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不准“拿党史和国史说事”否定的正是自己的父亲》已经介绍到了康生是在“文革”结束之前的1975年寿终正寝。用寿终正寝形容,绝对准确。因为他离开人间的时候,是风光的,他的职务,是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当时的邓小平与康生平级,因为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重,实际主持中央工作。这么高级别的人物死了,邓小平亲自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当时的党报白纸黑字,整版报道康生追悼大会的庄严与肃穆,当时还是中气十足的治丧委员主任邓小平一字一顿地向全中国,也是向全世界宣称:康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康生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为党为人民建立不了不朽的功绩,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这个悼词不但是邓小平亲口宣读,而且也是邓小平主持起草并审定。此前,也是邓小平亲自到医院探望病危的康生,感动得康生向他透露了江青历史上是叛徒的惊天秘密。于是邓小平也给了康生一个“康生同志永垂不朽!”的政治回报。没成想毛泽东去世之后,首先是陈云发难,绝不甘心让康生死后继续风风光光在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里的八宝山骨灰堂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专区西一室。
一九八零年,中共高层公开宣布开除康生出党的文献里特别提及要撤销其悼词,让邓小平难堪无比。按照中共党史资料的记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陈云同志就纠正“文革”及以前“左”的六大错误问题,率先“放了一炮”。他的六大问题的最后一个就是要求中央审查康生的问题。接下来,时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批复成立了康生专案组,审查完毕之后又是胡耀邦主持给康生以开除出党和撤销邓小平为康生所至悼词的政治结论,整个过程中,邓小平阻止未果,最后只能扮演了一个“服从多数同志意见”的被动角色。这一点,康生的秘书在邓小平死后才敢回忆出来的内容已经证明。
曾经长期担任康生秘书的黄宗汉回忆说:康生和邓小平关系很好。康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60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 “反修”斗争。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邓和康生还一起主持了对习仲勋和整个中共“西北局”人马的残酷整肃。
黄宗汉还回忆说:邓在“文革”中1973年从江西回来,很快就带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让进。我又出去接他们。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邓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
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
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邓并不赞成。
中共内部人士大都清楚,康生也好,邓小平也好,当年容不下习仲勋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和高岗的关系。邓小平既是打倒高岗的政治急先锋,又是高岗倒台后以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共“西北帮”随之彻底失势的最大受益者。
已经有当年的知情者披露说,最早向中央揭发习仲勋借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的人是当时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此人本是西北红军出身,但当年就与习仲勋等人有矛盾。中共建政之初,此人被安排到了邓小平的西南局,成为邓小平的嫡系。邓小平离开西南局到中央工作后,闫红彦继续留在西南,从邓小平的家乡四川省委书记升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如今一说起习仲勋一九六二年遭到党内残酷整肃的背景原因,都说是康生在大会上给毛泽东递了个条,毛泽东顺嘴念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把责任全推到康生头上。但事实真相是闫红彦最先揭发的习仲勋的文字材料是送到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又转给了康生。
习仲勋在“文革”中交待问题的纪录显示,他本人承认一九五二年到中央“就和‘高饒反党集团’混在一起”。高問題揭出后,中央指示我与高联系,作些工作。我说过一些不应該说的話。 我觉得把高岗的問题处理的重了,同情高岗。高岗说他的問题很严重。我说,你的問題还有张国涛的严重?张国涛都沒有杀头,如果杀你的头,死我和你死在一起。你有些問题不属实,不要怕。
习仲勋当时还承认说,在高岗自杀之前,他已经对高岗透露了高岗的发妻李立群已经揭发了他的問题。另外,习仲勋当时也承认,高岗被整肃过程中,他习仲勋曾经替高岗给毛泽东写过信,而且这一主意本身就是他习仲勋出的。
习近平上台之前,江泽民对高岗虽然充满同情但却爱莫能助;胡锦涛在位时已经指示中组部在内部对高岗可以同志相称,但却仍然不能给高岗平反,原因就是一旦给高岗平反,那么被否定的不仅仅是毛泽东,有资格被陈列在毛泽东大墓二楼与毛泽东尸体为伴的邓小平,以及陈云、周恩来和刘少奇都会因此被揭露出不光彩的一页。习近平接班之前,曾经有人断言习近平上台之日,就是高岗冤案昭雪之时,但事实恰恰相反,如今的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比其前任的顾虑只会更多。
而之所以当时的习仲勋主动提出代高岗给毛泽东写信一事,起因是高岗希望他习仲勋帮忙打听消息。当时,毛泽东在布置好了党内整肃高岗和饶漱石的相关事宜后,自己便座山观虎斗,躲到杭州休养去了。身为党的第一把手,他居然连党的中央全会都不出席。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在杭州向前往拜见的时任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我們党内出了問題,有大阴謀家。高岗听说后让习仲勋打听打听这个大阴謀家指的是誰?习仲勋虽然事后交待他沒有打听过,但据其他知情者揭发说,他习仲勋告诉向高岗说:一定要設法通过师哲了解这件事。师哲当时在中央工作,给毛泽东做俄文翻译,所以毛泽东在杭州与时任驻苏大使见面时,应该会有师哲在场。另外,习仲勋也承认当时他曾经向高岗透露了一些情况,比如当时东北方面在按照中央布置揭批高岗时,有人提出要公审高岗等等。
另外,习仲勋当时还被揭发说,高岗死后,习仲勋见到从陕北赶到北京的高岗他哥高崇义,难过得哭了出来。但习仲勋自己辩解说,他当时并没有哭,只是在接待高岗哥哥时告诉他,现在来看不上人了,到坟地去看看,你回陕西去,生活上有人招呼你。 另外,习仲勋也亲口承认他在高岗死后,他与刘志丹弟弟刘景范和高岗妻子李立群談中央紅军到陕北情况时,说过把高岗問题处理的那么严重,看他给陕北人民咋交待? 而这里的他,应该指的是毛泽东。为此,习仲勋回忆说,他早在一九五五年就被要求就与高岗之间没有划清界线等问题在中央会議上作了检查,前面两次都未过关,第第三次算是蒙混过关,而当时把关而不让习仲勋过关的,就是还没有正式当上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
正因为如此,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九五二年后陆续从各大区调进中央的各大山头的主要负责人,大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而来自西北地区的高岗此时已经不在人世,习仲勋则只被安排为普通中央委员。后续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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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正是邓小平当年把习仲勋打成“高岗残余势力”总代表(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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