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禁网新闻: 揭中国体坛兴奋剂丑闻队医遭迫害逃亡德国

作者: 自由亚洲电台

原国家队队医薛荫娴持续披露中国兴奋剂丑闻，其本人和家人遭受打压报复。薛荫娴及儿子一家近日逃亡至德国。她在数十年间记载兴奋剂黑幕的68本工作日志，在她逃离中国之前已转移至海外。薛荫娴将向国际奥委会主席直接递交证据。

中国国家队医务监督组原组长薛荫娴与她的儿子、北京艺术家杨伟东及儿媳杜兴，近日成功逃亡抵达德国，一家三口已向德国政府申请政治庇护。

在过去数十年间，薛荫娴因对抗中国体制的黑暗，拒绝执行官员下达强逼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指令，并揭发当局大规模使用兴奋剂丑闻而遭迫害，儿子杨伟东也受到株连。

现年79岁的薛荫娴1963年于北京体育学院（现体育大学）毕业后进入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工作，曾任中国国家体委训练局首席运动医学专家兼国家体操队医务组组长，先后在国家田径队、男女蓝球队、女子排球队、国家体操队工作。她向本台透露，从1978年起被赋予政治使命的中国体育开始进入了兴奋剂时代，上世纪80年代，官员在内部会议上公开发出使用全面使用兴奋剂的指令。

薛荫娴：1978年10月11号，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先在全体大会上说外国运动员都使用兴奋剂，为何中国运动员不能使用兴奋剂？让我们研究在运动员身上使用兴奋剂，以后就是派一个大夫叫陈章豪从79年4月份到6月份去法国学习兴奋剂如何在运动员身上使用，回来以后就大会小会宣传要消除疲劳要吃兴奋剂。80年代到90年代，全国范围都在用。国家队当时有11个队。国家队训练局局长、党委书记李富荣说全体都吃，你反对他就是反对政府、反对党，吃兴奋剂利益集团的头子就是他。他们成立了兴奋剂研究小组，组长就是陈章豪，他就说吃兴奋剂叫吃特殊营养药。

薛荫娴回顾，官员靠兴奋剂催生出的成绩获得升迁，一些80年代拿过国际金牌的知名运动员，从最初的受害者变身既得利益者。在利益和官职的刺激下，使用兴奋剂大行其道，反对者遭到排斥和报复。在薛荫娴站出抵制后，前国家体操队总教练宋子玉也成为她的同盟军，两人先后被免职，1989年宋子玉在持续的迫害中抑郁而终。薛荫娴成为而个国家体制中罕见的孤独的反抗者。

薛荫娴：我当时很反对，结果把我的医务监督组的组长84年之前也给扒了，但是还给我留在体操队，我想为了运动员的健康我得守住体操队，1988年我拒绝给李宁打兴奋剂，但我想得太天真了，80年代、90年代得牌的人都被李富荣和陈章豪用兴奋剂管住了。国格没了，人格都没了。

薛荫娴特别指出，举重、游泳、田径、体操等金牌项目都是兴奋剂重点使领域；李玲蔚、昔日游泳队五朵金花，排球运动员巫丹等皆被检测出使用兴奋剂。中国体育官员一方面强迫运动员系统服用兴奋剂，一方面研究规避药检的方法；在1994年的日本广岛亚运会上，中国游泳队多名队员药检阳性；1986年汉城亚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选手李玲蔚爆出使用兴奋剂的丑闻，国家体委为掩盖真相以误服感冒药为由搪塞，并将责任推至随队护士黄美玉身上，导致黄美玉差点自杀。

薛荫娴所曝光的黑幕也被其他体育官员间接证实，中国前女排主教练袁伟民在2009年出版的自传《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披露，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进行药检时田径队获奥运参赛资格的7名运动员中，6人证实服用了兴奋剂或有强烈的服用禁药嫌疑。遂即终止其队伍参赛奥运资格。

但薛荫娴认为真相远未全部晒到阳光下，她以2012年中国游泳队运动员叶诗文，在400米混合泳比赛中的最后100米自由泳后程冲刺阶段，超出男子金牌得主速度这一违反科学及常识的案例提质疑，那就是中国体育仍未摒弃使用兴奋剂。

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叶诗文表现与2012年大相迳庭，早早出局。

受母亲影响，杨伟东从一个成功的设计师转为时代的记录者，他曾采访400名中国公知、学者、律师等。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自己的母亲做为中国体育兴奋剂黑幕的见证人，让当局的体育政治公信力破产，为此当局恼羞成怒不断打压报复他的母亲，他和弟弟全家也被株连。2007年，杨伟东的父亲杨克同刚刚动完手术，国家体育总局来人上门围攻，杨克同于当年12月辞世，对家人的株连也触及到薛荫娴的底线；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国家体委派出了70多人的慰问队到她家中威胁，要求薛荫娴不得再披露兴奋剂使用内幕；其后杨伟东与母亲多次出境遭海关拦截，2015年7月，杨伟东到国家体育总局抗议遭拘捕，被关押逾三个月。

去年5月，病重的薛荫娴就医时，在当局的指令下，医院故意拖延其治疗，致使薛荫娴的生命随时可能遭遇危险。在此背景下，一家人在外交帮助下离开中国。

国保和警察多次到家中搜查，试图查抄薛荫娴数十年间留存68本工作日记，国保还曾收买薛荫娴的一个亲戚到家中寻找日志。庆幸的是，在薛荫娴出国前的数个月前，这些日志和其它黑幕资料已经经特殊渠道安全运送到德国和其它一些国家。

杨伟东向本台表示，母亲和他的心愿就是在自由的国度里，公开这些真相，为那些兴奋剂的受害者、也为自己寻求一种公正。他会和母亲亲自到国际奥委会向奥委会主席罗格提交这些资料。去年在欧盟驻北京使馆的一次活动中，薛荫娴已经委托欧盟驻华大使史伟向罗格转交信件。

杨伟东：从80年代以来，有多少得金牌的，有多少个得完金牌后在国家队当教练的，他们一脉相承，在做同样的事情。他（国保）一直想让我们闭嘴，他现在一直在寻找日记到底在哪儿。我们出来到德国来，一是逃亡，第二我们是要找一个公平，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小偷，谁不守规则。你的荣光是靠吃兴奋剂骗来的。关于中国兴奋剂的听证会，我们愿意出来做证。

另据杨伟东向本台透露，即使他们已经身处德国，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还在试图阻止和干扰他们，包括北京国保尝试用各种方法联系和威胁他们。他们已向德国政府报备相关情况，并致信德国联邦政府人权官员考夫勒求助。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东德也曾出现大规模服用兴奋剂事件，当时的东德奥委会官员包庇服药运动员，上世纪90年代，前东德体育部长埃沃尔德和医学顾问曼霍普那被告上法庭，并被判有罪。2005年，近200名运动员提告兴奋剂生产厂家，该厂家最后向157名运动员支付了410万美金和解。

德国联邦政府前人权专员勒宁表示，兴奋剂案件中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人权问题，运动员的权利，抗争者的权利都应该受到保护，不择手段的胜利者应该被谴责和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