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尘
“一位姓车的连长，上级命令他带部队上上甘岭，按惯例他带着警卫员先去勘察地形，但看来看去，他觉得这是一场无法打赢的战役，他带上去的士兵可能会全部牺牲。”这位连长趁人不备，掏枪给自己的手上打了一枪，后来被医生查出是自伤。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带三个人从日军手里将被俘虏的团长抢了回来，他曾是团长的救命恩人。然而，团长最终不得不流着眼泪宣布将该连长枪毙，定性为厌战。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大量的采访中充斥着“一百多人，下来三个”、“整个连队，只有八个活着下来了”等等事例。这就难怪那位宁愿自伤都拒绝登上上甘岭的连长，他早已预见了这样的结局——惨烈，九死一生。2013年第9期《读书》，作者罗尘，原题为《朝鲜战争真实的众生相》。
历史由谁来书写？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古有史官，砍两个头都不足以吓住那支落下真相的笔。而现在呢？无孔不入的媒体，海量波涛的网络，再想掩藏点什么？似乎难了。
可真相的确如此吗？我有理由怀疑史官被砍头一事之所以广为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一个孤例，它代表着某种鼓励，某种令人向往而不能企及的高度。而对于如今的媒体与网络，我又能感觉到前者背后黑洞洞的审片室，后者有如话语频密者嘴角所泛出的白屑——那你到底要怎样嘛，亲？——我不想怎样，历史有如小姑娘，扮俏扮靓，悉听尊便。我仅仅是一个热爱历史的闲人，我仅仅想知道宋朝年间清河县的一栋当街宅子花费几许，明代驿站中喂马的卒子又是添加了何等草料？如何演变？如此说来，似乎有变态之嫌。但理性点说，我只是想嗅到一点人的味道，品尝一点古今相通的作为人的共性，就像《浮生六记》中沈郎躲雨归家而不得的惆怅心绪。
多年来我一直过着我想过的生活，夜晚写小说，白天拍片子，有如一个恒定的分裂者。以前我曾热衷于在体制内拍摄现实题材的纪录片，但平台的萎缩与眼前的疯狂，令我顿感迷茫。有一天我发现，退一步再看世界，可能会清晰许多。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个世界又如何轮转，如何隐现？从历史中翻拣答案，从过往中洞悉今天，将不那么要命的东西塞给某些媒体，换得粮食和绸缎，将要命的东西锁进抽屉，期待有一日重见天光。如此一来，我便有了在人群中直立并行走下去的理由。我相信我并不唯独活在眼前，我左手拥有过去，右手牵着未来。我属于这里，我又不属于这里。在文学与历史的双重滋养下，一个苍老而又年轻的成年人与时代并行的姿态——我喜欢。
最近的一系列采访是关于六十年前的朝鲜战争。我们所走访的近四十位老兵一共产生了上百万字的场记，从他们各自的身份、经历，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个纤毫毕现的士兵的人生。我们从他们身上所关心的并不是战争的形势与全盘的历练，我们关心的是他们如何走上战场，通过怎样的方式，又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最后，影响到了什么。
政治思想工作——毫无疑问在当时是重中之重。除了分得田地的贫苦农民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参军的之外，还有一部分由国民党军校所接管的学生，以及敲锣打鼓不断去往家中动员而不得不参军的年轻人。在当时没人敢说不。“拒绝”是不可想象的，如同后来的各项运动，你无法表态，只能跟随。有一位老兵曾感慨地说：“我父亲天天在家哭，不想让我去，那是去打仗啊。”但最终仍然是“不可能不去的，不可能，不可能的”。
一位南京通讯学校毕业的士兵当时对于当兵这事颇感可耻：“我们毕业是当官的呀，当兵多难堪啊，什么人当兵？下九流才当兵呢。去到部队，战友问我家里人咋样？我说没人了。我啥都不说。”
一位名叫马发泉的士兵，家中共七口人参军，两个哥哥、姐夫、外甥。也有在村口小卖部卖东西的小年轻，被经过的部队吸引，一句“小鬼，跟我们一起当兵去”，便就此离家，去往了朝鲜战场。
他们不知道前路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部队宣传说美国佬都是学生，没打过仗的，还不如我们的炊事班呢，速战速决，打完就回国。”
诸如此类的宣传比比皆是，或者将杜鲁门画成一个大鼻子，然后对广大士兵说这是美国大土匪头子，打倒杜鲁门，为了世界和平，等等此类。最为普遍的说法通常是：“美国佬率领联合国来侵略朝鲜，已经打到我们东北土地上了。”士兵们便在此种情绪的鼓舞下，怀揣着轻松而美好的愿景跨过了鸭绿江。
因“速战速决”而导致的轻装上阵，使得大批士兵在朝鲜战场冻伤。我们采访到的一位士兵因双脚冻伤而不得不和其他六位战友在雪地中爬行了一个星期，无法跟上部队，四处寻找可支援他们的朝鲜老百姓。也有哼着歌上战场的家伙，刚上战场便发现敌人炮火猛烈，“我们班长抬头想观察一下形势，敌人一枪就撂倒了，我吓坏了，当时就开始发抖”。
从国民党学校出来的士兵，后来不得不由衷地感慨：“说到思想政治工作，还得说毛泽东。”“意志第一，武器第二，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部队。”从这些人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是如何在这些连篇累牍的宣传中获得自信，并相信这是一场“很容易赢得的战争”。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在我们的采访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那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相当多的人完全相信并听从了这样的宣传。极少数开小差者也纷纷被抓回。但不太统一的说法是：“有的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有的本来是排长，被降为炊事员，也只好去了朝鲜。”
我们所采访到的除了一位是营级教导员之外，其余的都是普通士兵或是战地护士，他们基本不清楚战争走势，用其中一位士兵的说法解释就是：“十七八岁啊，就是小孩嘛，他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谁跟你说这些，说休息就休息，说开枪就开枪。”
战争本身的残酷性无需多言。走着走着，后面的人被枪炮击中。“我们到处找副营长的头，打出三十多米，血喷得到处都是。”据我们了解，营级以上干部牺牲会装进棺木运回祖国，而其他人则在朝鲜当地掩埋，“就是找个地方埋了，插块木碑，刻个名字，过几个月再来找，可能什么都没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颇多，比如一位“死了三回的连长”。他牺牲后，士兵将其尸体从战场上抢回来，结果士兵及连长尸体中途被炮弹击中，再次捡拾后，装载死亡士兵的车辆又被敌机炮弹击中，这次击中的结果便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怯战者，厌战者。“一位姓车的连长，上级命令他带部队上上甘岭，按惯例他带着警卫员先去勘察地形，但看来看去，他觉得这是一场无法打赢的战役，他带上去的士兵可能会全部牺牲。”这位连长趁人不备，掏枪给自己的手上打了一枪，后来被医生查出是自伤。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带三个人从日军手里将被俘虏的团长抢了回来，他曾是团长的救命恩人。然而，团长最终不得不流着眼泪宣布将该连长枪毙，定性为厌战。
还有更为令人唏嘘的故事，一百二十四人的连队上上甘岭，二十四小时后只有八人走下山岗。唯一一个没有上去的炊事员，看见活着下来的战友格外亲切，忙不迭地去挑水准备给大家煮开水喝，不料被炮弹击中，死在水源地旁，而那八个刚刚走下战场的士兵，一脸死亡笼罩的表情，麻木、沉默，仍在等待着战友一会儿烧开后会送来的水。
我还想让大家在脑海中复盘这样一个故事：两个身高不到一米七的中国士兵，押送六个美国俘虏去后方，其中有白人有黑人，走了两个小时后，美国士兵因疲惫而拒绝再走，其中一位中国士兵警告无果后，两枪击中其中两位俘虏胸口，另外四人连忙起身赶路。未开枪的那位中国士兵从那两位死亡的俘虏身上搜出两张照片，他看了看，那个全家福的合影，那个原本在遥远的美利坚土地上与自己一生都不可能产生交集的人，他注视了一会儿，扔下照片，起身赶路。照片落在那两具尸体旁。它们一起停留在了那里，没有结局。
这是战争所释放出的黑色迷雾。就像你面前那位老者，在长久的沉默后，嘴里嘟囔着几句重复的话：“不说了，不说了，都六十多年了，还说它干嘛。”
很少有人能面对那样的场景，并在经历了这所有一切后试图让他人感同身受。沉默，或许是与接下来的岁月和谐共处的唯一方式。当你目睹自己的哥哥在不到三十米的距离被敌人击中，却不能施以援手；当你在清晨的薄雾中看见换班的战友忽然投敌，你举起枪，是开还是不开？一个小时后，从对方的阵营中传来他的广播声“这里有罐头，有可乐，他们对我很好”时，你是何种心情？当你在一个洞中待了四天四夜，你很想知道时间，洞口就有一具美国人残缺的尸体，那尸体上有一块闪闪发亮的表，你看着，却始终不敢捡；当你中弹躺在冰天雪地的坑道中一天一夜最终不得不用刺刀一刀一刀将自己受伤的胳膊剃掉时，你如何向任何他人描述你的心境？
长久的谈话时常中断。回忆者陷入回忆，聆听者陷入想象。两者沉默。
生与死往往只是一瞬间的闪念，而有时，又像极了游乐场中的过家家。攻心之战便如同于此。美国人往战场上投放传单、罐头、巧克力、可口可乐，志愿军则趁着圣诞节之际，往对方的铁丝网上挂水果糖、挂传单，做出这样一番举动时，还要彼此给出信号——请不要开枪。这不禁让我想起曾采访过的另外一群人，那些在三年困难时期，往金门台海投递茅台酒、中华烟的人，他们的眼神顺着这些飘远，腹中饥饿，却无计可施。细想来，实在是像极了一出出黑色幽默。就像在宣布停战的那一瞬间，在仅隔五六十米远的阵地上，两伙一分钟前冒头还会被撂倒的士兵们纷纷站起，在阳光下打着招呼，抽着烟。
除了战争本身，我们还关心他们在战场上所经历的其他一切。因当时朝鲜男人死亡率太高，男女比例已严重失调。多位老兵都提到晚上曾有朝鲜女人钻进被窝，也有老兵提到两三个朝鲜女人偷偷拿走你的枪，将你围在房间内展开诱奸。有诸多故事可以证明此点，以至于宣布停战的那一刻，数千人举行的舞会上，部队首长对手下那些欢乐的士兵所颁布的唯一命令便是：跳舞就跳舞啊，她们摸你们可以，你们摸她们不行，军法处置。其中一位士兵回国前偷偷离开部队，被部队查获，该朝鲜女人与母亲执意不让其离开，如要枪毙则三人皆死。最后此事一路上报，报至军部，得到的答复是：取消他的中国国籍。这已是相当不错的结果，更多的此类事件，一般的结果只有一个：枪毙。曾有通讯员找朝鲜老百姓借包饺子的筐，结果借到了床上，换来的结果是：就地枪毙。
而朝鲜人民军的士兵可以随意与朝鲜女人发生关系，金日成甚至已批准可娶三到四个老婆。于是，志愿军这边也有士兵天真地向上打报告：我们也愿意娶两个老婆。理所当然不获批准。还有聪明一些的汽车兵，将汽油桶洗净，把中意的朝鲜女人装入油桶中，偷运回国，过丹东后，将家中地址写给女人，再附上车费，让女人回老家等他从战场回来后结婚。但此类事件按理说应不会有一个好结局，在中国严苛的户籍制度管理下，无人能逍遥其外。更多的结果一般是被抓获，送往军事法庭审判。
另外，据我们采访了解，当时只有营级干部年满二十七岁以上方可以谈恋爱，团级以上干部才可结婚。但据我们采访到的护士描述，私下里的恋爱关系比比皆是，她所在卫生队的三个女护士，便各有恋爱对象，彼此知情，只是不对外公布罢了。由此可见，人的欲望与情感在任何情形下都会存在，越压抑便越反弹，有如石下小草，阳光照射后，它们总会自觅出路。
美国人的武器远胜于己，这是众所共知的事实。还有一些至今都无法解释的谜。有士兵回忆：“战场上发的维他命，他们说是维他命，是斯大林给的，一百粒一小瓶，一次只能吃一粒，吃两粒就拉稀，吃完就不困，打几天仗都不困，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曾有这么一个桥段，汤姆·克鲁斯所率领的小组在路边清点身份牌即俗称“狗牌”的东西寻找瑞恩时，路过的士兵们目睹这一幕无不一脸茫然消沉的表情。而在我们的采访中，有一个类似的段落，结果却截然不同。士兵告诉我们，每个上上甘岭的上去之前都会发一个猪肉罐头，“一斤多重，大家高兴坏了，敞开吃”。路过的士兵们笑话他们“吃了送行饭，你们好准备去死吧”。出于电影化及人文思潮的影响，这显然是个令文人艺术家们感同身受的疼痛的桥段，然而这些士兵们当时的真实反应却是：“你没得吃不还是得去死！有得吃先吃了再说，反正也得死了。上去的就没几个活着下来的。”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大量的采访中充斥着“一百多人，下来三个”、“整个连队，只有八个活着下来了”等等事例。这就难怪那位宁愿自伤都拒绝登上上甘岭的连长，他早已预见了这样的结局——惨烈，九死一生。完整的尸体都很难保全——“上去之前，把家乡地址、名字啊、血型啊什么的都绣在衣服上，领导要求的嘛，其实就是准备去死了，但不准备说，好收尸。那都没用，上去炸没了，没了，没有完整的，你咋收？”
难怪老兵们会说：“如果把那些东西拍下来，没有人会愿意当兵的。”有一个场景其中老人描述得极为克制，却充满了惊人的现场感。所有伤员下了前线后，首先要被集体送到一家医院进行清洗包扎再转往其他医院。那位老人便看见了上百个各式各样的伤员：“有没手的，有没脚的，有屁股被打掉一半的，奇奇怪怪什么样的都有。你想得出的，你想不出的，都像一团肉一样被放在案板上，男女护士们负责清洗。一眼望去，一百多个啊，太奇怪了，不是木桶，是案板样的东西，就那么敞着，一团肉一样。”超现实吗？后现代吗？“电影拍不出这种画面，他们想象不出来。”最后他笑着补充道。
如此这般，林林总总，它能给人带来怎样的思考呢？除了战争的残酷，国家意志的强大，人性的压抑与伤痛之外？有装疯的，有装肚子痛的，有连逃两次都被抓回来的，我乐意听见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相信他们是真实的人。
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做过很多关于中国当代史的纪录片，人民公社的发迹，“五七干校”的由来，浮夸风的参与，“四五运动”的见证，每张面孔，每个个体，我们均深挖他们的记忆，追溯他们的眼神，以前用磁带，现在改硬盘，满满当当地锁满一铁皮柜。
或许有一天——不！一定有一天——会有人对它们产生兴趣。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采访对象离我们而去，他们的讲述必将成为那个时代最为生动的注脚，就像清河县里的宅子，驿站里无所事事的卒子，他们存在过，以我们所能理解的方式。
这于我而言，至关重要。
来源：三联书店《读书》杂志2013年第9期
via 韩战惨烈：连长宁自残也不上战场 朝鲜女人诱奸中国兵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