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希望之声电台
土改批斗枪毙现场
中共建政前后，在全国发动的第一场运动就是土地改革运动，其血腥暴力程度前所未有。
相较之下，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民国在台湾也实行了土地改革，政府给地主一定的补偿金与企业股票，然后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把土地卖给农民。
这种和平赎买的土改，地主农民皆大欢喜，既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又成功地将地主的农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为台湾经济起飞、跨入“亚洲四小龙”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反观中共暴力土改，打着“耕者有其田”的旗号，全国数百万被戴上了“剥削阶级”政治帽子的地主乡绅，遭到抄家、批斗、毒打、甚至杀害，造成超过百万人死亡。
但是土改的结果，中国农民不但没有像台湾农民那样，成为土地的主人富裕起来，反在公社化大饥荒中饿死三千万。
中共土改为何一定要杀人？
事实上，在中共已经控制了政权的1950年，通过国家立法和执法，完全也可以达到“均贫富”的目的。那么中共为什么一定要暴力土改呢？
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但是时任中共党魁毛泽东坚决反对，他主张组织农民通过与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夺回土地。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也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于是土改演变成了一场流血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早在1948年就指示，将土改打击对象定为人口百分之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也就是土改中要打出3000多万个阶级敌人。
《九评共产党》指出，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借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四川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也在接受采访中表示：“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
政论家陈破空：“毛泽东亲自指示说：‘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所以它这个制造恐惧是有目的的，让基层老百姓在恐惧和紧张之中不得不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对立面，他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所以通过杀地主，通过夺取土地，既制造血腥和高压，又巩固和建立自己的基层组织。”
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1979》的记录，这场土改运动共分掉七亿亩地，土改前共有400万户地主，土改后只剩下254万户，有146万户地主家庭被“肉体消灭”了。
恐怖的酷刑虐杀
土改运动中的“活埋”
土改时常常召开斗争会，把地主富农押上台，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则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份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被就地枪杀。
1947年，一辈子造福乡里、毁家纾难支援八路军抗日，并在延安受到毛主席接见的红色士绅牛友兰老人，在晋绥边区的土改中成为斗争的对象，被儿子用铁丝穿过鼻子游街示众，最后被逼绝食而死。
据黄花岗杂志报道，“晋冀鲁豫边区”的阳谷县李庄的李姓人士，家有40亩地，自种自吃，也被定为地主，受刑时两只手腕被绳子勒得骨头外露，之后伤处溃烂，蛆虫乱爬，饱受痛苦而死。
在堤口、皋上等村，在斗争现场，地主被折磨得还一息尚存之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屠夫手持利刃，挖出地主心肝，拿回家下酒。而据目击者说，这位地主是一个大好人，经常救济有困难的穷人。
在河南杞县丁庄乡的斗地主运动中，发明了坐飞机的刑罚。把地主束缚后，用绳子系于牛身上，再在牛的便道上拴上火烛，火烧牛身体，牛就拼命狂奔，不到几分钟，人就血肉模糊了。
重庆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作家谭松，2002年开始调查川东土改历史，他走访了12个县市，访问了400多个土改亲历者，最后完成一部36万字的土改专访录，却未能出版。
他披露，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其暴力被合法化，为了向地主逼财，他们使出种种残暴下流的手段，包括动用酷刑：“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等等。
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乳房和肚皮往下滴油。
一名地主的未婚女儿被迫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下体反复朝里捅。
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
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
被屠杀的地主是坏人吗？
谭松在调查中发现，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较富裕的农民，而且中共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川东最穷的巫溪县，一家有两个煮饭的鼎罐就被评为地主。
更可怕的是，在土改中杀地主几乎就是按比例，按名额来完成任务，完全没有法律与道德的标准。
1947年9月24日，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刚刚结束，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就根据会议精神，发表《告农民书》，其中写道：
“雇农、贫农，是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最坚决的分子。……雇农、贫农当中，有些人虽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的帽子。
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不管他是什么样人，……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
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在中共统治前的农村，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
很多地主承担着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等责任。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地主，其实应该叫做乡绅，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是农村基层社会稳定的基石。
而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谭松指出，经过一年半时间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2,000多年的土地制度，不但摧毁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还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劣后果。
土改真相 至今不让说的秘密
土改因为涉及中共政权合法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区之一，敢于触及的学者少之又少。
谭松在之前做川东右派调查，被重庆当局关押了三十九天，当局警告他出来后不得离开重庆地区和再做调查，否则要关他五年。因此后来的长寿湖右派史调查和川东土改调查，都只能私下悄悄进行。
湖北女作家方方的长篇小说《软埋》，因为涉及土改运动，遭到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原中共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等中共左派猛烈的舆论攻击，将《软埋》定性为“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一株大毒草”。
不仅如此，地主富农当年被没收的财产和土地，至今没有得到偿还或者补偿，也从来没有为地主富农平反，似乎当年对他们的压迫仍然是合理的。
【希望之声2017年7月21日】（本台记者宋月综合报导）
via [中共百年真相]中共治下 农村冤魂知多少（一）土改杀人上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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