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正见网
纪录片《医疗群体灭绝》（Medical Genocide）是“中国器官摘取研究中心”（China Organ Harvest Research Center）的一部新作。视频以强有力的证据揭示了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爆增、且供体源源不断的秘密。观众看到：在大陆器官移植产业直线成长的背后，隐藏着种族灭绝的血腥和罪恶。 17年来，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猛增，器官供体源源不绝，吸引世界各国的病患前往。在巨额的商业利润背后，有许多疑问浮现：中国每年的死刑犯人数只有数千名，国内器官捐献制度极不完善，捐献者少之又少，大量的器官究竟从何而来？为何唯独在大陆，器官的等待时间如此之短？官方说辞为何与实际情况不符？
视频：《医疗群体灭绝》（Medical Genocide）（“中国器官摘取研究中心”制作）
十年调查
2016年6月22日，三位海外独立调查员发布了680页的关于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最新报告，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三位联合作者估计，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为6万至10万例，远远超过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在过去15年中，在大陆，估计进行了大约15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
调查员之一、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说：“据我所知，中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政府，以工业化的程序谋杀公民，售卖他们的器官。”
另一位调查员、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说，大陆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之多，令他惊讶，“比官方数据多出六到十倍。”
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了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良心犯的器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随后，美国国会、英国议会、欧洲议会、加拿大议会等都相继举行了听证会。世界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刊载关于中共活摘罪行指控的新闻报导，中共罪行进一步被曝光。
11年前，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由证人在海外首次曝光。随后，“追查国际”和独立调查员展开了十余年的调查工作，累积了大量证据，确认中共活摘罪行的真实性。
2006年，大卫?乔高与大卫?麦塔斯出版了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2014年，美国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7年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大屠杀》。他表示，他与乔高和麦塔斯通过不同的调查程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是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来源。
2006年，大卫?乔高与大卫?麦塔斯出版了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
美国资深记者伊森·葛特曼，10年来致力于独立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出版了《大屠杀》一书。
令人震惊的数字
调查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规模以及受难者的数量，复杂而艰巨。多位调查员经过十年的调查取证，把细碎的证据一点点拼接起来。其中，中共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等信息透露了许多内幕。
例如，2013年9月，北京大学器官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朱继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说：“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
针对这一条消息，独立调查员进行了交叉检查。他们对照医院的职员数量、病床数量、相关研究刊物、媒体报导、免疫抑制药物的采购量等，最后证实，4000例的数字是真实的。
葛特曼举了另一个例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有大约500张器官移植专用病床，在医院的内部信息显示，这些病床的使用率达到131%。这意味着什么呢？葛特曼解释说，以20-30天的平均住院期来推算，此医院一年进行的移植手术约为5千例。
这两家医院只是冰山一角，因此，显而易见的，仅仅几家医院的移植数量就轻易超过了中共官方所宣称的每年实施1万例器官移植的手术量。
在2007年，大陆有上千家医院向卫生部申请，希望能继续进行器官移植操作，最后只有169家医院获得批准。这说明，有上千家医院已经符合了卫生部所规定的器官移植所需具备的条件。
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曾告诉陆媒，“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十倍， 2005年又翻了三倍。”有“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在2011年对媒体说：“肝脏移植我们现在做的数字是全世界最多”。
在纪录片里，编导对照了美国的肝移植数字：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肝移植总量大约为每年6千例，而这个数字不过是中国几家医院的移植量总和。
2001年以后，大陆不断兴建新的器官移植医院、器官移植大楼、增添新病床，而移植手术的实施数量也随之年年增长。最新活摘调查报告显示，从2000年至今，仅中共批准的169家移植医院，就可能完成了上百万例器官移植手术。这并不包括其他许多家也在进行移植手术、但未获官方认证的医院。
国家驱动的产业
“中国国际器官移植网络辅助中心”在其网页列出了针对外国病患的器官价格–心脏15万美元，肾脏6万美元，眼角膜3万美元。乔高评说，这项产业每年可带来90亿到100亿美元的产值。
葛特曼提到，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薄熙来的副手王立军，就曾创办人体器官移植的现场心理课题研究中心，还获得奖项。2006年9月17日，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秘书长任晋阳在“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中说：“王立军教授和研究中心还针对药物注射后器官不易受体移植的难题进行了基础研究和临床实验，研发出全新配方保护液。”
当时王立军在颁奖典礼的讲话中透露，他们的研究中心就是为器官移植提供器官供体。他说：“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我们的现场，技术解剖的现场，器官受体移植的现场”。
“中国国际器官移植网络辅助中心”的网页上还提到：“在全国范围内，每年肾移植手术例数多达5000件以上。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于1984年10月9日联合颁布有关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持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
按需移植
超短的供体等待时间，是大陆器官移植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中国肝移植注册2006年度报告中提到，在当年实施的肝移植手术中，26.6%、即1150例的肝移植是急诊手术。也就是说，找到供体的时间只有几天甚至若干小时。
在英国和加拿大，肝移植的等待供体时间为几年，而大陆则只需要几周。
以色列著名心脏外科医生雅各?勒维（Jacob Lavee）讲述了一个病例：2005年，他的一位等待心脏移植的病人告诉他，以色列保险公司安排他去中国换心脏，手术已经安排在两周后进行。勒维教授觉得不可思议，移植心脏的手术怎么能够提前确定日期呢？难道说，有一个人要被杀死吗？结果，那位病人真的在预定的那天换了心脏。
2007年，昆明肾脏病医院介绍该院肾移植手术的优势时，提到一点：“本中心每周都有器官移植手术，是全国唯一开展供体找受体的器官移植医院”，还说：“若不成功，做到成功为止，不再收取手术费用。”
2006年，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题为“再次肾移植影响因素探讨（附50例报告）”。论文引用的50个病例，都分别接受过2次、3次或4次肾脏移植。
在中国东北，国际器官移植网络支援中心的问答页写道：“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
乔高提到，曾有一位病人从海外两次去大陆进行换肾手术。第一次，院方提供了4付肾脏，但是都不匹配。第二次，他又得到了4个肾脏，第4个总算配型成功。这意味着，有8个人因此遇害。乔高指出，“按需杀人”的器官移植就是反人类的罪行。
受害者与新式群体灭绝
中共当局声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后来又改口说是志愿捐献者。国际组织估计，中国的死刑犯每年只有数千名，而且自2000年开始下降。而中国传统讲究死后保留全尸。2010年以前，中国大陆还没有器官捐献机制，即使在今天，捐献数量仍然非常有限。因此，这两个所谓的器官供体来源根本不足以支撑庞大的器官移植数量。
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起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是从死刑犯身上获取器官，少量的进行。后来，开始使用良心犯的器官。
葛特曼介绍说，中共在1999年7月镇压法轮功。数十万计的法轮功学员陆续赶到北京，为法轮功鸣不平。他们被抓捕、关押在看守所。为了保护亲友不受牵连，这些学员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和居住地，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因此，大批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囚禁，然后悄然失踪。
麦塔斯表示，中共镇压法轮功学员的政策是“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活摘器官正是肉体消灭的一种手段。他提到，众多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接受体检和验血，就是为器官配型作准备，没有其他的解释。
葛特曼说，法轮功学员如拒绝转化就面临死亡，如不出卖朋友，也会受到死亡威胁。这是国家策划的群体灭绝罪。“我们没有想到，在纳粹大屠杀之后，会出现这样的医疗腐败。” 受训救死扶伤的医者，怎能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
雅各?勒维教授表示，人们应该做的，首先是了解事实。调查报告、书籍、事实，就摆在眼前，去阅读吧，而后你不得不信。他希望，所有的医生都行动起来，制止活摘器官的罪恶。
在法轮功学员和正义人士的积极努力下，自2008年以来，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经通过立法，禁止本国公民赴中国大陆进行器官移植。
美国343号决议案的联合发起人、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曾说， “我深信，这场对法轮功的灭绝式镇压将被视为一种最深重的恐怖。”
在影片结尾，葛特曼说：“这是新的形式的种族灭绝，而且是通过社会上本来最受尊敬的成员加以实施。这是时代的一个重大考验，我们再也不能回避。”
via 《医疗群体灭绝》揭露绝无仅有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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