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禁网新闻: 【王友群专栏】灭中共者，中共也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王友群博士

记者/主持人：靳同

来源:希望之声最近几天，中国留学生杨舒平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发言，被海内外媒体炒的沸沸扬扬。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我看了杨舒平发言的中英文全文，本以为这是一件很正常很普通的事，赞成的和反对的意见也都说的差不多了，不想再说什么了。今天早晨，一觉醒来，在微信上，我看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博士转发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杨舒平背后，马里兰大学与中情局如何布局颠覆中国？》，单单这个标题，把我吓了一跳。看来问题比想像的严重得多，我不得不说几句了。

18年前，我因为在法轮功问题上向江泽民讲真话，被“隔离审查”135天，被当着“极少数有政治意图、存心作乱的幕后人物和策划者、组织者”开除党籍。我有什么政治意图？江泽民当时是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掌握军队、警察、监狱、所有宣传工具、全国纳税人的钱。而我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当时只是中纪委监察部的一个副处级官员。在江泽民从未就法轮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慌慌张张提出“战胜法轮功”的主张后，我根据自己修炼法轮功4年多的亲身体会，根据我听到、看到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净化身心的大量实例，写了一封致江泽民的信，表达了跟江泽民相反的看法。讲真话，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讲真话，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人权。难道手无寸铁的我，依法在法轮功问题上讲几句真话，就是在政治上图谋不轨吗？

我怎么“存心作乱”了？法轮功的核心理念是“真、善、忍”，要求修炼者严格按照这个标准，“向内求”，不断去掉对个人名、利、情、色的执著，最后“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全世界法轮功真修弟子都是按照这样的要求在做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当年，在北京，我曾参加过许多大型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很多人都谈了他们修炼后，努力在家里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在学校做一个好学生，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在工作单位做一个好职工的故事，许多人的修炼故事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相当多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单位最优秀的职工。比如，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的法轮功学员盛正平，到1999年，只有28岁，却已参与研发88项冶金机械专利技术，其中39项为第一发明人，是当时公司上下唯一一位获得三枚金质奖章的员工，除了被评为“享受教授、研究员待遇的高级工程师”，还担任技术研究院重大设备部副部长，入选全国优秀人才库。这样的优秀人才，在法轮功学员中非常多。这样的好人，不是越多越好吗？

我又怎么成了“幕后人物”？我从修炼法轮功的第一天起，就是公开修炼的，从来没有偷偷摸摸。在中纪委监察部机关，上至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下至最基层熟悉我的官员，尽人皆知。就法轮功的书籍被查禁等问题，我给国家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写过一封信《功德无量〈转法轮〉》；给江泽民等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长丁关根，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共9人寄过挂号信；曾亲手将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致江泽民的信送到尉健行手上；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上访，我也去了。我炼法轮功完全是堂堂正正的，我什么时候躲到“幕后”去了？

我又怎么成了“策划者、组织者”？我不是法轮功炼点的辅导员，不是北京市东城区分站的分站长，不是北京市总站的总站长，不是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轮功学员。我没有策划、组织法轮功的任何活动。即便从法轮功辅导员到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他们组织的活动，也都是局限在组织法轮功学员学法、炼功、交流心得，做的是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都有益的大好事。凭什么给我扣上“策划者、组织者”的大帽子？

将我认定为“极少数有政治意图、存心作乱的幕后人物和策划者、组织者”，完全是中共几十年来的“极左政治妄想症”的结出的恶果。由此，我联想到中共夺取政权后发动的50多次人整人的政治运动，所有挨整、后来被平反的冤假错案，当事人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比如，1955年，毛泽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5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时，毛泽东专门写了一个编者按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等92人被捕入狱，此案牵连2100多人，是中共夺取政权后第一个全国范围的重大冤假错案。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最大冤案莫过于刘少奇案了。刘少奇被当成中共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并被扣上“叛徒、内奸、特务”三顶大帽子，被永远开除出党。刘少奇在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因“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被打倒。此案牵连138万多人，打死1万7千多人，打残6万多人；仅昆明地区，就打死1493人，打残9661人！还有领导过中国“两弹一星”工程的张爱萍上将，居然被打成“日本特务”！

所有这些冤假错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当事人被诬蔑成“跟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企图颠覆中共政权。事实证明：所有这些“离奇情节”，都是中共领导人在神经极度衰弱的情况下“妄想”出来的。文革结束已经40多年了，这种“极左政治妄想症”仍然阴魂不散。今年3月中国大陆发生的“反乐天”浪潮中，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早上恨美国，中午恨韩国，晚上恨日本。时间有限，抽空恨台湾、新加坡。夜里作梦，再恨越南、菲律宾。周一反韩，周二反日，周三反美，周四反台独，周五反港独，周六反藏独，周日反疆独。俺活得太充实，没时间思考其他问题。”这个顺口溜正是当今“中共国”内“极左政治妄想症”最形象的表达。

没有敌人，一定要“妄想”出一个敌人来，再“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这就是几十年来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基本轨迹。从反胡风到反彭德怀到反刘少奇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镇压“六四”学生运动到迫害法轮功，都是走的这个路子。为什么？

追根溯源，要追到中共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去。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是169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的总源头，它把复杂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极端简化为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史：奴隶社会是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阶级斗争；封建社会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中共夺取政权后，先是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消灭地主阶级；接着搞农业合作化，把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和国家，消灭农民阶级；接着搞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将资本家的企业收归国有，消灭资产阶级；同时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消灭知识精英。再就是在中共党内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消灭一个又一个“妄想”出来的“反党集团”。迄今为止，毛泽东打倒的反党集团，99%已经平反，唯一一个“林虎反党集团”还没有平反，但是，林彪是毛泽东指定的、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他为什么要“反党”？

江泽民1999年4月25日当晚在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提出“战胜法轮功”时，也是“妄想”法轮功与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想夺他的权。2017年5月17日，我在希望之声网站发表《法轮功洪传全世界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将法轮功与所谓“国内外敌对势力”没有任何关系，法轮功完全是凭着“真、善、忍”的巨大威德和净化身心的奇效传遍全世界的讲的一清二楚。在中国大陆，我看到中共宣传说，法轮功跟台独“勾结”在一起，举的例子是，中华民国副总统吕秀莲曾参加过台湾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我在美国看到的是，在台湾，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民进党人，还是无党派的台北市长柯文哲，都对台湾法轮功学员很友善，国民党人马英九还在台湾大学出席过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并致词。

在中国大陆，我看到中共宣传说，法轮功“逢中必反”。我在美国看到的是，法轮功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2006年创建的神韵艺术团，就是以洪扬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为己任的。到今年为止，神韵已在全世界140多个城市最顶尖的艺术殿堂，巡回演出2000多场，在台湾巡演412场，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在中国大陆，我还看到中共宣传说，法轮功“卖国”。我在美国看到的是，法轮功从来没有讲过任何卖国的话，更没有任何卖国的行为，相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才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他将相当于40多个台湾的中国神圣领土无条件送给了俄罗斯等国！而患有“极左政治妄想症”的人，在这个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上，却出现“选择性失明失语症”，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这是“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犯罪行为！

2400多年前的中国大哲学家孟子说：“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内因是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中共是当今中国大陆唯一掌权的政党，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切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不是外因造成的。

杨舒平只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大学生，她来美国时间不长，却强烈感受到中美之间的差别，并把她的想法表达出来了。其中，对于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在中国大陆有思想自由吗？有一家媒体可以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吗？没有！就连佛教徒、基督教徒、天主教徒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大陆有言论自由吗？所有跟中共不一致的言论都是打击对象！

打压思想自由，钳制言论自由，迫害信仰自由，是当今中国思想僵化、保守，缺乏创新动力、活力，万马齐喑，一片肃杀景象的重要原因所在，是当今中国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腐败现象达到登峰造极地步，民怨沸腾，人神共愤的重要原因所在。

中共的灭亡，会有很多原因。但最终灭亡中共者，正是中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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