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正是邓小平当年把习仲勋打成“高岗残余势力”总代表》已经介绍到了习仲勋复出之后曾经回忆说，他早在一九五五年就被要求就与高岗之间没有划清界线等问题在中央会議上作了检查，前面两次都未过关，第三次算是蒙混过关，而当时把关而不让习仲勋过关的，就是还没有正式当上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
正因为如此，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九五二年后陆续从各大区调进中央的各大山头的主要负责人，大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而来自西北地区的高岗此时已经不在人世，习仲勋则只被安排为普通中央委员。
“文革”中，习仲勋被逼不过，只好承认说，一九五九年上海会議叫我当副总理，反党野心又抬头了。支持李建彤写反党小说《刘志丹》，为此开过一次座談会，我系統讲过一次話，讲把刘志丹写成成熟的革命领袖，写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虽然沒有讲写高岗，实际上高岗是用了化名，写了高的事实我是同意的，这就是为高岗翻案，用死人宣揚活人，宣揚自己。
而真正的史实是，当年那部长篇小说《刘志丹》的始作俑者或“催生婆”不是别人，正是康生直接领导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它於一九五六年下达大写红色回忆的任务，由工人出版社向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约稿。在此之前，李建彤虽写过关於刘志丹的纪实文章，但并无创作长篇小说的计划。
按照李建彤本人及当时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先生回忆的事情，当李建彤决定接受中宣部下达的任务，准备写作《刘志丹》时，受到了丈夫刘景范及大批陕北老干部的反对。因为他们深知中共党内斗争的严酷：一些同志牺牲时可以受肯定甚至高度颂扬，但日后不得缅怀，因他们属于“问题烈士”。说到刘志丹，他早前在陕北根据地肃反运动中曾被打成“右倾分子”，在即将被活埋处决时，因中央红军赶到，他与一些囚徒才免於一死。当时刘志丹是”带罪立功”时牺牲的。尽管中共高层予以刘志丹很高评价，尤其是周恩来赋诗”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但刘志丹生前的”右倾错误”并没被勾销，将他打入死牢的那场肃反运动的”正确性”与”合法性”更不得质疑。
不过，偏偏碰上刘志丹弟媳李建彤是真诚的文学爱好者，蔑视见不得阳光又横行霸道的政治潜规则，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不信邪”，非要树立“右倾”大英雄刘志丹的丰碑。至於中宣部下达大写红色回忆的任务，工人出版社上门约稿，在充满文学创作激情的李建彤看来，那可真叫“天佑”《刘志丹》了。
除了文学的激情，李建彤更有一腔正义。早在延安年代，李建彤就亲眼目睹，在红军内部，说真话、埋头苦干的战将不停吃亏；夸夸其谈的投机取巧者青云直上；常胜将军可能随时被拉去杀头。因此，在李建彤年轻的心灵里埋下了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强烈憎恨。
不过，当时的李建彤本人也没有想到，这本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出版的小说，不但毁了习仲勋，也因此给整个刘志彤家族，以及当时陕西地区的干部群众数万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一九六二年在整肃习仲勋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会议场合公开讲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之后，仍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由周恩来、刘少奇和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分头主持。但是，为了找到完全肃清西北红军势力的目的，毛泽东背地里却通过与康生下达极严厉的批示，刘李建彤受到秘密审讯。但她骂不绝口，要她交待政治阴谋，她大声吩咐“拿纸和毛笔来”，奋笔写下“我写《刘志丹》，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我要当皇帝”！
与此同时，中共党内组织的批判习仲勋的内容中，就有说他习仲勋直接刘志彤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大树特树他习仲勋自己，最终目的是取代毛泽东。接下来，就是残酷地政治斗争，陕西干部在建国后，在中央担任比较重要职务的除了已经死去的高岗，当时剩下的比较重要的就是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马文瑞等人。《刘志丹》一书被点名批判之后，这些陕西干部遭到进一步的迫害。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1965年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位1952年由毛泽东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泽东誉为“党内的贾宝玉”、“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亦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 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改造；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端也被关押，“习、贾、刘反党集团”一转眼就被说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在陕甘宁老区，更是有多达六万之众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这一集团的“黑爪牙”。
在中国大陆的民间网站上，流传着一篇题为毛泽东的秦楚情节的文章，其中说到，陕西干部曾经辉煌过，在一九五二年的“五马进京”中，占到了两位。曾经是重要的政治力量，然而在政治斗争中逐渐被排挤下台，毛泽东甚至曾经这样评价过高岗事件，很是耐人寻味！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
毛泽东接着说道，秦就是他们陕西，楚就是我们湖南（毛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 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内容，有中共政权出版的中共党史文献，毛泽东建国后谈话为证。
其实毛泽东这里所说的陕西是指陕西出来的这一批干部，但他没有明说，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逐渐要打压陕西干部了。
其实对于陕西干部的打击，是完全莫须有的典型冤案，是毛泽东本人奇怪的乡土情节（湖南是楚国旧地，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观念），来借用高岗事件制造冤案，联想到建国后，毛泽东从来都不去陕西的事实，加上毛自己所说的秦楚之争，只能说明毛的心里，对于陕西（也就是秦国）有一种历史的畏惧感！现在看来是很奇怪的心理。
那么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又支持康生，或者说指使康生出面把高岗之后的另外一位陕西省出身的领袖人物习仲勋打倒，只能说明他毛泽东在高岗去世之后，又开始惧怕习仲勋了。习仲勋年轻，能干，因为一贯反左所以党内党外人望很高，毛泽东对他不得不防。
总之，毛泽东当年无论是整死高岗还是斗垮习仲勋，说到底都是一个所谓的秦楚情节在他心作怪。高岗事件在干部层面上的影响，就是陕西出来的干部长期受到压制，奇怪的压制！
习仲勋去世之后，有来自陕北地区的老干部谈及这段往事时感慨道，如果当年的习仲勋真能取代毛泽东，那才是中国人民之大幸。习仲勋去世之前曾经对为他写传记的人们说： “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整过一个人。 ” 林牧先生认为，在中共的高级干部中，敢说这个话的，恐怕只有习仲勋等极少数几个人。
确实，在中共所谓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里，似乎还没有第二个人敢说他在中共政权里从来没有整过别人。曾经被毛泽东在文革中整肃过的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其历史上是否整过别人暂且不论，而他们都曾经在从根子上整垮上中共党所谓西北帮势力，具体说，就是逼死高岗和废黜习仲勋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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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习仲勋当年的主要罪状是欲取毛泽东而代之（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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