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禁网新闻: 栗战书为习近平“卖力气”，王沪宁为习近平“出思想”（高新）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如今的习近平比当年的江泽民更需要王沪宁》中已经介绍了曾有王沪宁的门生向笔者介绍过王沪宁与新权威主义的渊源，认为王沪宁对“新权威”的关注应该是早于萧功秦、张炳久和吴稼祥。

已经有细心的读者提问令笔者关注到上篇文章中把张炳久笔误为张鸣九。特此致谢！

按照当年王沪宁的门生之一对笔者的介绍，王沪宁对“新权威”的关注始见于他的一份内部报告，而在“新权威”后面加了主义二字再进行正面宣传，无疑是有违于中共的理论正统。

笔者曾在网上读到一篇卢毅的文章《2009年回顾一场几乎被遗忘的论争——“新权威主义”之争述评》。文中说：大约20年前，中国思想界曾经发生了一场围绕「新权威主义」的论争。它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却充分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份子对中国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对其进程亦起到相当的影响，甚至延续至今。在论争日趋热烈之时，相关报导频频见诸报端。但时过境迁之后，近20年来则几乎无人提及，这显然是与其地位不相称的。

卢毅这位中央党校的教授介绍说：新权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据其代表人物吴稼祥介绍，1986年，他在上海就听到众多青年学者谈论政治精英，谈论现代化过程中的集权作用，谈论东亚诸国和亨廷顿。时任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王沪宁曾有一份报告，力陈改革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当时，北大博士生张炳久也在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举办的沙龙讲演上，主张我国现阶段应採用半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以适应发展中的商品经济需要。这些思想刚开始时被视为有悖於民主化进程，受到了理所当然的冷遇，几乎无甚反响。

时至1988年，思想界日趋活跃，而新旧体制不战不和的僵持局面又使我国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日益严重，新权威主义缘此东山再起。6月，在中宣部研究室召开的座谈会上，张炳久重申他两年前的主张，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使社会生活两重化，即经济上实行自由企业制、政治上实行集权制。他认为，从经济多元化到政治多元化中间尚需必要的历史环节，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当规模的发展中，这些环节才能提供出来，成为多元政治的社会基础。在这个阶段，笼统地提出民主，过早地採行多元民主制的政治运行机制是不聪明的。比较起来，由一些具有坚定的政治目标又不性急冒进的政治精英採取强制性的手段，稳步推行市场经济，并在此过程中为实现多元民主制创造条件，可能是一条更为可行也更稳妥的选择，即实行“半集权制”。他还批评说：“民主制要经过历史的发育。一些激进的人们不明白民主制尚须有历史发育的过程，因而有立即实行普选、议会政治、多权分立等等毕其功於一役的主张，其效果却会是欲速则不达。”

同年7月，上海学者萧功秦将新权威主义归於过渡性权威主义的一种，认为它是有别於开明专制的非西方外源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政治模式选择……
与此同时，时任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的吴稼祥也在《新权威主义述评》、《再谈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研究提纲》等一系列文章中，系统阐述了对新权威主义的认识，提倡以新权威主义推进稳健民主。他认为新权威主义与传统集权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建立专制的权威，而是用权威来粉碎个人自由发展中的障碍，以保障个人自由。剥夺还是保障个人自由，是新旧权威主义的分水岭。”。

在论证新权威主义的必要性时，吴稼祥首先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他认为任何国家的政治体制走向现代都必须经历新权威主义，国际经验中没有任何国家提供过首先建立现代化议会民主政体可以反过来更快地推进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成功例证。相反地，我们从中国近代史看到，先於市场化到来的政治多元化往往导致分裂混乱、帮会政治或军阀割据。由此可见，新权威是避免弯路，迅速通过市场化开往民主化的特别快车。

按照吴稼祥的说法，当时批判新权威主义的文章层出不穷，而支持新权威主义的人则了了无几。根据吴稼祥后来提供的名单，当时参与批评与批判“新权威主义”，八九六四事件之后被中共政权政治整肃甚至投入监狱或者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识界代表人物有一大批，比如曹思源、戈扬、胡绩伟、李泽厚、刘晓波、王若水、万润南、许良英、远志明、严家其、于浩成、张显扬等。但是，支持新权威主义的政治下场同样也好不到那里去。从八十年代中后期活跃无比的那一大批青年理论界精英里“脱颖而出”的只有一个王沪宁。

二十年前笔者在《江泽民的幕僚》一书中已经介绍过：若是按照西方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定义,江泽民的全部幕僚中,唯有王沪宁可以自诩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还一度被认为是“体制外自由派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王沪宁以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加盟江泽民智囊团的事实本身，便在中共党内党外引出一番强烈震动。

八九“六四”事件之前,在王沪宁的积极争取下,他所在的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教研室单独成系,王沪宁担任系主任。不久，他又兼任了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与萧功秦王稼祥和张炳久等人相比,，王沪宁同样是反对浪漫和激进的。但他进入政治学领域之初，便紧紧抓住改革与稳定的相关研究这一当年也是如今共产党政权的核心命题。所以虽然王沪宁和那些“新权威主义者”们骨子里都是维护共产党权威的，但正所谓“不但要走对路,还要进对门”,王沪宁那套独特的研究语言,妙就妙在不但深入浅出,让以江泽民为代表的,技术官僚出身,对当代政治学内容一窍不通的领导人们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觉得顺耳,而且绝对能够堂而皇之地端上共产党的会议桌面。

整个八九学运过程中,王沪宁表现非常低调,既未热血沸腾,也未公开出面替政府辩护。“六四”镇压过后,凡有较大影响力和读者群的刊物、报纸上干脆见不到王沪宁的文章,自然给人以消极抗议的感觉。所以北京方面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刚刚听到王沪宁调进中南海的消息时一时都觉得难以置信，弄不明白王沪宁是什么时候开始受到江泽民的器重。

接着,各种传说纷至沓来。有人说是曾庆红力荐王沪宁成功，有人说是吴邦国在接替上海市委书记后即已经请王沪宁主持上海市委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部门,王沪宁犹豫之间吴邦国已经进了中央,於是也有了王沪宁随之前往;也有人认为汪道涵长期对上海社会科学界特别关注,对其间出现的新人、新观点兴趣无穷,王沪宁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即已经是汪老前辈的“青年知己”,故汪老前辈早就在江泽民面前对王沪宁推崇有加……

无论是那一种传说更接近事实,王沪宁的理论建树令江泽民等中共当时的台前领导人找到了“共同语言”是毫无疑问的。注意一下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新解释，注意一下九二年下半年以后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人在各种场合里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承诺就会发，,类似的话语在王沪宁此前的文章和著作中都能找到。比如王沪宁关於“一定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不能靠移花接木(即不能搞‘全盘西化’),也不能搞揠苗助长(即‘稳定第一’)”的论述,关於“发展民主政治不能超过我国现阶段的条件”,“以发展生产力为中轴来发展民主政治,发展民主政治才能卓有成效”等论述,实际上已经成为江泽民等人对内对外讲话的模式化用语;而王沪宁关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有统一和稳定的政治领导”、“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等论述,更是为江泽民等人运用自如。所以当时中国大陆已经有人说王沪宁的论文选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辞典”,并不夸张。而这也正是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胡锦涛之后的习近平一个更比一个需要王沪宁、器重王沪宁的原因。无论北京政坛内关于王沪宁与栗战书已经矛盾至“不共戴天”的说法是真是假，栗战书在习近平身边的作用是可以被他人取代的，但王沪宁才是无人可以取代。外界有评论文章形容栗战书和王沪宁形同习近平的左膀右臂，但事实上栗战书不过是为习近平“卖力气”的，而王沪宁则是为习近平出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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