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藏在万圣节装饰品套装中的匿名求救信，将沈阳马三家劳教所的奴工迫害置于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之下。写这封信的法轮功修炼者孙毅，于近期逃离中国。图为孙毅在北京的留影。
2012年末，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夹在万圣节装饰品套装中的匿名求救信辗转到美国俄勒冈州，使得沈阳马三家劳教所出现在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
写信的法轮功修炼者孙毅于近期逃离中国，终于以真名实姓露面。
文 _ 李新宇 图片提供 _ 孙毅
「先生：如果你偶然间购买了这个产品，请帮忙转送这封信给世界人权组织。这里处在中共政府迫害之下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2012年10月，一封藏在万圣节装饰品中的求救信辗转到了美国，震惊了国际社会。
美国俄勒冈州女士朱丽．凯斯发现了这封信，她将求救信照片放上脸书后，俄勒冈当地报纸做了头版报导，美国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下属的国土安全部门开始启动调查。
美国俄勒冈州主要报纸《俄勒冈人报》2012年12月23日报导，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信藏在俄勒冈居民朱丽叶．凯斯（Julie Keith）购买的万圣节用品当中。（网站截图）
此事引起了《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等媒体的强烈关注。中国马三家劳教所被置于国际镁光灯下，中共劳教制度及其酷刑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经过几个月的探寻搜索，CNN找到了写求救信的这位男士，并于2014年11月6日对他进行了专访。为了保证他在大陆的安全，采访中他化名「张先生」。
「张先生」说，2008年他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被迫奴工劳动，期间他把二十多封信偷偷塞进了出口的万圣节装饰品中。他还讲到了自己因为坚持信仰遭受长期酷刑。CNN出于安全需要，在视频中对他的面容做了马赛克处理。
2014年12月，曾任《纽约时报》特约记者杜斌在香港出版了《马三家咆哮——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的墓志铭》，也记录了他找到的这位匿名写信人在马三家劳教所的经历。书中写道：「他说，他是『在马三家期间受酷刑折辱最严重的人之一』。」
杜斌采访孙毅的经历，写就了《马三家咆哮》。摄于香港田园书屋。
（余钢／大纪元）
2015年，以这位匿名写信人为主人公的叙事性非虚构文学《马三家来信》在《大纪元》网站连载，同样为了当事人安全起见，书中给他化名「张良」。
2016年12月6日，「张良」到了海外；现在，他终于可以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孙毅。
孙毅简历
孙毅，汉族，定居北京。1966年10月9日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1987年从大连工学院船舶内燃机专业毕业。1994年起在北京中油测井公司任职，至2001年9月30日，因修炼法轮大法被公司除名。
十几年来，他多次被非法关押，遭受了严重的酷刑迫害。
2001年10月至2002年7月，被北京朝阳公安分局绑架，先后被关押在北京朝阳看守所、「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即洗脑班，位于北京大兴区天堂河劳教所）、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俗称公安七处）和北京市公安医院病犯科，期间多次被野蛮灌食和上「燕飞」酷刑。
2002年10月30日至2002年11月30日，被北京石景山区公安分局绑架，先后被关押在北京石景山区看守所和北京市公安医院病犯科，期间被野蛮灌食和上「燕飞」酷刑。
2003年6月至2003年8月，在广州天河看守所和广州第一劳教所，被关押42天。期间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和医院，被野蛮灌食和上「穿针」酷刑。
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在北京市安全局看守所和洗脑班，被关押7个月，期间在安全局看守所和医院，被野蛮灌食和上酷刑。
2008年2月19日至2010年9月8日，被判劳教，在辽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和一所三大队被关押2年7个月，期间被强迫从事奴工劳动7个月；遭酷刑折磨24个月，酷刑除野蛮灌食，还包括「抻床」「上大挂」「上开口器」「死人床」「关小号」等。
从马三家获释后，孙毅一直默默地居住在北京。2012年，他在马三家劳教所写的求救信被朱丽．凯斯发现后，引发国际关注。2014年11月，他接受CNN采访，承认自己写了求救信，但没有公开真实身分。
孙毅在北京的留影。
2016年4月20日，孙毅正在外地，北京石景山分局突然非法抄家，并向其家人追问其下落，致使他有家不能回，再次流离失所。11月29日，孙毅在北京通州法院准备旁听同修的庭审被绑架，四天后因身体原因被取保。12月6日，孙毅成功逃离中国。
记者：您写的这封求救信三年前曾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以前您一直没有公开身分，很多人都很关心您在大陆的情况，您可以讲讲您出国前的状态吗？
孙毅：虽然求救信在国际上曝光，但因为我在大陆，所以一直比较低调吧。
但2016年4月以后，刚刚比较安稳的生活又回到前些年迫害严重时的状态，与我经常密切联系的法轮功同修陆续被抓，我也因为警察抄家，甚至追捕到我的家乡，我再次有家不能回。为了防止监听监控，我不能给亲人打电话，甚至有时只能在乘坐公交车或地铁行进中打开手机网路与人联系。刮胡刀、牙刷等洗漱用品每天我都随身带着，因为居无定所嘛，不知晚上到哪里借住。那个时期，妻子每天晚上都要等候到我报平安的信息，才能放心入睡，否则就会担心我是不是又出事了。
其实从九九年后，我多次流离失所，妻子就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我们不能像正常夫妻那样用电话聊天、沟通感情。有一次我在外面，为了给妻子报个平安，就用公用电话打了她单位的电话，后来单位领导找妻子谈话，她才知道单位电话被监控了。求救信的事在海外曝光后，她就更加不安了，担心中共会对我进行报复。这些年我基本不用手机，而主要用网路联系，妻子用微信也只是发一个表情图案，暗示关注一下邮箱，不敢多说什么。
出国前一周，我怎么也没想到，仅仅因为旁听同修的庭审，我就被绑架了，几天后我闯出拘留所时，一起被抓的二十几个人仍被关押在看守所里。出来后，我决定要逃离这个国家。决定出国的那个晚上，妻子紧张得都神经过敏了，在家里都不让我大声说话，生怕走漏我出走的消息……去机场的那天清晨，北京又是阴霾天，我感觉也非常压抑，直到顺利通过边防检查前，心都一直吊著，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出境。
记者：出关后您有什么感想？
孙毅：禁止出境的事给我印象特别深，我曾经的辩护律师江天勇就是不久前被禁止出境的，王治文也是几个月前在机场被撕毁护照禁止出境，我知道很多同修也都出现了被限制出境的情况，近期看新闻又了解到目前有更多的维权律师以及他们的家属都被限制出境了……这意味着，如果你被上到他们内控的黑名单，你可能就会被禁止从正常口岸离开中国，而且你毫不知情，一直要等到你买好机票、准备好一切，到最后一步出边防时，才会通知你。这特别让人感受到中共政权的阴损毒恶，让人感到一种出离愤怒、一种彻底的无可奈何、一种莫大的污辱。所以出关后，我最大感想就是：终于获得自由了！终于从这个无形的监牢中逃出来了。
记者：您给朱丽．凯斯的感谢信中说，「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像一座大劳教所。」现在中国劳教制度已经废除了，迫害还是那么严重吗？
孙毅：对，劳教制度已经废除，马三家等劳教所也都解体了，环境似乎有了一些宽松，但对法轮功学员无形的监视、监控迫害并没有停止。2015年仅在北京，我认识的几个同修，因为印发真相传单、打真相电话、讲真相、控告江泽民、挂条幅，甚至在自己家门口贴副春联都有可能被判好几年，每逢中共开个什么会，或者「4．25」、「7．20」敏感日期，都会有我熟悉的同修被抓。
有一次，我和一位大姐约好第二天早上在地铁站见面，可是左等右等没看到人。
后来才知道她一大早被一伙警察堵在家门口，又一次被抓捕了，再后来知道她被判刑一年半，到现在也没出来。不久前的这一次，我和其他同修仅仅想去旁听同修的庭审，就被抓了二十多人，这种滥权执法已经到了超乎常识的程度了。
还有，现在全方位的监视设备、网路控制和封锁、电话窃听技术，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越来越被加强来对付法轮功和其他弱势群体，使中国民众的人权状况和生存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狭窄。这一切都使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现代、装备齐全的最大劳教所。
如今，我已经成功逃出中国这个牢笼，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但想想那些已经被判刑、即将被判刑及还在被关押的同修，想想给我辩护的江律师被「失踪」后没有任何音信，心里真不是滋味……
记者：能谈谈这些年您在国内主要做什么吗？
孙毅：九九年迫害前我在北京一个公司工作，2001年因为受迫害被单位除名，此后我就没有工作了。我就一直开始在大陆做专门的技术支援工作，主要给法轮功学员提供各种技术帮助，比如电脑、手机、列印机等相关设备的调配、维护等。
其中最主要的是帮助他们突破网路封锁，如果不能突破网路封锁，国外的信息传不进来，国内的信息也传不出去，那么人在中国就成了聋子、瞎子，也很难沟通，很难形成整体来共同对抗专制极权，迫害就会更加严重。这是抵制中共专制的基础性建设。目前在大陆做技术支持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翻墙也越来越容易了。
同时我也致力于让一些老年及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都能很快学会使用电脑、轻松上网的普及技术工作。
记者：到国外后，您有什么感想？
孙毅：在自由社会待时间长了，就不太能感受到自由的可贵了，更多可能感受到的是生存压力及对异域生活的不适应吧，包括孤独、怀乡、想念亲人等等，那就看你把什么东西看得更重要了。这一点我觉得有些动物比人类更容易保持天性吧，比如狼，它宁可享受自由，孤寂地在旷野外辛苦觅食，甚至也可能会饿死吧，但它绝对不会愿意被关进笼子，让人类豢养以至终老。而很多人，在极权体制中，因为无奈、因为孱弱、因为监禁太久以致绝望等等许许多多的原因吧，渐渐地就丧失了这点追求自由的天性了，用他们的话说：「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要自由干什么，当饭吃吗？」所以怎么说呢，只能说是人各有志吧。
记者：以您为主人公的非虚构文学《马三家来信》详尽描述了您遭受的酷刑，对普通人来说骇人听闻啊，请问这些描写与您实际遭受的相符吗？一些酷刑插图是您亲手画的，是吗？
孙毅：关于酷刑，那本书除了人物是化名外，叙述得非常真实，没有虚构。而且，在我邮寄求救信之前，我遭遇的酷刑还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
画画对我太难了，当时想的是，如果我自己能把酷刑场景描绘出来，应该比画家画得更真实吧。我没有学过画画，而且也不习惯用纸笔画，那些图是我在电脑上画的，擦了无数遍才画成。
在马三家的法轮功专管队里，最早的酷刑是高压电击，但电击留下的疤痕，很难在短时间内褪去，这样就留下了迫害证据。所以后来警察们学会了抻刑，他们认为抻刑比电刑好，简单易行，几条被单加上一个架子床就可以了，能使人极端痛苦，如果把握好分寸，又不容易留下明显外伤。
这张画的只是抻刑的一种姿势，其实抻刑有很多种姿势。上刑地点是在专管队大队长办公室，那里当然没有监控了，屋里专门放了这个普通的钢架子床，警察的警服啊毛巾啊有时就挂在上面，床板一卸，这个架子床就成了刑具。
马三家劳教所酷刑：「抻床」，《马三家来信》插图。（孙毅绘）
当时给我上刑是队里每天例行的公事，警察被分成三组，在不同时段给我上刑，他们每天上班的工作就是轮流过来上刑。
一种抻刑姿势习惯后，身体通常就麻木没有痛觉了，再继续抻就不起作用了啊，于是他们会增加上刑次数和强度。后来呢，他们就反复测试你在各种角度下的耐受力，发明出各种花样抻法，还给这些抻法起名玩，什么「金鸡独立」「五马分尸」「劈大叉」等等。总之就是想方设法把我的身体拉抻到最痛苦状态吧，为了加大痛苦，警察也会用菸燻呛我，所以我画了一支菸伸过去。其实他们经常是点着一大把香菸放在你鼻子下面燻你。
抻刑之后把人放下来，通常身体就不过血，麻了，警察就派几个劳教人员给你「松骨」，就是让你血脉流通，他们踩胳膊、踩腿，把腿抬起来回来去地弯，捏每根手指头，一方面不让你出意外，一方面是让你恢复痛感，恢复痛感再上刑才起作用。
为了让行刑不出意外，队里配备了专门的医生，随叫随到。医生的职责就是提供被酷刑者的真实身体状况，协助警察做出相应的判断和决定，保障警察上刑工作的顺利进行。
当然，这种酷刑还是有人会受伤，一般不是骨伤，是筋被抻坏吧，我见过几个腿筋被抻伤的法轮功学员，像中风病人那样走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残疾人呢。
「劳教所的酷刑发展成为一种非常精致化的邪恶迫害。」
作为《马三家咆哮》、《马三家来信》两书的主人公，孙毅是在马三家遭受酷刑最严重的人之一。被问及在马三家的两年半中，有多长时间在酷刑中度过，他平静地答说：「这些酷刑是一样一样换著用的，也有组合在一起用的，只能笼统说两年吧，有放松的时间夹在里面。」
记者：这张「上大挂」，被酷刑的人后面怎么还有一个棉被？为什么脚画得那么大？
孙毅：这也是我的亲身经历吧。
在「上大挂」的时候，人有时会痛不欲生，极度痛苦中可能会用后脑勺磕撞架子床上的钢管，所以警察会在那地方垫床棉被，护住头部，用警察的话讲就是防止自伤自残。他们非常有经验，事先把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腿浮肿可以消肿，伤筋了也可以养好，但看得见的外伤不就留下证据了嘛，所以不能让你有外伤。不仅头后面有防护，连手腕的铐子上都缠着棉套，它的目的，有时候不是让你死或者让你伤残，它只想折磨你的意志，让你处于生不如死的生存状态！
「我在马三家教养院上『大挂』」，《马三家来信》插图。（孙毅绘）
劳教所的酷刑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非常精致化的邪恶迫害，比如行刑的地方不叫「小号」，而是叫「特管室」。他会说因为你想自伤自残，所以需要「特殊看管」，阴损的行径被包装成所谓人性化的管理方法。
在北京调遣处，2008年的时候，据说人性化管理了，不许随便用铐子铐人，于是警察就发明了「人肉铐子」——让两个「包夹」（看管我的劳教人员）用他们的四肢夹住你的四肢，迫使你一动不能动，这是比上铐子还难受的，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把脚画得那么大，是因为当时就是那样。长期上大挂，最痛苦的就是这个腿和脚了，小腿比大腿粗很多，像大象腿一样，脚肿得像巨大的面包，袜子和鞋肯定是穿不上了，只能踩在鞋上，而且小腿和脚会渗出一种带血的黏液。
极度困倦中，最痛苦的事就是睡过去，一睡着，身体就会「掉」下来，手腕被固定在铐中，结果铐子就切进了肉，巨痛就把自己疼醒了，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连续的折磨。随着你困倦的程度，时间间隔会越来越短，他们用这个方法让你长期不得睡觉。我最长一次是连续8天9夜，估计是受这种刑时间最长的一个人，是极其痛苦的。没有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记者：这张图画的是您被捆绑在一个刑具上吗？
马三家劳教所酷刑组合：「死人床」与「上开口器」，《马三家来信》插图。（孙毅绘）
孙毅：这个不是刑具，其实就是普通的医用护理床，劳教人员把它叫做「死人床」；嘴上戴的东西叫开口器，是给口腔做手术时用的医疗器械。同架子床一样，任何东西都能被警察用作刑具，这个酷刑就是警察利用治病救人的医疗器械来折磨人。
用开口器撑开嘴，开始是为了绝食时方便灌食，后来你不绝食它也给你长期戴上，它就成了刑具了。长时间戴开口器，口腔肌肉就会被撑得无力收缩，下巴脱臼，拿下开口器嘴也闭不上了，下巴合拢不回去。画上的这个「包夹」，曾经拿着木头马扎打我的头，有时他往我嘴里吐痰、掸菸灰，有时往我眼睛鼻子里抹辣椒面、芥末油和大蒜，因为整治我，他后来立了功，提前解教回家了，劳教所专门奖励这种人。
酷刑组合——四防与长期单独严管、死人床与上开口器。（孙毅绘）
马三家劳教所酷刑：金鸡独立，《马三家来信》插图。（孙毅绘）
在这个下面有轱辘、中间有便溺口的「死人床」上，我躺了七八个月，因为双手戴铐，我被放下来的时候，左胳膊韧带拉伤，双腿肌肉萎缩，不能行走，一段时期的恢复后，行走仍有困难，连一个很小的台阶我都不容易上下。「解教」回家后经过炼功，我才渐渐恢复，经过几年后才恢复正常。
这个开口器我画了三天都没画成，后来我躺在床上用手机自拍自己张开嘴的样子，然后照着照片画，那时我才知道，画画是可以「临摹」自己的呀。
记者：您给自己的亲人看过关于您的书吗？
孙毅：我曾把《马三家来信》这本书当作生日礼物送给母亲，后来听一位和我妈关系好的同修阿姨说，母亲看书后，哭了很长时间。这对她来讲太残酷了！她毕竟是个母亲，怎么能承受呢？儿子受苦，疼是疼在母亲心上……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所以每次回忆这事，我都受不了，痛悔不已……
每次我出事，对母亲都是非常大的打击。她夜里睡不着觉，担心我的生命安全，经常做噩梦，半夜惊醒，所以心脏就非常不好，她的去世跟我受迫害有很大关系。我这次出走，没带什么出来，但带了一些我母亲的照片，只能是多思念思念她吧……
这些年我经常流离失所，不在家，警察就经常骚扰我妻子，问她我在哪里、干什么，不修炼的妻子甚至还被抓到洗脑班去洗脑！所以妻子太痛苦，一度曾经拒绝看这本书，也不愿意知道我的事情，对她来说，看这些就像再次经历折磨一样。她也是总睡不好觉，夜里经常做噩梦，甚至有一次做梦与我一起到了国外，还是流离失所的状态，得不到安宁。
本来我们是刚刚一起过了20周年结婚纪念日，又突然出事，我不得不出国。这次分开，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在这个国家，许许多多修炼人的家人、亲人、朋友，可能都在过著这样的生活，可能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随身带了一本书或一枚护身符，或者手机里有法轮功的电子书，或送给人一张真相光盘，或者只是翻墙或到朋友家串门等等，就会一下子改变命运，从此失去工作、被迫离家或被关到监狱、劳教所里，然后就是长期的奴工劳动、体罚虐待侮辱，然后就是孩子、老人没有人照料……没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一个家庭遭到灭顶之灾，这样的事太多了。还有些人就此失去生命……
「这些酷刑在全国早就是普遍存在的。」
记者：在大陆，您所遭受的这类酷刑很普遍吗？对您实施酷刑的警察都是什么样的人？后来受到什么处理吗？
孙毅：我所遭受的这类酷刑在中国大陆是普遍存在的，目前更多是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在其他如上访的、维权的及犯罪嫌疑人中也有，但不会如此严重吧。
比如谢阳律师（大陆维权律师谢阳是「709」大抓捕事件的在案人之一）受酷刑的细节最近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关注，是谢阳有机会通过律师接见把消息传递出来，更多人受酷刑的事实因为各种原因都被掩盖和封锁起来，官方媒体不会曝光，即使有些能在自媒体上曝光，也很快会被删除「和谐」掉了。在中国，无论你是谁，凡是坚持真理、坚持维权的人，最后几乎都会遭受酷刑。
在中共血腥统治的历史上，酷刑现象几乎无处不在，非常广泛，只是因为中共对媒体的严格管制而很少人知道真相而已。只有少数个案为人所知，比如文革时期对所谓「右派」林昭的虐杀，对李九莲的活摘肾脏器官，还有大家都知道的张志新被割喉行刑。
法轮功学员受酷刑，大陆民众关注得少，很少会主动了解和传播，主要是中共长期恐怖统治造成的吧，与中共不一致、关注这个群体就会有危险。于是民众本能地对中共插手的事采取回避态度，避免惹祸上身，这也是民众在中共的高压下以求自保的一种方式吧。
我所经历的这些酷刑，据说是从马三家女所、以及锦州劳教所、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那些地方学来的，那个时期全国的监管场所都互相交流学习整治「法轮功」的先进经验，所以这些酷刑在全国早就是普遍存在的。
我所在的马三家教养院法轮功专管大队，由于暴力整治法轮功工作有成效，当时曾被评为省级先进单位，大队长提升为所长，下手狠的警察也都立了功，得到了奖励和晋升，书里说的就是实际情况了。
一般给我行刑的都是年轻的警察，对法轮功的整治成果直接与警察的附加工资、奖金挂钩，也是警察晋升、立功的机会，其实是中共以利益诱惑来让他们犯罪吧。有被动参与的，也有少数良知尚存的。我知道有一个学法律的小警察，因为不愿参与这些，后来被排挤走，去看监所大门了，警校毕业的一般下手就狠些。
我受酷刑情况曝光后，家里就给我请了江天勇律师，帮助我家人到处发信、控告责任警察，所以后来他们有所收敛，我所在的法轮功专管大队最后也解散了。听说那几个责任警察后来也没升上去，也是替罪羊吧。
记者：除了身体的摧残，据您所知，酷刑会还给人留下什么后遗症？
孙毅：酷刑迫害的后遗症各种各样，这跟每个人身体、心理承受能力都有关系。严重点的，会精神不正常，会出现错乱或臆症，有的是人格分裂，像「709」李春富律师就比较典型了，他被关押放出后就确诊精神分裂；还有就是失忆、健忘等等。
我听江天勇律师讲过，他在洗脑班被酷刑折磨三个月后，出来连自己最常用的信箱密码都记不住了。轻一点的会出现心理障碍，比如多疑、不信任、没有安全感等等，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怕」。还有就是消沉、冷漠、自闭、不愿与人交流等等，也有受挫或是气馁的感觉。
2016年6月，孙毅（左）与江天勇律师合影。（孙毅提供）
其实你看看大部分中国人那种明哲保身、回避政治、对人权和正义事件表现出的冷漠状态，就知道中共这些年的极权统治和酷刑迫害对国人所造成的影响有多深重：使中国人整体上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变异。
只有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的人才不会留下太多的后遗症，他们因为战胜了酷刑，所以会有一种经历粹炼后的成熟和坚强，一般都是有信仰的人。
记者：您觉得如何能制止酷刑的发生？
孙毅：我认为，通过国际舆论压力会使中共有所收敛，但却不能治本，酷刑可能会变得更隐蔽、更黑箱操作。因为共产制度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酷刑是制度性的必然产物，就像腐败现象一样。所以要治本的话，就得结束这个根源。
系统化的酷刑最早针对法轮功学员，后来针对上访者，到现在是竟然对人权律师也用酷刑，范围越来越扩大。
「雷洋事件」说明，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也不再有安全感了。极权制度下，民众都迟早会感受到这个残酷现实的，一批批的人都在觉醒，都感觉不能再继续沉默了。
目前中国民众发起了各种反酷刑联盟、声援活动，这也是一种觉醒吧。民众觉醒的过程也是解体中共的过程，当更多民众从中共的党、团、队邪教组织脱离出来，抛弃它，中共的解体也就指日可待了。◇
via 终于自由了！「马三家求救信」主角露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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