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强迫习仲勋马上离职“休养”肯定是邓小平的决定》已经介绍到了当今圣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生前最后一次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当天下午，要求他所在的第四小组延长会议时间一个小时，听他讲中共政权的内斗史。
笔者三年多前曾在本专栏为文《习近平为何不准“拿党史和国史说事”？》。文中说：正在网上热传的《习近平”8?19″讲话精神传达提纲》中透露的最新统计数字是中共党员已经有八千五百万，共青团团员的数字更是高达八千九百万。这八千五百万中共党员中不说是绝大部分至少也应该是大部分人都会背诵他们的伟大前领袖毛主席关于”斗争哲学”的语录：””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中的”与人奋斗”包括”内斗”和”外斗”，外斗当然是与自己组织之外的”国内外反动派”（现在的党内统一说法是”境内外敌对势力”）相斗，内斗则是以”党内路线斗争”为标榜的党内权力倾轧和内部自相残杀。
关于中共党史上内部自相残杀的一则最新例证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裴毅然不久前发表的《红军代总参谋长龚楚之叛》一文。其中内容全部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被中国大陆许多公开网站上以”红军长征时万人大屠杀真相”为题全文转载。文中说：1935年，红十二军参谋长林野夫妇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自己人背后用大刀砍杀，为保证长征时没人逃跑及投降竟然进行”万人坑”大屠杀。这些令人胆寒的残酷肃反，令龚楚对中共彻底失去信心，只身离队投敌，成为”红军第一叛将”。
据《龚楚回忆录》记载：1934年，为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政治保卫局进行严密整肃。政治保卫局权力无边，常常一句”保卫局请你去问话”，就将人带走。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毋须宣布任何理由与后续消息。这一时期，被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达数千人，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为处置这一大批”动摇干部”与”反对阶级”，在瑞金北面与云都交界的大山深密处，设立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150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便是”万人坑”。所谓审讯只是一句话：”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然后押着犯人到坑边，一刀一脚，完工齐活。更”艺术性”一点的，要犯人自挖墓坑，然后再动刀踢入或干脆活埋，省下挖坑的麻烦。”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
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
龚楚在他的回忆录里特别详细的记述了和他同属中共红军创建者的林野及妻子被毛泽东悍将谭震林以”肃反”为名残酷杀害的细节经过。林野出任红12军参谋长期间工作中得罪军政委谭震林。谭震林不久后成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
事隔大半个世纪之后一回想起这一切仍还心有余悸的龚楚说：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这篇揭露中共红军长征万人大屠杀真相的文章被在网络上的广为传播直接惹恼了习元首,,因为龚楚用那些惨绝人寰的中共史实所否定的正好就是他习近平上台之后即天天讲、月月讲，逢会必讲的所谓”革命理想高于天”。他的那份被外界评论为”杀气腾腾”的8.19讲话中开列”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的内容之一是”宣扬西方价值观”；之二就是”专拿党史国史说事”….,并警告全党上下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给以回击，政权将会因此瓦解。
事实上龚楚这篇回忆文章的内容都是习仲勋在上个世纪担任中共领导人期间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全国人大会议场陆陆续续讲过多次的。在他被邓小平下令即刻“离京休养”的头一天的最后一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分组讨论会上，仍然在向与会者回顾中共政权的自相残杀史。因为这一次具体回忆的是当年西北红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历史，所以就象笔者上篇文章中已经分析过的，习仲勋最后一次到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表现和讲话内容当天就会汇报到邓小平处。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外界不得而知，便从情理上判断，几乎可以认定是习仲勋为西北红军“评功摆好“，并由此引伸出不能把不同意见打成”反对派“甚至”反动派“的呼吁，那怕真是没有的直接提到高岗的名字，都会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感。
过去中共方面公布出来的，包括习仲勋自己对外公开的文章里，都只把他当年被打下台说成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那一个单一事件，而且把责任全部集中到康生一人身上。
分析到此，就不能不先详细介绍一下当年的邓小平与康生的关系，中共党史界在康生被宣布为坏人之后，自然要把邓小平说成是康生的政治对立面。但事实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中共官方党史文献对康生的主要介绍内容是，康生早年曾经参与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的工作，所谓中央特科，是中共党内类似当时苏联党内克格勃的机构，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党内的不忠诚者直接进行肉体上的消灭。
康生一九三七年从苏联接受斯大林式教育后回国，在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等职。所谓中央社会部就是当时中共根据地内的克格勃。在中共党史上臭名昭著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是毛泽东指定的“总主持”，1943年7月，在延安奉毛泽东之命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把大批到延安追随共产党的城市青年甚至老资格的红军干部都打成“特务”、“叛徒”和“敌探”。
如上这段历史如今也已经被列为习近平禁止再拿出来“说事”的中共党史上的最丑陋的内容之一。
1962年9月，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康生正是在整垮了习仲勛的同时被邓小平接纳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
康生是在文革结束之前的1975年寿终正寝。用寿终正寝形容，绝对准确。因为他离开人间的时候，是风光的，他的职务，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当时的邓小平与康生平级，因为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重，实际主持中央工作。这么高级别的人物死了，邓小平亲自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当时的党报白纸黑字，整版报道康生追悼大会的庄严与肃穆，当时还是中气十足的治丧委员主任邓小平一字一顿地向全中国，也是向全世界宣称：康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康生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为党为人民建立不了不朽的功绩，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关于邓小平和康生之间“亲密战友”的关系下篇文章里还会继续介绍。本文最后要强调的是，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高岗专案组组长邓小平在六十年代初又是习仲勋“专案”的“总主持”，当时高岗和习仲勋所代表整个中共陕甘宁根据地幸存下来的干部和亲属受到残酷整肃数字竟然高达六万多。无论康生对此应负多大的责任，这段时间一直是直接指挥康生工作的邓小平绝对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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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习近平不准“拿党史和国史说事”否定的正是自己的父亲(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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