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良知媒體
我的柏桥兄弟!
前几天上网，突然间冒出这样一条消息，居然有人要出三十万买唐柏桥的一条手臂!因为是在美国，我想应该是以美元支付。我和唐柏桥兄弟一场，虽然有十八年未曾晤面，但也没想到他如今的身价有如此之高!你想，一只手都要三十万美元，那么他的头和身家性命岂不是要值几百万美元、几千万人民币？惊讶之余，我又羡慕非常!看来他这些年来干得不错，混出些名堂，没丢我们湖南兄弟的脸!
我与唐柏桥相识于1989年5月20日以后某天，当时正值全国学运如火如荼之际。唐柏桥风尘仆仆从北京回到长沙，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向“高自联”、“工自联”的战友们介绍北京的情况，分析局势。在“工自联”的帐篷里，我们开始了第一次交往。他一米八几的身高，骨架粗壮，在中国南方是个巨人身材。他在众多的学生和工人领袖中显得鹤立鸡群。他神采飞扬，精神焕发，给了我们很大的感染力。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包括学生领袖对“工自联”有偏见歧视成分，可唐柏桥却好象没有门第之分，对“工自联”的兄弟们非常尊重热诚。（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喻东岳等天安门“三君子”事件，如果换成是长沙高校学生所为，肯定不会落到被学生揪到公安机关的下场。我插叙这件事是想证明，对不是学生的其它成员有偏见和歧视，这在当时学生中，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别无他意!）
我印象极深的是,在唐柏桥等人组织的一次游行中，唐的姐姐过来劝说他，他不为所动，继续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带头高呼口号。唐姐无计可施，只好跟随在他身边游说。不想因为是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方，被煤体记者拍了个正着。我记得唐姐当时是湖南农大的教员，这个遭遇就成了她支持“动乱”的铁证，受到了不少打击!唐姐是共产党员，出于所谓的党性和对弟弟的担忧关心，来为党“工作”，却被当成“反党”分子，这也是共产社会一段黑色幽默吧!
其时唐柏桥也是共产党员，他是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高才生，父亲是当时湖南省零陵地区水电局局长，母亲也是红色基础教育工作者，哥哥在湖南省公安厅担任干部，也是中共党员。出身在这样一个红色家庭，在中国是相当优越的!他从小到大，无忧无虑、一帆风顺，入团、入党一切自然而然。大学读的专业也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系。在师大期间，一直担任学生会主要干部，而且他还曾作为湖南的青年代表，随中苏青年友好访问团，到苏联访问过。据说湖南仅有两个名额。如果照正常情况，他的仕途可想而知!可就是这样一个唐柏桥，没想到却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共人士，被冠以“敌对分子”之称，流亡海外，落得个有家不能回，有亲不能孝，被人追杀的结局!
我于1989年5月28日被捕，是湖南较早被抓的政治犯之一。当时我血气方刚，性格火暴。认为以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抗争，可谓英雄气概非常!我主张立即组织敢死队到北京去阻截戒严部队，所以长沙当局对我先下手为强!“六、四”之后,“工自联”、“高自联”的大部分头领以及骨干、激进人士陆续都被抓，唐柏桥是比较晚才被送到看守所的，他是从广东江门押回长沙的。“六四”之后，他通过“港支联”的关系，送一批学生出走海外后，被一名同学出卖而被捕的。
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共三十间号房，分南北两栋。我和他都在北栋，我关在5号，他好象在12号。看守所每天走马灯般地提审，每逢他提审都要经过我们5号，我如果正朝铁门旁观望，见到他，就会与他微微点头示意，趁着看守不注意我还会用中指和食指打出象征胜利的手势，他也会迅速用手势回应，彼此之间颔首，我俩就这样默契地鼓励支持着，成为了我们之间特殊的精神会餐!其实,当时唐柏桥被当成罪犯抓捕后，从一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转眼成为了一名囚徒，心理落差是相当大的，愤慨、失望、悲观的情绪始终在折磨着他!后来，他告诉我，我对他的这些举动给予了他很大的信心和鼓舞。想到自己能够为朋友做些有益的事情，我感到心里有了一些慰籍!
1990年9月,我被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投入湖南龙溪监狱服刑，刑期四年。一个多月后，柏桥也被送到这里，.罪名是“反革命煽动”，刑期三年。在入监队里我们重逢了!朋友相见格外亲切，有说不完的心里话。他是1967年出生的，大我一岁，我就以一直“柏桥兄”称呼之。
柏桥兄个性开朗、平易近人，十分健谈。一到入监队就成为了我们政治犯的中心。他胆量颇大，为人坦荡。抨击时政，探讨问题，口若悬河，旁若无人，与某些政治犯的畏首畏尾，故做神秘的样子，比较起来有天壤之别。从他那里我学到许多政治知识，他的民主理念，让我至今都感到受益匪浅。遇到极其幼稚的提问，他也不会有轻视的举动和神色，而是耐心解答。我经常性地“刁难”他，他总是坦然自若地回答“我与你一样，不晓得”，有时被我弄得满脸羞色，也不计较。
他兴趣广泛，组织能力强。篮球打得特别好，在球场上生龙活虎，出尽风头。他很快就成为了龙溪监狱的风云人物，许多刑事犯也争相与其交往!
一个多月亲密无间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我被分到了七大队，柏桥分到教员组，担任犯人教员。犯人教员在劳改场所算是特殊犯人，因为不必风里雨里出工、收工，没有劳役之苦，而且还可以相对自由地串串监。柏桥兄也来我这里看望过几回。但都是来去匆匆，让我心中颇为遗憾。
1991年春天，唐柏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居然对某教导员口出狂言：“我连江泽民都不怕!难道还怕你?!”这在劳改机关本来就是大逆不道的反改造、反革命言论，何况还是针对教导员挑战!好在被批斗了几次，也就不了了之。我由原来欣赏他的口才，佩服他的胆量，变得为其担忧了!须知祸从口出，在劳改队因言论而丟去小命的悲剧太多了。
但是，唐柏桥不长记性，没隔几个月又出事了!这年冬天，他在教员组召集部分犯人聚会，为即将出狱的政治犯饯行，被人告密而关进了严管队，被全监狱开大会批斗，同时被牵连的政治犯有：周志荣、张晓军、谭力量、陈钢、熊晓华、周礼武、钟华等人。整个一“反革命集团”!好在当时正值中央有关于释放一批刑期较短、服刑时间过半的高校学生类“六四暴乱分子”的政策，唐柏桥和张晓军、唐力量、周礼武几个人刚好搭上这趟车，不但逃到一劫，还得到了立即假释的好处，真是好不羡煞我也!到1992年底，政治犯之间就传出他出国的消息。
我就没有柏桥兄这般幸运了。我所在的七大队从事碎石、织渔网、编棕垫的业务。不是体力强度大，就是劳动时间长的活。没完成任务不但要受体罚，而且还要交折算补偿费。钱从家里汇款中扣除，连每个月三块的零花钱也不放过。有的犯人甚至于在与亲属接见时，遭狱警向家属索要。我在七大队两年多时间，共被扣去400多元钱，还被几次关禁闭室、严管队。最长一次严管时间长达两个多月，磨掉我十几斤肉。
十四大后，市场经济的观念被唯利是图的狱警理解得相当“透彻”、运用自如。于是各种名目、花样百出的捞钱手段，都被冠冕堂皇地视为“胆子放大一点，裤子可以脱下一点”的改革开放行为!龙溪监狱在广东惠州投资地产，在湖南省投资金矿。以主管狱政管理的副监狱长谭显运为首，成立某某狗屁公司，打着集资建狱的愰子，大肆收刮犯人及家属钱财。犯人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生产任务一路飙升，劳动时间毫无约束，犯人苦不堪言!犯人的立功、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更是明码标价。一时有钱的犯人闻风而动，无钱的犯人一筹莫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犯人正人手一份《中国劳改状况白皮书》，组织服刑人员学习体会政府劳改政策的英明伟大。愚民政策手段之低劣，由此可见一斑!
1993年元月，我减了四个月零十天徒刑，在狱部办理释放手续时，被告知要交200元减刑材料费，另外因为劳改局宋鸿余副局长要求监狱将我送到当地公安机关，狱政科还对来接我回家的弟弟说，干警一路开销及差旅费均要家属承担。我终于怒不可竭，在沉默中爆发了!我气愤地冲出狱政科办公室，到新邵县检察院驻龙溪监狱检察室去投诉，希望能讨个公道。一个姓曾的检察官象看怪物一样盯着我.几分钟之后，谭显运带着几个喽罗赶到检察室。也许他这辈子都没想到，竟然有犯人敢如此触犯他的天条!他憋着个猪肝脸,气急败坏地瞪着我，对我们七大队的管教石书堂喝斥：“把他拖进去!”我顿时感到天崩地裂，几乎不敢相信!天哪!这可是在监督狱方执法公正的检察机关、在光天化日之下呀!我在曾检察官毫无表情的注视之下，被拖拽出来，押往监区，并把我的减刑裁定书和释放证收走。我弟弟出乎意料，惊慌失措，忙不迭地给谭显运这个魔鬼作揖哀求，却被告知何朝晖扰乱监管秩序，没有改造好思想，要撤销减刑。我弟弟眼含热泪，爱莫能助地看着哥哥重新进入魔窟!我永远都记住这一天——1993年1月17日。也请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记住这个日子!记住湖南省龙溪监狱!记住谭显运这个王八蛋!记住共和国法律和何朝晖的尊严被强奸的这一刻!我当时痛不欲生，悲愤交加!这该死的唐柏桥坐失“良机”，没有能够看到牢狱里这最生动、最疯狂的一幕，于我于他都是一大憾事!如果他在龙溪感受了这些党的 “阳光雨露”政策，也许他的人生感悟会更深些，对他的事业帮助会可能更大些!按长沙“流界”{长沙流氓阶层自称}的说法，唐柏桥坐的是“幸福牢”，恕我不恭!这个想法虽然有些不人道，但请柏桥兄万勿见怪!
1993年2月1日,经过我“深刻的思想认识”和违心地深刻“检讨”后，谭显运终于高抬贵手，在非法拘禁我十五天后，将我释放。为了怕我翻案，他让干警带着我元月十七日的释放证和检讨书，将我送到长沙朝阳街派出所报到。我的尊严和灵魂又被残酷地强奸了一次!在归家的路途中，我含着泪水仰望苍天，悲壮地呐喊：给我机会!我要将这世间的魔鬼全部掐死!{注：见证我这次悲惨遭遇的人有：邵阳张飞龙；湘潭陈钢、熊晓华；桃江邓安飞等人}
回到阔别了4年的郴州。我的母亲因为忧虑和操劳，落下脑血栓、中风的病症，同时我也失去了长沙铁路客运段列车员的工作。1993年4月间，我弟弟突然从株洲给我带来一封信，信是某女士写给我弟弟的，说是受“全美学生自治联合会” 的委托，打听我的下落。接信后，我就知道是唐柏桥兄弟所为，心中顿时百感交集!回信后，我不久收到了“中国人权”的信函及100美元支票，尽管资助不多，但我却很是感动和亲切。由于我的父母坚持不让我提取，我就将支票和信件保存起来，当成一份珍贵的纪念。于是从此知道了，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有柏桥兄、刘青先生等诸多同仁在为促进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事业努力奋斗着。我们彼此牵挂，彼此安慰和鼓励。从此，我不再感到孤独，不再沮丧!
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我们的经济条件所困，我们与柏桥兄及海外朋友的联系，一直不通畅，只是偶尔从收音机里知道他一直都在为民主鼓与呼。1998年元月，我组织郴州市几百名摩托车司机示威游行，并将此消息在邮电局用传真发给了在香港从事工人运动的韩东方先生。郴州警方于三月初将我拘禁，其间柏桥兄弟为我在海外奔走呼吁，向煤体写文章揭露真相，千方百计向境内朋友和我家人打探我的下落。我在被软禁了十余天后，巧妙地逃脱出来，开始了逃亡生活。我先后从朋友和家人口中听到柏桥兄为我所做的这一切，我又一次感到温暖!
在逃亡其间，韩东方先生寄给我6000元港币，唐柏桥也通过“美国俄亥俄州社区基金会”鲁永振教授，寄了三百美元给我。我打电话过去表示感谢，并声称要对得起民运。柏桥兄却用极平淡、极朴实的语言对我说：“这点钱是筹给你的人道援助款，你不用对谁负责!我们之间也没有上下级关系，我们是朋友!”八月间，长沙市的民运人士潘明栋先生，因患肝癌逝世，我冒险前去悼念，其间用聂雄的手机与柏桥通了电话。他的声音显得很是悲痛，并对我能去吊唁感到很高兴和宽慰!潘明栋先生是位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1989年学运其间，他在湖南省政府所在地附近五一路经营一家颇具规模的餐厅，招牌叫“五色盘餐馆”，他倾其所有，免费为学生和工人们供应饭菜。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吃掉他10多万元钱老本。在“六四”平息后，他因此也被劳动教养。在龙溪监狱其间，唐柏桥曾经多次提到他，言辞间充满了感激与愧疚，钦佩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他还叮嘱我要多去看望他，但是我仅仅在潘先生病重住院间去探望过一次，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资助，我感到十分对不起潘明栋先生!
1998年10月，我再次被捕，关押在郴州市第三看守所。我托人想办法给柏桥发了个传真。没几天就招来国安人员，兴师动众地对我的审问。我知道唐柏桥在美国肯定有了关于我的动作，心中暗自窃喜。看守所所长大发雷霆，说什么他们经过验收刚刚颁发的三级看守所牌扁，因我此事被省公安厅撤消了。想起他们平日里对犯人的刻薄劲，看到现在他们丑态百出的狼狈样，我心中直呼痛快!
1999年8月底，我被判了10年徒刑，罪名是所谓的“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罪”。服刑期间，柏桥兄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对我及妻儿的关心。我在狱中通过收音机知晓了他的一些事情：他是“中国和平”的主席，组织过1989“‘六四’全球巡回展览”，还是自由亚洲电台的特约评论员等等。
经过8年4个月的苦狱生涯，2007年2月,我又一次被释放回家。被捕时儿子不满3岁,现在已经12岁了。父母亲也是风烛残年，弱不禁风，家中欠债两万余元，妻子不堪生活压力，不愿跟我过朝不保夕、担惊受怕的日子，于是离婚!孩子归我抚养，家庭债务我来承担。国安人员还不时来进行告诫一番。再看社会，依旧是鬼魅横行、光怪陆离，我顿时心力交瘁，一蹶不振，跌落到人生最低谷!郁闷、狂燥到了极点!打个电话给长沙的刘建安老师说：我很不便，让朋友们不要来打搅我!尽管如此，但生活还是要过下去。找了个工作，800多元钱的月薪，干了一个多月，由于不能忍受老板对员工的刻薄，与老板拍了一通桌子后，讨了1200元工资后走人!后来，借钱买了辆旧摩托车，在火车站广场从事非法营运。从此每天不分昼夜，风来雨去地为生计奔波，3元、5元地与乘客周旋、计较着，学会了对交警和城管人员点头哈腰、满脸陪笑……
日子就这样毫无生气地过着!偶然的一个机会，我鬼使神差让朋友上网查看有关我的信息，在网上竟然看到了唐柏桥和刘建安老师关于我的文章，心中一时格外惊喜，格外亲切!叫朋友打印了下来，回家一遍遍品味。柏桥兄的文章写于2003年“六四”前夕，光标题就让我汗颜不已：《“六四”精神不死，朝晖浩气长存》，文章中的溢美之词即让我羞愧不安又催我振奋，可能因为信息渠道的原因，有的事例还有些出入。刘老师的文章《记何朝晖》就朴实自然些，这也许跟两人的性格、年龄、所处环境不同有关。但两位对我的关切之情都跃然纸上，显于字里行间!于此之后，垂死的心又慢慢复苏，竟有了蠢蠢欲动久违的激情!
于是,学着上网，登陆自由门.看《民主论坛》、《黄花岗》，与刘晓波、王丹、扬建利、黄琦、杜导斌、不锈钢老鼠等异议人士进行精神交往！……我又重新在自由理想的精神王国里翱翔!心中渐渐有了希冀，有了企盼!
柏桥兄现在是中华临时过渡政府副议长兼发言人，同时也是“中国和平民主联盟”的主席，可谓天降大任于斯人!我也深知海外民运风云变幻，纷争不断，有些人甚至于变得面目全非，国人不堪与其为伍。但我相信柏桥兄，是个响当当的湖南好汉!坚持不懈，定会大有作为!柏桥兄弟，努力吧!
何朝晖
写于2008年8月
via 何朝晖：我的柏桥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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