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正见新闻网 作者名: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第九章 中共对蒋介石的诬蔑
自古正邪不两立，中共背后的实质是撒旦恶魔，中共信奉的马克思撒旦教理论与中华民族神传文化水火不容。共产党的本性是欺骗，恶的通过污蔑善的来壮大自己。正邪较量中，战争属于武的范畴，中共对蒋介石的诬蔑就属于文的层面。
中共诬蔑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混淆是非，颠倒善恶，引导人们失去衡量好坏的标准，正邪不分。中共通过诬蔑还激起了人性中的恶的一面，用负面的眼光去曲解蒋公的思想和胸怀，让人们不知不觉地背离了正义，人们选择的就是邪恶。中共得以窃取河山，蛊惑人心。
中共对蒋介石的诬蔑，是用谎言取代历史真相，蒙蔽人们，远离蒋介石的真实所言所行和他背后的五千年文化精华。人们由此远离了中国的真实近代历史和中国的五千年文化，失去了自己的根，精神世界被共产党文化所充斥。
中共把蒋介石定性成负面人物
中共把蒋视为敌人，从党性的邪恶和自私去看待蒋介石，将自己的罪恶本性和行为，栽赃到他身上; 并用谎言包裹，用歪曲的事实和现象，凭空捏造谎言，作为其诬蔑蒋介石的材料和工具。
中共用蒋介石的“清党”来诬蔑他“背叛总理（孙中山）遗志”，“背叛革命，血腥屠杀革命群众”，把蒋介石铲除邪恶说成了反对革命。蒋介石围剿中共时，中共利用民众的爱国主义和对共产邪恶势力的认识不清，通过诬蔑蒋介石来自保。中共自己不抗日，却用“不抗日”来诬蔑蒋介石，将张学良丢了东北和中共的所作所为栽赃到蒋介石身上，称他为“卖国贼”。中共媒体将蒋介石宣传为最大的卖国贼、汉奸、民族罪人：“从阶级性上看，蒋介石保护的是极少数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保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不讲真实历史，把蒋诬蔑成“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忽略抗日、枉顾民族利益”、“在峨眉山上躲了八年”，“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等等。
中共借篡权发动内战，却把蒋列为“头号战犯”、“人民公敌”。中共搞了一个“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的说法，说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人民”，污蔑蒋介石是三座大山的代表，而掩盖蒋介石为民族、为中国人民的巨大付出。
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着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以传记的形式，利用民族主义，把蒋介石诬蔑成“帝国主义走狗”和“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公敌”，把曲解历史作为诬蔑的工具，全面地系统化地否定蒋介石。中共按照这本书出版的连环画，以丑化的手法，在中国人心中树立了一个完全负面的蒋介石形象。
中共建政前，宣传“要打倒蒋介石”为目的；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则是在掌握了国家机器和各种文艺宣传工具的情况下，对蒋介石进行否定、丑化和诬蔑，甚至是全方位的人身攻击。 蒋介石被脸谱化成为反面角色，这个脸谱被灌输进了独断专横、搞独裁、政治腐败、思想封建反动、军事无能等等负面信息，中共还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层面污蔑、抹杀蒋公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化领袖的正面形象。政治上，诬蔑蒋搞独裁、 弄权谋、实行法西斯暴政；军事上说蒋无能，通过反对蒋介石的人歪曲历史进行诬蔑；文化层面上诬蔑蒋公代表封建落后文化。
在相当长时间内，蒋介石被中共诬蔑为“蒋匪帮头子”“流氓刽子手”“新兴军阀”“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是中国腐朽文化和中国当时的乱世所造就的一个集各种丑恶之大成的奸雄，“群众之仇敌”“背叛革命”“反革命”“反动派”“无耻”“美帝国主义走狗”“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等反动势力在中国的代表”等；还有中共一贯使用的文字丑化方式，称呼“蒋光头”、“蒋该死”等。而这些诬蔑的名词背后被赋予的负面内涵杀伤力之大，每个中国大陆生长的人都会有切身感受，都难免遭受毒害和侵蚀。
中共诬蔑的巨大杀伤力
中国有古话，“众口烁金，积毁销骨”，指众口所责，虽坚如铁石之物，亦告熔化；毁谤令人难以生存，而遭毁灭。
蒋介石受中共诬蔑时，内心痛苦万分，但是为了大局仍然百般忍耐：“要将我衷心的感想，告诉各位同志，我在苦痛烦闷的时候，常常觉得假使我今天能够作一个士兵，拿一条枪在前线和敌人作战，这在我是无比的愉快，精神上就可以毫无抑郁！无如我今天对党对国，负有重任，既作了政府的首长，又担任了军队的统帅，一方面看的是我们同志的痛苦，将士的死伤，一方面听的是国际舆论的误解，反动派的诬蔑，这种无可形容的刺激，无可排遣的情绪，真使我们痛苦到万分，我虽然奇耻大辱，无所不受，但为了革命，为了建国仍不能不百般忍耐。”（蒋介石，《本党之处境与同志间应有之认识》， 一九四五）
蒋公自省，“领袖的志事和人格道德，决无亏损，自信决没有违背纪律和戒条。但我自省，自从二十三年在江西剿匪的时候提倡新生活运动以来，即以提高国民的公德私德为己任，以建立礼义廉耻为复兴民族的基础，而以我本身为一切生活行动精神道德的示范。如果我自己不能以身作则，那我凭借什么来转移社会风气，建立民族道德，感召全国军民？”（蒋介石，《以道德自矢以人格自勉》，一九四四）
蒋介石指出，自己不在乎名誉，但是中共诬蔑损毁他的人格和人们对他的信仰，是为了夺取政权：“须知我个人早已置生死成败于度外，何况区区的荣辱毁誉呢？然而我的荣辱毁誉，决不是我个人之事，而实在是各位大家全体的成败得失之所系，而其最恶毒的阴谋，就是这种谣诼，使你无从表白，更以为我不敢表白，使之终身蒙受不白之冤，而后乃可损毁我的人格，来破坏一般同志一般国民对于我的信仰，以达其夺取政权的阴谋。 ” （《以道德自矢以人格自勉》）
通过文艺作品诬蔑
中共早期的各种文艺演出多以蒋介石为主题，为的是让中共军队仇恨蒋介石。文艺作品对人的影响力很大，造成有士兵“入戏”， 以为台上真是蒋介石，甚至用枪瞄准台上演蒋介石的人准备开枪。（〔瑞士〕薄复礼，《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 ， 二〇〇六）
一九三一年，西北军投共，中共为蛊惑人心，用文艺形式来抹黑蒋介石，李伯钊等赶出话剧《为谁牺牲》，让人专门演蒋介石，故意描绘国军士兵遭受凌辱，五千多原西北军士兵看完之后，大喊“打倒蒋介石”、“要当红军”。这出戏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一个戏”。 （《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七辑）
一九三三年，中共过年演的话剧《庐山之雪》， 剧本丑化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演了中共军队打进南昌城，杀上庐山活捉蒋介石。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上舞台演出，对白靠自己临时编造，说谎不打草稿， 演蒋介石的罗瑞卿故意动作言辞粗鄙、低下，达到污蔑丑化蒋的目的。（刘统整理、注释，《亲历长征》，二〇〇六）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蒋介石经过刻意丑化的形象，如额头贴膏药、面相狰狞、手拿屠刀等等，出现在各类宣传片、纪录片、大字报、连环画中，也出现在很多电影人物的口中。其形象第一次出现在电影中，是《吉鸿昌》中的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
中共不提蒋介石讲过的正面的话，而在大量电影、电视和某些传记书刊把蒋介石和骂人的粗话“娘西皮”联系到一起。蒋公身边的人回忆，蒋公作为孙中山的继承人以后，处处注意表率，不像中共在大陆拍的电影上那样随便粗口骂人。
恶毒的人身攻击
“政治上打倒”“名誉上搞臭”是中共的基本手法。中共的谎言涉及蒋公的个人私生活、蒋的所言所行。在妖魔化蒋介石的主题指导下，进行编造和移花接木，对蒋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好色、贪财、争权等等是人性的弱点，中共利用这些方面无中生有的诬蔑，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也给人们造成了错觉，以为蒋公道德低下，说一套做一套，造成了人们的道德下滑。
中共香港地下党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任务之一，就是妖魔化蒋介石，于是他们刻意炮制《侍卫官杂记》和《金陵春梦》。
《金陵春梦》的作者严庆澍与蒋介石毫无渊源，只远远看过蒋公一次。严庆澍无中生有，虚构骨架，再根据蒋家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蒋公的传记资料作参考，将讲上海妓院的小册子《三十年歇浦沧桑录》和蒋介石捏在一起，通过小说《金陵春梦》对蒋公妖魔化。小说抹黑蒋公的出身，杜撰蒋介石的生父是河南人，姓郑，生三子，取名“郑三发子”之类的谎言；用风月场里的肮脏事情抹黑蒋的私生活；说他一生就是卑鄙无耻的小人，使蒋介石的被诬蔑出来的流氓形象深入人心。
香港本土作家许定铭说：“《侍卫官杂记》是本日记体的长篇小说，假借侍卫官陈镇坤的名义，写他当‘蒋先生’贴身侍卫时的所见所闻。由于宋乔曾以记者身份驻过南京，对各阶官员的生活及行事方式了解深入，写起来得心应手。作者一开始已蓄意丑化‘蒋先生’，选材就以负面内容为主，行文幽默风趣，极尽挖苦之能事，很受普罗大众欢迎。读者以消遣性质，一笑置之的态度读之可以，绝不能视之为真正的历史事件。”
《金陵春梦》和《侍卫官杂记》编造了大量心理描写和蒋宋两人闺房对话，这些都是文人编造的，并非历史。但是却成为了中国人先入为主的“启蒙读物”。
中共在教科书上写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贪腐”代表，诬蔑蒋介石贪污。蒋公生活简单俭朴已经为真实历史所证实，蒋公的心声则是不敢浪费国家一钱一物:“如果我不是因为担任国家元首，必须顾到国家的体制与规定的礼节仪式，尤其在国势凌替之际，不愿为外人轻视鄙薄，使之以为不足以代表一个国家的元首的话，我自信仍能与我一般同袍同寒暑，齐甘苦，过士兵一样的生活。即使是这样说，但我对于我个人，仍然时时刻刻在力求节俭简朴，不敢浪费国家一钱一物，不敢以任何理由自解自恕，惟恐其不能为人民之表率。” （蒋介石，《政治作战的要旨》，一九六三）
中共诬蔑蒋公“一生最大的兴趣就是追逐权力”，诬蔑蒋公下野是“找替罪羊，以退为进，玩弄权术，用心险恶”，“三次下野成为最有权力的人”。
而蒋公三次下野都是为国为民，不为自身荣辱；复职后又无怨无悔地为国民奋斗。第一次下野是“我为求党内团结，不忍北伐大业中坠，乃毅然下野”。第二次下野，则是因为当时日本侵华，人们认识不清，“以为‘我不下野，则日本的侵略将无止境，只要我能下野，他们就可以和日本觅取妥协的途径’” 。（蒋介石，《复职的目的与使命》，一九五〇）第三次下野是因为中共渗透造成当时人们认为“非蒋总统下野，则美援不来”，并且“非蒋总统下野，则和谈不能进行”等等。（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一九五六）
时至今日，中共还在通过掌握蒋介石日记内容的学者，来达到“公正地丑化蒋介石”的目的，不让人们接触日记中蒋介石记录的真实心理活动和事件，只能通过中共加工的二手材料来了解，用蒋公的日记达到诬蔑蒋公的目的。比如首先肯定“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然后开始貌似“公正”地进行党文化的评论：“ 蒋介石这个人年轻时毛病很多。”“他早年性格上的五大坏毛病。”“他的日记里有好多个人隐私，对谁都骂，那都是不适合公布的。”“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还是蒋介石”等等。中共学者在中共党文化的框架中，用党文化长期灌输形成的共产党的理念，对蒋介石日记的所谓“研究”，让人不易察觉地剥夺了中国人的知情权，同时掩盖了真实的蒋介石。
中共诬蔑蒋介石篡夺政权
中共发动内战，却用诬蔑的办法将罪名加在蒋介石的头上：“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 把中共煽动起来的内乱说成: “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 不提自己背后的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 倒打一耙，“蒋介石为着维持独裁，进行内战，不惜出卖国家权利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美国军队留驻青岛等地，从美国招致顾问人员，参加内战的指挥和军队的训练，残杀自己的同胞。” 无视蒋介石苦心对中国的经营，把中共自己未来的作为作为污蔑的炮弹。”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 把中共的叛乱说成：“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通过诬蔑和妖魔化蒋，追随中共的人给自己的行为找到了看似高尚的理由，也使得人们在参加武装叛乱反对当时的国家领袖蒋介石时，没有任何道德良知的谴责或负罪感，反而觉得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蒋介石曾预判自己下野后的利害：“（中共）对蒋个人极端诬蔑，诋毁，诽谤，侮辱，使无立足余地，不复能为反共救国革命领导中心。” （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 ，一九四九）
中共通过诬蔑蒋介石窃取人心
中共诬蔑蒋介石不得人心，达到窃取人们对中共的信任的目地：“为什么就是这样子被赶出大陆了？就是蒋介石太坏了，蒋介石太不得人心，他一点信义没有，说话不算数”； “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得人心”；“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蒋介石他不得人心，只能兵败台湾”；“蒋介石政权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不得广大民众的人心”；最后中共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共建政后不久，派出五十万军队参加韩战，有二万余人被俘，其中有一万四千余人不愿回大陆，去了台湾，人心向背，可见一斑。
结语
中华神传文化在蒋介石的时代走向了五千年这一历史大循环的尾声，神传文化铸造人类的伟大思想工程中，创世主安排的最后一位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以其卓越伟岸身躯，为中华民族留下了神力庇佑、遮风挡雨，最弥足珍贵的记载，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成长、造化、以及承载未来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的使命种种，充盈了英明睿智的经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人类二十世纪的世界领袖中，蒋介石洞察认清共产党、反对共产党最早、最坚定，最彻底。他以铲除共产党为终生之使命，百折不挠。他站在历史、文化、哲学、科学和精神信仰的最高处，将共产撒旦魔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成”也英雄！“败”也英雄！蒋介石开创并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其真实意义在于，启迪教育人类不断静观其变，从共产主义的百年欺骗伪装中挣扎出来，在不久的未来被安排的历史命运生死关头，必须对共产红祸做出最后正确的抛弃抉择。因此，他的努力是一场未竟的、延续至今的千秋大业。
按照西方宗教的记载，撒旦是堕落的天使（路西法，Lucifer）。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亚当）。撒旦在当天使时，由于自傲、妒嫉而反叛上帝，结果被上帝打入地狱，成了魔王。从此，撒旦仇恨上帝和人类，要误导人类，让人类不信神、远离神而走入歧途，堕落成为欲望的奴才，最后掉到地狱里，成为撒旦的奴隶。
宇宙间的旧势力在安排自由社会和共产党两大阵营形成之初，蒋介石用“邪魔撒旦”、“反神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形容，直接点出了共产党的来源与本性。蒋公穿透历史浑噩的表相，看清共产党势力是撒旦魔在人间层面的化身，把人类从造物主的子民，拖离对神的信仰，步入背叛神的歧路，最终万劫不覆地堕入灭亡的深渊。
他集佛、道、耶（耶稣）之大成，用超越宗教的信仰与神性，力挽世界反神、反传统道德之狂澜。他宏通而博大，弘扬超越种族的普世真理。他对神的信仰，对生命、物质、精神和宇宙的认识，早已逾越了任何宗教的体系，达到了人类精神层面的顶峰。
他在一九五二年的证道词中写道： “世人往往因为失望、悲观、苟安、自私，就丧失了他当初对上帝的信仰，致使恶魔猖獗，正义渐泯，坐视‘反神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蔓延全球，以致人类相互间，只有欺诈、恐怖、暴力与残杀的存在！”蒋公在一九六二年再次忠告人类：“撒旦一旦从狱中被释放出来，力量可能非常强大。撒旦的化身共产主义不仅与上帝作战，而且有意耍弄上帝。”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在元旦致辞中说：“（中共）重压所制造出来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无数阶级的悬殊与不平，已绝非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所可想像。”
蒋公深思熟虑保护人类、保护中华，他警愦觉聋的循循善诱，在当时能清醒理解、理性认同的人士可谓寥寥无几。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饱受共产主义各种危害的世人回顾本次人类历史，任何否定、怀疑蒋公远见卓识的企图都变得苍白可笑。当今世界的状况，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全面道德沦陷，完全验证了蒋公的真知灼见，明察洞悉。
蒋公提醒国人，中国是敬神的民族。从共产主义造成人对神的背叛，使“人是神造的”这一事实被进化论的歪理代替。人不知羞耻地把猴子顶礼膜拜成自己的祖先，迷信科学，崇拜无限度地攫取物质利益之际，蒋公厘清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提倡坚持神的信仰。他阐述：“我们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乃是承认了‘天’的存在，亦就是承认了‘神’的存在。故‘天曰神’，又曰‘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这个观念，自然和共产匪徒无神论者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一九五五）
创世主让蒋公为宇宙正邪大战的最后一役，给中国人准备了充分的决胜条件。中国大陆大搞文化大革命摧毁五千年传统之际，蒋公在台湾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以保存中华文化。蒋公在演讲中指出：“我们中华文化，就是一种由内发扬到外的道德文化。我们中华文化，以合外内之道，致时措之宜的文化，而亦为世界创造了精神文明的价值标准。中华文化是无人可以毁灭的，我们文化复兴运动，就是要‘提醒天下之人心’、‘从打击中恢复起来’。”
台湾经由蒋介石的打造幸免共产邪教染指。蒋公呕心沥血将台湾建造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基地。正如蒋公一九七三年讲话中所说：“在举世人心因一时之陷溺而迷失，反共阵营内部道德勇气，趋于消沉之时，我们忍受一切屈辱，抵抗一切冲击，就是要使中华民族复兴基地，成为激扬自由世界反共信心的源头，成为鼓舞人类争取自由希望之火炬。”（《针对世变匪乱贯彻我们革命复国的决心和行动》）
一九九二年法轮大法在大陆开传，一九九五年传入台湾，迅速吸引了众多的民众。一九九七年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临台湾讲法，写下《游日月潭》一诗。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大法，亿万修炼者蒙难中原。台湾几十万修炼者成了大法弟子帮助世人明白真相的生力军，精进不怠，正念正行，令邪恶胆寒。在江妖泽民肆虐大陆、好人遭受魔难的浩劫中，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民族、同根文化、两重天地的正邪对照。
在苍穹劫数降临之前，蒋公为中华民族留下的精神财富，在宇宙中记载了永远的荣耀。当历史大戏的下一幕拉开时，世人都会看到他为人类留下的宝贵遗产在世间大放异彩，神威大显。
蒋介石，中华五千年辉煌文明的伟大守护神！蒋公的英名与他倾尽毕生的事业，彪炳日月，在新纪元开始之际，引领世人：
“神经麻木的中国民众不受到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共产党的唯物论将会使“人类均将降入禽兽之域”。
“魔鬼撒旦的权势，不仅在其使用暴力来威胁我们生命和身体的安全，使我们在恐怖之中，向他屈服”，“当一个民族受到魔鬼撒旦的摧毁和控制，总有不向那恶魔屈服的人们，站在一起，为民族独立和自由来奋斗”。
主要参考文献：
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一九八四。
蒋介石，《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
王柏龄，《黄埔军校开创之回忆》，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专辑》，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一九八四。
蒋纬国，《我的父亲蒋中正》，香港：东方出版社，一九九八。
蒋介石幕僚，《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图书?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二〇〇三。
《飞机驾驶员海岚?里昂所收藏的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私人档案》，二〇一三。
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六六。
刘凤翰整理，《蒋纬国口述自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二〇〇八。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二），香港：三联书店，二〇〇八，二〇一〇。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一九九四。
总统蒋公哀思录编纂小组，《总统蒋公哀思录》，台北，一九七五。
李达，《李达自传》（一九五六），《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一九六六），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
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一九七三。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一九五六。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编，《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二〇〇四。
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一九二六），《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三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八。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一九二七），《汪精卫集》第三卷，上海：光明书局，一九二九。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
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中国现代史辨》，纽约：蓝天出版社，一九九九。
钱穆，《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一九五三。
许克祥，《许克祥团长“马日事变”回忆录》，《春秋》杂志总第226、227期，一九六六。
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编辑委员会编，《胜利》，北京：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二。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五。
陈诚，《陈诚先生回忆录》，台北：国史馆，二〇〇五。
释东初，《蒋总统与佛教》，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一九七五。
林语堂，《中国人》，上海：学林出版社，二〇〇〇。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七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
〔美〕陶涵著，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台北：时报文化，二〇一〇。
〔美〕魏德迈著，程之行译，《魏德迈报告》，台北：光复书局，一九五九。
〔美〕彼得?兰德著，李辉、应红译，《走进中国》，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二〇〇一。
〔苏〕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延安日记》，纽约：哈耶出版社，二〇〇九。
〔英〕威廉?理查德森等编，晨钰琪译，《远去的胜利：德军前线将领二战回忆录》，北京：悦读名品文化传媒，二〇一五。
〔瑞士〕薄复礼著，张国琦译，《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北京：昆仑出版社， 二〇〇六。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东京：朝日新闻社，一九六三。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
Joseph R. McCarthy, America’s Retreat from Victory, Western Islands, 1965.
Hayden B. Peake, “The Venona Progen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Summer 2000.
Richard Wurmbrand, Was Karl Marx A Satanist? Diane Books, 1976.
via 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51) 中共对蒋的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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