄下这些当权者不想让外界看到的真实画面呢？在天安门广场的便衣警察太多太多了，他们随时都在监视和观察每个游客的举动。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很多中外游客都会很震惊，也会拿手中的照相机或录像机去拍摄，但是这些举动大多都逃不过便衣警察们的监视，他们会很霸道蛮横地冲过来，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抢下照相机，抽掉照片的底片，或责令把录像机里录制的内容当面删掉，然后还要检查随身物品、进行盘查……所以，正常进行拍摄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我想到采用“针孔录像”的方式，进行秘密拍摄。那个年代，“针孔录像”的技术并不是很先进和成熟。我先购买了一台sony小型摄像机、针孔摄像头及相关的设备。找专业人员帮助，组装了一套秘拍设备。就是把微型摄像机放在包包中，隐藏机身，在包包上抠出针眼大小的洞洞，进行秘密拍摄。

机器安装好后，我经过了很多很多次的调试和练习。例如，我要掌握好摄像头背在身上后的位置，在包包里它的拍摄视角在什么样的范围，能拍摄到离我多远多近的距离，我要站在什么样的最佳位置去拍摄，我要怎么去对准镜头……

尽管经过反复练习，但是真正到了现场，那情况是变化多样、难以预料。尤其是拍摄初期，由于天安门广场的便衣警察太多，为了避免他们对我产生任何怀疑，我不能在现场去调动机器或者更换磁带，都是在广场的外围事先就把机器打开，走入广场时机器就一直处于录制开机状态。所以，有的时候，我明明打开了机器，还在辛辛苦苦、紧紧张张地奔来跑去地忙活一通，可是回家一看，机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关机了，关键时刻的内容都没录上，也许是我什么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关机按键？我一般使用60分钟或90分钟的磁带，有的时候，我忽略忘记了时间，磁带已经到时间录完了，机器自动就停机了，等到了关键时刻，我还是没有录上。有的时候，只录到了声音，而没有图像；也有只录到图像，却没有声音的时候；也有摄像头对不准，没录到画面的时候……这些都是我录制初期碰到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出现，我也错过了很多很多激烈而又震撼人心的画面。经过反复的失败，我也在不断地查找自己的不足和积累经验。

在天安门广场抓拍是非常不易的，因为都是录制突发性事件，说不定在哪里有学员把横幅突然拉开。广场那么大，事发时就会离我的距离很远……所以事发时，我要马上、飞快地奔跑过去，冲过人群，冲到最前面，这样才能保障流动的人群不挡住我的镜头，这样才能捕捉到瞬间。

由于每次拍摄都要冲到人群的最前面，并要对准镜头、选择最佳位置，所以，危险时时会有。记得有一次，警察把学员打倒在地，用脚使劲踹他们，他们在地上挣扎着，并高喊：“法轮大法好！”。那时，围上来的游客很多，就把我拥到很近很近的地方，由于摄像机的包包是背在肩上，摄像头在腰部的位置，现在要拍摄在地上挣扎的学员，那么就会对不准镜头，我就要双手把包包往下按，努力让摄像头压低。就是这个举动，引来一个警察对我的主意。他本来在扭打着学员，忽然看到我时，他的目光停住了，他的注视足足有几秒钟，似乎马上就会向我冲来。这时，我的心也本能地紧张跳动着，我头脑中在反复告诉着自己，一定要镇定，镇定……那个警察注视我一段时间后，警车开来了，他就忙着把抓捕的学员扭送上警车，不再理会我了。

广场上到处布满了便衣警察，有时他们比游客人还多，他们有的戴着白手套，在广场上晃悠，随时准备抓捕打出横幅的法轮功学员。广场上每一粒空气中都似乎凝聚着紧张。冬天广场上游客比较少，有时广场会变得死一样的寂静，但是表面的寂静并不能掩饰暗地里的杀气腾腾，如果有一丝大声喧哗的出现都会引来四周警察凶狠警惕的目光。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随着一声声震撼寰宇的呼声划破长空，一群群警察就像恶狼一样从四周蜂拥而上，一起扑向法轮功学员，紧接着，等待在旁的几辆警车也会发疯似地从四周飞来……广场上一会儿这边打出横幅，一会儿那边打出横幅，一会这边传出“法轮大法好！”，一会那边高呼“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警察就这边跑、那边扑，机械盲目地对学员拳打脚踢，撕扯着头发，捂着嘴，踩在地上，然后把学员扭送上警车……

其实，我拍摄下的这些镜头只是冰山一角，很多更加惨烈的镜头，由于各种干扰没能记录下来。记得，有几位学员，他们同时打出横幅，数十名警察把他们打翻在地，抽打他们，撕扯他们，狠命地用脚踹他们，踢他们，他们被打得在地上翻滚，但口中还是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他们的呼声，震撼着每个在场人的心灵。那一幕，也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说来也巧，在天安门拍摄现场，我竟看到了认识人。那是我们长春的老爷爷。在99年前，就听说他90多岁了。那时他经常来女儿家住，我就会看到他。他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非常好，虽然牙齿都没有了，但是脸上的皮肤光光亮亮的，红光满面，一点皱纹都没有……

没想到，当我正在天安门紧张地拍摄中，远远地看到，有些警察正在架着几个人往这边走，要把他们送上警车。其中2个警察快速地拖着一位老人走来，那老人咧咧呛呛跟不上警察的步伐，啊，那不是老爷爷吗！我心振颤着，老爷爷，他这么大岁数警察也把他送上警车，后来，我一直也没机会见到他……时到今日，我还时常想起他，不知他怎么样了，多想听听他的讲诉啊。

在天安门现场拍摄，给我很深的印象就是，2000年下旬那段时间，北京的天气似乎没有晴朗过，天空一直是弥漫着阴沉的雾气一样的东西。每当我踏上广场，望着阴暗昏黄的天空，感受到四面刮来的阵阵阴凉的冷风，在身边密密麻麻的便衣警察中穿行，我会觉得自己就像是踏上了一个战场。

除了拍摄天安门现场外，也拍摄了学员被迫害，被打伤、打死的镜头。有被打得浑身是瘀伤的，有用烟头烫伤的，有绝食出来被迫害得瘦骨如柴的，有被殴打得奄奄一息的……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法轮功学员都这样大肆抓捕、殴打，那在背地里对我们的迫害更是惨无人寰……

记得有个20多岁的男学员，为了让他报出真实姓名，警察把他的脚冻伤，迫害到了丧失活动能力，需要立即截肢，否则有生命危险的程度，后来警察怕担责任，就把他仍到了路边……我见到他时，他拄着拐杖行走，他的十个脚趾都是漆黑漆黑的结满黑疤。我忍着心痛拍摄下这些画面，并倾听着他感人的讲述。他承受那么大的折磨，可是他还是非常乐观，言语中没有一丝惧怕，相反却充满对信仰的坚定。他乐观的精神一直留在我的印象中。记得，我被邀来到一个宾馆，进门看到床上躺着的一位女士，我吓了一跳，她瘦骨嶙峋，骨瘦如柴……我惊呆了，我只有在反应二战时期纳粹集中营的资料片和图片中看到过这种场景。她在共产党的监狱中绝食了3个多月，她在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信心在与这个政权抗争……

我拍摄了另外一个男学员，他躺在地上铺好的被子上不断地咳嗽着，身上胸口处布满很多瘀伤，脸也浮肿着……听旁边知情的学员介绍，他肺部被打坏了，他也是生命垂危被警察扔出来的，学员发现他后就把他抬回来了……当时，我感觉他好像是60多岁的样子。他没能挺得过去，几天后默默地离世了。大家都不胜唏嘘。后来我才惊讶地得知他才30多岁。如此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无情地被这个残酷的暴政摧毁了，原因只是因为他要上访，他要为大法鸣冤……

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随着拍摄的镜头陆续传出，终于，在国际媒体有了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画面。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上访的场面留了下来，这些珍贵的录像被国际媒体广泛采用。它成为中共打压法轮功的铁证之一。

2001年4月的一天，数十名警察闯入我当时在北京工作的公司，查抄了我的公司，把我也带走了，从此对我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迫害。

我被关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绝食抗争迫害被酷刑并野蛮灌食，之后，又被送往北京市团河男子劳教所进行迫害。因为我一直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又被送进“北京法制培训中心”秘密洗脑班，加重迫害。为了让法轮功学员能够尽快“转化”，那里的警察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在经历了四个月的完全隔离、高强度洗脑、人身侮辱、殴打和各种体罚后，不久后，又被押往专门关押杀人犯和重大刑事犯的北京“七处”等待审判，最后被判四年劳教，关押在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迫害更是进一步升级。

在田秀露讲述的过程中，记者一直默默的听着，这是怎样的一群人，这是什么样的动力与毅力？她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让人感到得落泪。

昔日法轮功学员见证拍摄过程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当年和田秀露认识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刘女士，她说：“当年田秀露曾经和她交流这件事该怎么做，针孔摄像机要放在女士的坤包里面，要透过坤包的洞来拍摄，并扮成游客的样子。或者多人结伴这样，她和我交流过，事实上她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当年她还很年轻，有那么瘦小，却有这么大的勇气，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原搜狐公司华南区总经理焦健当年不仅参与田秀露的拍摄工作，同时也是把录像带传出的人，据她描述：“我开始的时候在广州，她有带子让我传出去，我在北京找朋友从飞机带到广州，又送到深圳，从深圳送到香港，又从香港传递美国，是这么一个过程。我知道田秀露在组织这样的事情。”

另外，焦健也参与的部分拍摄，她说：“那个时候我们都拿那种针孔摄像头，我也去过两次，我记得当时我把一个包割了，把针孔插进去，因为广场上的警察看到摄像机抄嘛，只能背在包里。”

有一次，焦健看到法轮功学员被打，心里很难过，但是因为自己有重任在身，也没有办法出手去制止，但是焦健并没有沉默，她说：“我还是忍不住，我是扮着游客的妆素，我上前说：‘哎呦可别打了，怎么成这样了。’然后便衣就盯着我看，因为毕竟经过精心打扮过，盯了半天，也没说什么。”

还有一次，焦健和一个外地的男法轮功学员一同去天安门拍摄，结果被他的当地公安发现，这位男士直接被抓走了。

田秀露离开中国来到自由世界

2013年，田秀露离开中国来到自由世界挪威，继续向各界民众讲述法轮功被无辜残酷迫害的真相。2015年，全球起诉江泽民浪潮涌起，将江泽民绳之以法的呼声高涨。看到这个大趋势，田秀露心潮涌动，这一天她整整等了16年。今年7月17日，田秀露正式对江泽民提出了法律诉讼，并把诉讼文件快件寄到中国最高检察院。递上“诉江”，她完成了一件大事，她感觉那是她必须要做的。

她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犯了大罪，罪不可赦。法轮功讲的‘真善忍’具有普世价值，被世界人民接纳、推崇，他却以暴政、独裁来迫害大法。如果一个民族，正的东西都被打压了，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失去道德，失去做人的标准，就是失去未来！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祸首，必须对他绳之于法。”

而据海外明慧网报导，从2015年5月开始至今，已有超过20多万的法轮功学员和家属向大陆的最高法、最高检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告其犯下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等，要求当局清算逮捕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