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希望之声电台
很多人都以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已经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停止了不断杀人的政治运动，而是投入与世界接轨的经济建设中。今天，在中共急功近利的橱窗式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人们对共产党又产生了幻想。
事实上，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是中国人民在仍然受到严密束缚下取得的辛劳果实，而这并没能使中共放下屠刀，它只是在极力地掩盖血污。
下面就来看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都是如何残忍对待农民的，农村又产生了多少新的冤魂。
（1）中共血浆经济 导致农村上千万人染病 上百万死亡
2001年9月30日，高耀洁医生去河南周口地区某村调查，刚进村，听到一个孩子叫：“下来！下来！”高耀洁寻声而去，推开一个破烂不堪的院子，走进北屋，看见一位年轻的妇人悬梁自尽了，一位两岁多的男孩，满脸鼻涕眼泪，一边哭喊一边啃妈妈的脚后跟。原来这位妇人和她的丈夫16岁就开始卖血，半年前丈夫去世，女人贫病交加，邻居亲人全部断绝往来，无奈也只好自杀。一个多月后，那位2岁的男孩也去世，他也是爱滋病感染者。
像这样的爱滋病人与家庭，高耀洁亲眼看到的不下千例。这些贫穷的农民，在政府“卖血致富”运动的欺骗下，因卖血感染爱滋病，全家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
祖母抱着爱滋孙儿，欲哭无泪
中国首个农民爱滋病互助组织负责人、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农民朱龙伟，妻子李霞在2000年卖血染上爱滋病，吃奶的儿子也染上了。为了救妻儿，他自学了解防治爱滋病的知识，在农村成立互助组织。
根据他2005年的统计，河南商丘市六柘城县双庙村，1990年代初响应政府‘以血致富’的号召，全村3800口人，80%以上的成年人即1227人加入卖血大军，有的家庭15岁以上的人全部出动，最后感染爱滋病毒的卖血者有887人，感染率为72.29%；死亡601人，死亡率高达68%，三分之一以上家庭都死过人，有33户人家死绝，还有爱滋孤儿53人，单亲儿童127人。在河南，导致至少30多万卖血的农民感染爱滋病病毒，至少是10多万感染者命丧黄泉。
白发人将送黑发人
事实上，卖血导致爱滋病流行蔓延，不只是河南，河北最早。河北、山东、山西、安徽、四川、贵州等地，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情况都非常严重，2005年，全国上报的数字有8万多人，但是民间学者评估出来的数字是84万。只是这些地方的灾情都被掩盖着，外界不得而知。
而河南艾滋病事件能特别暴露出来，是因为出了一个揭露真相的高耀洁。河南当局对高耀洁最不满的就是：“艾滋病又不是只有河南才有，外省都不说，为什么非要把河南吆喝出来！”
被誉为“中国德兰修女”的91岁医生高耀洁教授，也因爱滋病泛滥揭露真相而不得不流亡美国。她在香港出版的《血灾：10000封信》，通过一个个血泪交织的个案，展示出这场由官方主导采血致富而引发的血祸，殃及上千万人染病，上百万人死亡。
1995年到2002年，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深入河南驻马店地区农村做过百例以上的案例调查，结果显示，卖血人员爱滋病病毒感染率在60%以上。到现在，20多年，从时间上保守推算，爱滋病病毒携带者与因爱滋病死亡者的总人数应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民间有个打油诗，是爱滋村的写照：“多少伤痕在疼痛，多少冤屈无影踪。多少荒野飘孤魂，多少冤鬼在哀鸣。”
艾滋村里面的坟堆
那么这场灾难，是单纯因为农民卖血感染艾滋病吗？不是！
河南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刘倩，2004年至2010年间深入艾滋村实地调查后发现，这场灾难完全是一场由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号召与动员发起的“卖血致富”运动所衍生出的。
这背后，隐藏着政府与官商牟利的“血浆经济”。当时欧美保健品市场很大，利润也很大，而制造保健品的原材料就是血浆。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血液制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稀缺商品，中国直到80年代末白蛋白的产量也不过十多吨，根本供不应求，由于进口受限，价格高企。
而中国是人口大国，像河南这样9000万的人口大省，80%是低收入的农民，哪怕这7000万人有百分之一二愿意卖血，哪怕每年只卖一两次，也能创造上亿的价值！
面对这一本万利的买卖，中共把主意打到了中国农民身上，于是开始大量动员建血站，采血浆。中共卫生部亲自出公文，要求一个县建一个血浆站。到1992年的时候，基本上各县都有了血浆站……
当时河南政府卫生官员亲自动员，开血站的时候，县里的领导都要去剪?……当时的宣传语有：“卖血对健康有好处，可以预防高血压，可以治疗高血压；去旧血，换新血，有利于新陈代谢，对身体有益无害；不去卖血，说明你身体不健康，有病。”、“献血光荣，救死扶伤”……
此时，献一次血浆，可以得营养费40到80元不等，对于农民来说，这也是一个巨大诱惑——当年，河南最穷的20%人口年均收入才700元出头，因此，当时有大批的农民去卖血，甚至不少人专门卖血为生。
1993年到1994年，血浆经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政府又“适时”地开放了血液制品的出口，更大调动了采血收浆的积极性。不仅是防疫站、卫生局和医院，乡镇企业局、公安局、人武部、物资局，各种相干不相干的部门、单位都纷纷上马血站赚钱。
例如当时整个河南省血站超过230家，仅驻马店就有39家——这些都是由政府部门主办，经过省卫生厅批准的。“
这一切事实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场血祸是政府主导的行为，以剥削农民、甚至牺牲农民生命来换取其巨额利润。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也不解的说：艾滋病都是单采血浆才感染的，单采血浆是政府开办血站才开始的，要是政府不开血站，老百姓去哪儿卖血？不卖血咋会得艾滋病？
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表示：“爱滋病真正的真相就是大搞‘血浆经济’，像大跃进的方式搞经济，而采血方式又极为简陋，不讲卫生，导致爱滋病迅速蔓延。这是政府行为，因为高耀洁等人的民间广泛揭露，才让当局有所收敛，否则更加可怕。”
中共各级政府机关、官员赚足了钱，而那些因贫穷而卖血的农民，一个个在病痛中煎熬死去。“造成这场血祸的责任人，至今没有一个受到追究的，也没有一句道歉的话。”（高耀洁）除了被媒体曝光的村庄外，那些不为外界所知的爱滋村，没听说有政府官员去过问一下爱滋病人的情况，也没有医疗人员前去帮助。
河南卖血爱滋病人李霞对新纪元周刊表示，“村里的孤儿面临失学，发病的感染者没钱买药，地方政府不管我们死活，也不让我们接触记者……。”
许多农民因此去上访，但在河南，政府规定凡是跟血液有关的案件，无论是输血的或者是卖血的都不允许立案。而且血头们和主导、参与“血浆经济”的各级政府官员至今逍遥法外，有的甚至做上了高官。另一方面，在中国敢于揭露爱滋病真相的人士均受到打压甚至迫害。比如胡佳、常伯阳、王树萍等人。
血浆经济受害者上访
不仅如此，2012年，河南还出台‘平坟运动’，从爱滋病疫区开始，仅周口一带平掉200多万坟墓。坟墓多证明死者多，这是河南省地方政府强制平坟的重要原因之一：消除爱滋病灾难死亡人数的证据。”
2003年，吴仪副总理来到河南考查爱滋病疫区，接见了高耀洁，河南省随后向爱滋病疫情最严重的38爱滋村排出了工作组和医疗队。这以后，中共又从肇事者摇身一变，成为了“解救”爱滋农民的“救星”。
但是，中国官方虽然承认了这场灾祸的存在，却依然掩盖爱滋病祸的真实原因，那些想从政府拿到药品或者补助的农民，必须说自己感染爱滋的原因，是因为吸毒或性传播。
而且爱滋病突然又变成了一些人的“摇钱树”：当地官员的黑手直接伸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海内外慈善机构的捐款。至此，中共官员利用农民赚钱已到了极限。
高耀洁：“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说，她找到了220具尸体，说‘六四’是大屠杀；我说，我能在全中国找到因卖血或输血感染爱滋病死亡者的22,000个坟墓，这算不算大屠杀呢？”
河南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刘倩对法广表示：这“更凸显出体制本身的问题……最上层的权力集团只是对政权负责，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他们注重的是国际舆论。各级地方官僚只是对上负责，为的是保全自己的官位，没有人负责的体制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体制，这种体制下不可避免地肯定还会发生新的悲剧。”
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民，中共欠的血债远远不仅限于如此，请关注杀人“现在进行时”（2）对农村信仰者的酷刑与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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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声2017年8月11日】（本台记者宋月综合报导）
via 中共治下 农村冤魂知多少（五）杀人“现在进行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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