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禁网新闻: 有此一说：“一国两制”首创于王沪宁的内部文稿（高新）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蔑视“工农兵学员”习近平问罪“百度百科”？》中已经介绍了中共现任副国级领导人里，王沪宁和李源潮绝对称得上是“学而优则仕”。所有具备“黑五类”学历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王沪宁和李源潮属于“另类”。

恰恰是明白自己当年的“工农兵学员”的“学历”在恢复高考之后会遭到耻笑，所以当年的王沪宁和李源潮不约而同地发誓要摘掉自己“工农兵学员”的帽子。

一九七七年底恢复高考之后，一九七八年即恢复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王沪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考取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

出生於一九五五年的王沪宁,十七岁时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的西语系法语专业时,本意是被作为“工农兵大使”培养的,他所进入的班级亦被称之为“大使培训班”。当时中共政权分别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开办这类培训班,北京方面应选入校的多是一些高干子女或外交部、中联部系统的干部子女,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陈毅元帅的女儿陈姗姗,而且是经周恩来提名,毛泽东御笔特批。

不过,陈姗姗等人在国内培训一段时间后,即被派往英国深造。而王沪宁可能是因为学习的是法语,没有外派机会。当时一般的工农兵学员的学制为两至三年，他则在该“培训班”里受训近五年，离校后在出版局当了一年翻译即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从师《资本论》专家陈其人,攻读硕士研究生。

攻读硕士研究生后,王沪宁至少是上海方面的同批青年学子中,进入角色最快者之一。用其崇拜者的话说:“出道甚早,八十年代曾经在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独领风骚”。

这样高的评价,特别是“独领风骚”四个字,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理论界认同者有多少,令人怀疑。不过如此肯定王沪宁的人同时也承认，理论界本来就是谁看谁都不顺眼。所以,王沪宁出道之始,即不断遭受各种批评,比如认为他的著述过於“浅白”,不够“理论化”,并不具备“程式化”特点。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毛主义卫道士认为他的观念和理论是标新立异和离经叛道;支持改革政策的党内理论工作者认为他擅长用马克思主义义解释新问题,其见解和主张起到了赋予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现代实用意义的积极作用;而从理论基础上否定中共建党治国之指导思想者,则认为他不过是学会了一些《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中没有的政治学时髦术语,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地图解马克思主义“新意”,充起量具备一点为中共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找出“现代理论根据”的实用价值。更有看不起王沪宁的人干脆认为他的所谓“政治新论”不过是把马列文论、邓小平文选及西方的《君王论》、东方的《资治通鉴》“一锅烩”。

无论哪种评价较为中肯,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沪宁即开始在大陆思想理论界显露头角,一度曾是上海复旦大学最年轻的人文学科副教授,在整个大陆的政治理论界是叫得响的几位青年学者之一。用王沪宁自己的话说:“我的长项是政治哲学,对此道一向念兹在兹。但在中国变革的大氛围中,终究按捺不住,受外界热烈运动之感召,动手写起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文章。鬼使神差竟然写了一些,而且兴味愈增。”

五年前中共十八大刚刚开过不久，笔者即为本专栏撰写了《王沪宁：“入污泥还没染”的新科政治局委员》，文中言及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里的马凯和王泸宁都是典型的学者入仕，即使成为副国级领导人之后也仍然是醉心学术而不是热衷权术。

把马凯形容成“出污染而不泥”是因为他原本和薄熙来等人一样，都是当年在北京男四中长大的“文革”前的高级干部子弟，但却能洁身自好，既不贪财，更不好色。而把王沪宁形容为“入污泥还没染”，是因为王沪宁并非红色显贵家庭出身，当年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理论建树被江泽民和曾庆红相中才被强拉入伙，但踏足中南海的政治泥坛之后仍能保持清心寡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王沪宁的论文和译作在《社会科学战线》、《国外政治学》、《政治学研究》等专业刊物一篇接着一篇,令同行新老学者不得不瞪大眼睛关注;其触及当时最被关心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时论文章则在《读书》、《世界经济导报》等理论先驱报刊,及《文汇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拥有众多知识分子读者的报刊上连篇累牍,不但将影响力扩大至政治学专业之外的学界领域,也逐渐受到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和上海市领导人的注意。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与前景》、《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发展观》、《初级阶段与政治体制改革》等长短立论,曾引发起出许多或赞成或反对的讨论意见。其《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府功能的国际化》、《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主体性》、《论政治透明度》等文章,仅从标题看便给人思想非常“前卫”的感觉;而《当代美国民主共和制比较研究》、《当代西方政党的组织结构比较》、《当代政治学分析》、《国家主权》等文章和专著,更给人以研究视野十分开阔的印象。王沪宁自己解释自己这段时间的表现是:“颇有点(理论)‘介入’的味道。”

大概从一九八八年开始,王沪宁“理论介入”的冲动渐渐淡了下来。对於外界褒贬参半的评价,王沪宁统统回报以不经意的微笑，借编辑自己作品集之机诠释自我说:“我一直给自己设计了一种生活:清心寡欲地作学问,不受外部纷繁世界的骚扰和诱惑,象鲁迅先生所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我相信,学问出於清静,应当保持‘大脑卫生’。”

但熟知王沪宁的人士则反驳他的这段表白言不由衷。就在他热衷於“理论介入”的同时,即已经同当时上海市委的四大政治“新星”开始热线联络,这四大政治“新星”分别是吴邦国、黄菊、曾庆红和潘维明。

当时,一九八二年才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的潘维明已经高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虽因为党龄太短而没有被安排市委常委,但在市委新、老领导人眼中则是一个有能力、有思想的后备人才。

潘维明就任上海宣传部长后,曾发起一项“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构想,在招贤纳士的过程中,与王沪宁十分投机。就此王沪宁也就开始被曾庆红等人看重。据闻王沪宁的文章和著作又被曾庆红推荐给胡耀邦看过,胡耀邦下台后去上海休息,曾点名要见曾庆红、潘维明两人,言谈之间还提到了王沪宁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很有建树。

更有与王沪宁接近者透露,中共对香港采取“一国两制”政策的理论构架,最先是包括王沪宁在内的上海“二王”提出来的。“二王”的另一位叫王邦佐,复旦国际政治系教授,曾经担任过复旦大学教务长、上海师范大学校长等职,是王沪宁的学术前辈。

八十年代初期,上海理论界即有“二王文章”一说。二人当时曾经写过一篇从未发表过的理论报告，内容是根据中共当时已经许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后,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等内容,从理论上诠释一个国家内分别实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可行性,认为将香港从英国人手上拿回来后,应允许其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首先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个用词。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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