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为扼杀经济特区陈云曾借口打击经济犯罪下令抓人、杀人》中已经介绍到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当年的习仲勋在叶剑英和华国锋的支持下在广东省迈出了对外开放的第一步，邓小平随即表示支持，而陈云的态度则是从观望到设阻。对这一点，就是中共官方的公开报道中也并不讳言。二零一四年新华社曾有一篇回忆文章说： 1982年1月，陈云在中纪委报送的《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上批示：“（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致杀几个罪大恶极的”。
当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根据陈云指示发布命令，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中心任务。打击沿海地区经济犯罪的活动，被提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甚至“新的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口号也被重新提起。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搞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节为辅”，原本已下放的一些权力被取消，一时间，特区如同名存实亡。
对陈云发动的这项打击行动，邓小平一开始是支持的。但是，眼看旷日持久、上纲上线的专政手段已经要把经济特区扼杀在襁褓中，邓小平终于和陈云撕破脸了。而当时的邓小平和陈云在特区兴废问题上的一度矛盾到不可调和的地方，源自于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向邓小平的谏言基本上是被邓小平照单全收。
原福建省机械工业厅厅长施今伟后来回忆说,搞合资企业,当时确实有很大的风险。今天看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当时却会引起轩然大波。现在我们说项南站得高看得远，但是谁又能知道他当时顶着多大的压力。
中共政坛内一直有改革开放五大元勋或者说五大功臣一说，他们是赵紫阳、习仲勋，万里、项南和任重夷。项南是决定在厦门设立特区之初被胡耀邦推荐出任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是习仲勋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继任。
项南去世之后，一篇在采访他的女儿项小米之后的怀念文章中写道： 1983年底，种种不利于经济特区的传言不断袭来。经济特区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央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项南多次向中央提出将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并设立自由港,但是迟迟没有答复。这期间,项南与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时常通电话,互通信息,互相鼓励。两个沿海开放省份,就是在这样惨淡经营的气氛中走进1984年。
1984年1月，胡耀邦秘密通知项南和任重夷，邓小平要去几个经济特区走一走。看一看。
在中共政坛里已经摸爬滚打几十年，可谓久经党内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考验的项南和任重夷立刻敏锐地感觉到，决定特区生与死的时刻到了。
笔者在一九九十年代在美国听李锐先生亲口讲过，胡耀邦当年是建议邓小平和陈云都到深圳等特区实地考察一下，但被陈云当场拒绝。邓小平本人在常委会上的表态模棱两可，但会后向胡耀邦表示可以到南方休息休息。
中国大陆的2008年第11期《同舟共进》杂志曾刊登一篇文章《“‘从此难做平凡人’——改革先驱项南的悲壮经歷”》。三年后人民网的文史频道将标题改为《让邓小平眼睛為之一亮的项南：改革大将因何“中箭落马”？》全文转载。文中说： 古书云：“这一去，有分教，从此难做平凡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郑重推荐的“火车头”人选项南，让邓小平的眼睛為之一亮。原本就不平凡的项南，在福建的改革开放之初走过了自己人生中最不平常的岁月。
这里先要提示一个重要的时代政治背景，那就是胡耀邦推荐项南去福建之后，顶替的是在福建担任省委书记六七年时间，把整个福建搞得民不聊生的廖志高。
该文中记载说: 特区是邓小平倡导兴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已在1979年4月定下了决策，由於种种原?因，直到1980年10月7日，在歷经?一年多的筹备后，国务院才正式批准在厦门建立经?济特区，时间上比深圳晚了一大步。1981年1月底，上任10多天的项南初见特区，心就凉了半截。不要说整个厦门还沉睡在远古中，就连被划作特区的湖裡，也一片荒芜，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自来水常停。
这里说的种种原因，其实就是当时的廖志高依仗背后有陈云支持，坚决顶住胡耀邦等人的压力，不但对厦门特区建设不积极，反而是处处设阻。就是因为听从陈云的指示，这个廖志高才主动要求厦门特区不能搞大，就在厦门的一个叫湖里的加工基地，面积只有2.5平方公裡。
1984年1月至2月间，邓小平在胡耀邦等人的劝说下君临时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特区，。在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因为项南在汇报中说了特区不但不能收，而且应该大干快上，所以题写了“把经济特区办得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等地回京后，同胡耀邦等人谈办好经济特区，厦门应项南的要求，把特区规模扩大至全岛，同时增加对外开放城市。邓具体指示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一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如上内容，日后已经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事实上几乎全部都是项南在一条游艇上陪同邓小平参观时向邓小平大胆建议的内容。
项南的女儿项小米在父亲去世后回忆说：邓小平视察厦门的时候,我父亲陪着邓小平在湖里加工区走了一圈,另外陪着他乘坐了一个快艇,环着鼓浪屿绕了一圈。在鼓浪屿的游艇上，借着汇报工作的机会，项南向邓小平提出了扩大厦门特区的设想。而且当时我记得我父亲还跟他提到了，就是能不能够把是沿海的城市都给它开放，不要光广东和福建这样两个特区,不够。后来回去以后,我记得很快地中央文件就下来了，就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我记得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项南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厦门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自由港,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还提出发行特区货币的要求。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同胡耀邦等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一锤定音：“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指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将谈话的内容向陈云汇报。
1984年3月26－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扩大地方权限，给予外商若干优惠政策和措施。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同意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厦门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全岛；同时要求进一步搞好海南岛的开发建设。
至此，陈云阻止原有特区扩大，沿海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努力宣告失败，但他虽然一时奈何邓小平不得，却把心中怨恨找机会发泄到成功说服了邓小平的项南身上。详细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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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项南成功劝谏邓小平扩大特区全面开放沿海令陈云恨之入骨（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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