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九十年代初再次得罪邓小平（高新）

2017年4月11日星期二

习仲勋九十年代初再次得罪邓小平（高新）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倡导言论自由”是习仲勋中途被逐出人大常委会的重要原因》已经介绍到了当今圣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生前曾倡导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并质疑所谓“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条很难掌握的界线”，并举例反驳说：“如果对现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

习仲勋在参加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与同日下午参加分组讨论的第二天即被“批准去南方休养”，一直到一九九九年国庆前夕才首次回京。个中蹊跷就是习仲勋去世之后的由齐近平全家一起审定的习仲勋网上纪念馆的回忆内容也是讳莫如深。

中共最权威的党史人物网上纪念馆，当然是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主办的，但该网上的习仲勋纪念馆连高锴先生的文章都不敢收录，

由习近平一家，特别是齐心亲自审定的习仲勋年表，1990年的全部内容如下：7月9日，出席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成立会议，任编委会主任委员。10月，到广东省深圳市休养。12月11日，薄一波看望。

高锴先生的回忆文章中记载的清清楚楚，习仲勋最后一次到场全国人大常委会是1990年10月30日，这一天距习仲勋一直是表面上的第一副委员长的七届人大结束、八届人大开始总共还有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

查中共人大常委会记录，七届人大在1990年共召开六次委员长会议，即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和十六次，第十七次是年底召开，当时的习仲勋已经身在南方。

齐心一家审定并对外公开的习仲勋年表为什么对他在1990年的那么多次人大常委会活动全部回避？而年表中说的他的1990年10月到广东省深圳休养。而人大公开史料的记载和高锴先生的文章内容在时间上一致，都是说习仲勋从头至尾参加的七届人大十六次委员长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是10月30日。次日的第四小组讨论会上就有会务人员进来通知：习仲勋“已经被中央批准到南方的休养”，不能与会了。也就是说，习仲勋确实是在出席完了10月30日上午的委员长会议和下午的第四组讨论的次日，被马上送出了北京。

本来是要31日继续参加第四组讨论会的习仲勋突然等不得会议结束就急于离开北京，毫无疑问不是习仲勋本人的主动安排。

当年向笔者推荐高锴这篇文章的内地记者朋友透露，习仲勋当年关于建立不同意见保护法的建议不但没有在决策层得到响应，反而因此断送了自己升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可能性。这位记者同时也分析说：当时的习仲勋毫无疑问是受到某种压力，不得不走。当时的中共政权能够给习仲勋施加如此之大政治压力的，当时不是江泽民和李鹏之类的前台领导人，只能是邓小平和陈云。

曾经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过的林牧曾经撰文回忆说：在一次讨论中共十三大准备工作的政治局会议上，胡乔木首先说：“我们党内，像小平同志这样经验丰富，资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们这些比他小十多岁的人，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党的领导人，而小平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袖。我认为在我国家政治制度面临转折关头，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领袖继续领导我们完成这个转变。这也是我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的立场。”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宋任穷，支持胡乔木的意见。赵紫阳在邓小平指名要他表态时，不得不违心地说：“我们还需要小平同志掌舵。”胡耀邦、聂荣臻、习仲勋、杨得志、乌兰夫、倪志福赞成邓小平退下来。

林牧回忆说：习仲勋的发言，讲得最为尖锐和精辟。他说：“我昨天同一位政治学专家谈了话，他对我说：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今天这个会就是在今天和明天之间进行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分配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层层盘剥的问题，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邓小平同志就是活到一百岁也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问题”。

王震打断习的话说：你的意思是要否定权威，否定小平同志的权威。

万里说：“我们不能树立个人权威，要树立集体的权威，树立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权威。

”习仲勋接着说：“要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地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改革，为了前进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带头退出中央，实行退休体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又立一次大功。”

林牧先生的上述回忆并没有提到万里到底是拥护还是反对邓小平十三大退休。笔者当年在采访北师大校友，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先生时，曾经听到过的万里与习仲勋之间的所谓“瑜亮情节”的故事过去的文章还没有展开来讲。

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开过之后，笔者当时即在北京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胡耀邦下台了，赵紫阳上来了，习仲勋出局了，万里留下来。邓小平对这四个人的好恶分明，首要原因是胡耀邦和习仲勋都曾直言他在十三大上带头退休的好处多多。而赵紫阳和万里则相反，都已经在十三大前鲜明表态“小平同志不能退”。

而所谓“瑜亮情节”的说法，大致的内容就是万里和习仲勋本来都是胡耀邦阵营里的骨干分子，相互之间应该是惺惺惜惺惺才是，但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和陈云共同决定牺牲习仲勋，把彭真的人大委员长接班人安排到比习仲勋年轻三岁的万里头上，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是否曾有龌龊笔者不得而知，但笔者确实亲耳听过接近万里的改革派人士说过习仲勋得了精神病，起因就是万里当了委员长，自己没有当上。

习仲勋的后半生是否曾经有过精神上的问题，笔者无从肯定或者否定，但按照高锴先生的回忆文章内容，他精神饱满地参加会议次日就突然离京休养的直接原因肯定不是医学角度上的精神病。从他会议上的发言内容看，他当时精神再正常不过。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历经政治坎坷的习仲勋不太可能心理脆弱到因为邓小平对自己不公就抑郁成疾。

习仲勋一九六零年代被毛泽东清算后，一九六五年被贬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挂名副厂长，待遇从行政四级降到十三级(中共“高干”的起点级)，实际上是“劳动改造”，每天下车间同工人一同劳动。

洛阳矿山机器厂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项目之一，纪登奎是该厂的第一任厂长兼党委书记。后来担任过中共组织部长的吕枫当时是该厂的组织科长。

习仲勋到洛阳后，已经在河南省委任职的纪登奎对他十分仗义，不但没有因康生等人的旨意对他刁难，反而还亲自登门安慰。纪登奎在该厂的老部下并将习仲勋安排在原苏联专家住的高级宾馆下榻，实际待遇仍很优越。

“文革”期间，纪登奎被毛泽东钦点调进北京，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北京军区第一政委。

八十年代初，纪登奎因“凡是派”问题同吴德、陈锡联、汪东兴一起“辞职”。八三年，曾在文革后期被纪登奎一手解放出来的赵紫阳不忘旧恩，特地为纪登奎安排了一个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部级研究员”的职务。在此期间，邓小平和胡耀邦都曾想请纪登奎正式复出，但均被婉拒。

此时，习仲勋的问题已获平反，回到中央工作。他也同赵紫阳一样不忘旧恩，时常去看望纪登奎。有一次他曾宽慰纪登奎说:其实中国虽然是一党制，但具体到咱们这些党的干部身上，也同多党制条件下一样，有时在台上，有时在台下。你想开一点，让你在台上你就多作工作，让你在台下你也乐得清闲，多读点书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