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十九大最大人事难题：王沪宁和栗战书不共戴“天”？》被一家海外中文网站原题转载后，网名“志在千里”者发表评论说：“习近平用的人学历都很低， 不是工农兵学员，就是高考恢复后专科， 夜大学毕业的， 要不就是没有学历。王沪宁，栗战书，蔡奇，陈敏尔，应勇，韩正，赵乐际， 刘奇葆都是这样的。公安系统的那批也如此，比如孟庆丰，王小洪，邓卫平，陈智敏…..
学历低当然不等于没能力，可是能人还是学历高的人群里多一些吧。江时代常委不是都是工程师吗？毛后不是一直强调干部年轻化， 知识化，奇怪习怎么找得到这么一大批低学历的人？？？武大郎开店……”
这位“志在千里”显然是对中共高层人事很有研究：王沪宁是“1972－-1977年上海师范大学 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读研究生之前和当年的习近平一样，是属于“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栗战书我们上篇文章介绍过了，属于“在职上大学”的“夜大毕业生”。
蔡奇官方简历的第一段是：1973.03-1975.09 福建省永安县西洋公社知青；1975.09-1978.08 福建师范大学政教系读书。和当年的习近平一样，是属于“被贫下中农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
陈敏尔，1978年10月至1981年8月，在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中文专业学习。当年屈就为“中专生“应该是应届高中毕业后高考没有达到本科录取标准。
应勇的简历中介绍的是1984.09--1986.07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修科学习，这个“大专毕业“是在职还是脱产在简历中被模糊带过。
韩正的官方简历中介绍：1982－1986年 上海市化工局团委书记（其间：1983－1985年复旦大学大专班学习）。1986－1987年 上海市化工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1987－1988年 上海胶鞋厂党委书记、副厂长（1985－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夜大学政教系政教专业学习，属于“在职学习“（也叫”不脱产学习“）的“大专生”。
刘奇葆的官方简历介绍他：“1968－1972年 安徽省宿松县洲头公社金坝大队刘屋生产队指导员、金坝大队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 1972－1974年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学习”。也是和习近平一样，在插队之后被贫下中农推荐入党当了大队干部，继而又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
孟庆丰的简历是：“1974.02-1976.05在浙江省奉化县西坞公社插队（知青）；1976.05-1983.09浙江省宁波地区公安处办事员；1983.09-1985.09在杭州大学公安专修科法律专业学习。这个”大专“学历是在职还是”脱产“也是被简历中模糊带过。
王小洪的官方简历中介绍他是“中央党校在职大学毕业(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哪里一年开始学习，那一年结束都被模糊过去了。
邓卫平的官方简历介绍他是“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在职大专班中文专业毕业，在职大专学历”。
陈智敏的官方简历介绍他是“1969年12月，参加工作（落户农村插队）。1976年12月湖南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毕业。”，也是和习近平一样，从知青变成的工农兵学员。不过，当年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政治学”，何来“政治学系”？所以笔者相信是“政治教育系”之误。
最后再介绍赵乐际。赵乐际的官方简历中记载：“1974－1975年 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知青；1975－1977年 青海省商业厅通讯员； “1977年2月至1980年1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习“。熟悉那段中国历史的人一看就知道，他赵乐际是当时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根据当时的政策，城市青年下乡插队满两年才有资格被“选调参加工作回城”，所以他赵乐际显然是当时的所谓“走后门回城”一类，提前回城一年便又被“推荐上大学”，这在当年是最为普通城市平民百姓痛恨的共产党官员的特权。
另外，外界媒体在评论赵乐际时注意到了他和习近平一样也是知青出身，但却把他说成是恢复高考高后的“七七届大学生”。事实上当时对“七七届”的定义1978年初入校的恢复高考高后的首届凭考试分数进入大学的的“首届高考生”。
为何“七七届”会是七八年初入校，这要从当年“恢复高考”的邓小平决策过程说起。
据当年的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回忆：1977年8月4日开始召开的邓小平亲自主持的有3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共开了5天，邓小平仅缺席半天。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新召进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清华大学当时的常委负责人发言针对的对象，包括了当时还在校的习近平。
邓小平插话令查全性大胆直言，他痛陈“现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
邓小平当即鼓励查全性继续说。查全性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的招生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发言时情绪激动，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全神贯注。
笔者引述这段历史，就是想说明这就是赵乐际当年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的真实背景。
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邓小平听完查教授的发言后当即拍板当年就恢复高考。当年10月11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接下来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全国高考用卷的纸张都没有着落。于是又是邓小平拍板，暂停印刷《毛选五卷》，“借“用纸张保证高考试卷所需。
笔者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无论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的“脱产学习”，还是“文革”后在恢复高考之后随之推广进来的“成人教育”的“脱产学习”形式，学员的学习经历无论是两年还是三年，都是“全日制”的在校学习。
而相对于“脱产学习”，“文革”结束后那些通过“不脱产学习”，或者说是“业余学习”所取得的“学历”，其“含金量”还不如“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们的“大学普通班学历”。
中国大陆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之后，所谓“成人高等教育”规模也日益扩张，夜大学，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函授大学应运而生。所谓“再职大学”学历，包括了所有的“不脱产“的成人教育学历，包括广播电视大学、夜大学，函授大学、职工大学这四类“大学”，其中的广播电视大学和职工大学从体制上讲相对独立，只是大部分师资都是从正规大学里高薪聘请的兼职人员，而栗战书等人“毕业“的所谓的夜大学和函授大学基本上都是寄生于一些以“创收”为目的的正规大学，简单说来就是正规大学以赚钱盈利为目的开办的“函授班”和“培训班”。如上四类“大学”的生源都有“在职”和“非在职”两类。统称为“四大生”。中共官方媒体都承认，“四大生”被社会歧视性的称为“黑四类”。其中的非在职生”毕业之后仍然会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囧境。不少单位的招聘公告上都赫然注明，“四大生除外”。上述“四大生”加上“文革”中产生的“工农兵大学生”一共五类，鄙视他们的称他们为“黑五类”，他们自己面对恢复高考后的历届全日制正规大学毕业生也自觉矮人一等，故戏谑自己是“五大郎”学历。
而中共高层领导人里所有“黑五类“出身者，靠参加正式考试，在公平竞争前提下为自己”漂白“了学历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沪宁，另一个是李源潮，详细的内容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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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习近平用人为何对“黑五类”情有独钟“？（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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